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还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

文章首先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

此文“规定”创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谁这样做，就是“歌德”，就有“党性”，就受表扬，谁不这样做，就是“缺德”，就成“修正主义”，就被辱骂。作者之所以要“歌德”，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不按着这种调子来粉饰生活，而在创作中认真批评落后的东西，鞭挞黑暗的东西，那就是“缺德”、“昧着良心”、“诅咒红日”，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像开展览会一样，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所盛行的词儿，又拿出来展示一遍。不能不说，这种风气是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