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7 17:02
武夷山摩崖石刻是位于中国福建省西北部的石刻。
根据区内资源的不同特征，将全区划分为西部生物多样性、中部九曲溪生态、东部自然与文化景观以及城村闽越王城遗址等4个保护区。核心面积63575公顷，核心次面积36400公顷，同时，划定了外围保护地带--缓冲区，面积27888公顷。
大自然赐予了武夷山独特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历代高人雅士、文臣武将在山中或游览、或隐居、或著述、或授徒，前赴后继，你来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们的性情，启迪了人们的智慧，人类的活动传播，发展了武夷山，为自然山水增辉添彩。先民的智慧，文士的驻足在九曲溪两岸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有高悬崖壁数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18处；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鸿儒大雅的书院遗址35处；有堪称为中国古书法艺术宝库的历代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乡民保护武夷山水和动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宫观寺庙及遗址60余处。这些遗存星罗棋布，如璀璨的宝石，镶嵌于武夷山的溪畔山涧、峰麓山巅、岩穴崖壁，将古人的智慧、先哲的思想、人民的劳动融于自然山水之间，为武夷山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给人以浑然天成的和谐美感。这在我国的诸多景观中是极为罕见的。
楷书，宋淳熙二年（1175）镌于六曲溪南的响声岩。东向，竖书18行。幅面（高×宽，下同）57×410厘米，每字19×19厘米，距地高度（字幅上沿至岩前站立地面，下同）190厘米。
题刻全文：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
注：“徐文臣”旧志作“徐宋臣”。
朱熹，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晚年自号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福建尤溪县。曾历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读，卒赠太师，封信国公。朱熹学识渊博，通儒、释、道大义，与张?、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在宋儒中影响最著。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等。朱熹一生与武夷山结下不解之缘，在武夷山生活、授徒、著述长达40余年。淳熙十年（1183，建武夷精舍）后世改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于五曲隐屏峰下。云集四方士子讲学授徒，招徕众多的知名学者，相继在九曲溪的两岸，构建书堂、学馆、山房。一时武夷山盛名远播，成为华夏的文化名山。他在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之余，还遍游武夷全山风景，写下大量诗歌，《九曲棹歌》至今脍炙人口，还在山中留下许多的摩崖石刻。偕游武夷山的领衔者为邵武理学家何镐（字叔京），曾任湖南善化县令。逝世后朱熹为之撰墓志铭；蔡元定（字季通），建阳人，朱熹的第一门徒，学者称西山先生，去世后谥“文节”，子蔡沈、孙蔡抗、曾孙蔡公亮都曾在武夷山留下摩崖石刻；吕祖谦（字伯恭），浙江理学家，朱熹学友，历官博士、国史院编修、著作郎，卒谥“成”。曾与朱熹讲学于武夷最久；范念德（字伯崇），建阳人，从朱熹游学；潘景愈（字叔昌），浙东学派理学家，陪同吕祖谦来访朱熹；连崧（字嵩卿），邵武学者，朱熹弟子；詹体仁（字元善，一度随舅姓张），崇安学者，朱熹弟子。
：纪游题刻。朱熹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率学友、弟子等人，偕同浙东派学者吕祖谦师徒前往与崇安县毗邻的江西铅山县鹅湖寺，同江西派学者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进行学术论辩，这就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以朱熹为代表）同主观唯心主义学派（以陆氏兄弟为代表）的一场大辩论，史称“鹅湖论辩”。行前，朱熹、吕祖谦偕同学友、门生等游览武夷山，并勒石纪游。 2、朱熹题刻 楷体，南宋淳熙五年（1178）镌于六曲溪南之响声岩。东向，竖书6行。幅面170×210厘米，大字38×30厘米，距地高度1200厘米。
题刻全文：淳熙戊戌八月乙末，刘彦集岳卿、纯叟，廖子晦，朱仲晦来。
注：民国《福建通志》、《崇安县新志》俱载有“晦翁”二字款识，实地看似无。
作者简介：朱熹，详见岩刻（1）。同游者刘岳卿名刘甫，崇安人，抗金将领刘衡之子，遵父嘱终身不仕，隐于武夷山水帘洞，朱熹与蔡元定等常到水帘洞共探理学奥义，逝世后，人们在水帘洞建三贤祠，祀刘子?、刘甫、朱熹三贤。廖子晦名德明、顺昌人，朱熹弟子；刘纯叟名尧夫，抚州金溪人，朱熹弟子。
内容浅释：纪游题刻。记录了朱熹与理学挚友、门徒频繁交往，切磋磨砺的情况。
武夷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意蕴，而这一切都能通过镌刻于碧水丹山之间的摩崖石刻得以生动、形象、直观的体现。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研究武夷山摩崖石刻丰富的文化内涵，正确的解读方法非常重要。而正确的解读方法又是建立在对摩崖石刻基本特征的整体把握之上。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对武夷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点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其次还要深入山中，对摩崖石刻作一番切实的考察和切身的感悟。在整体上把握武夷山摩崖石刻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一套科学的解读方法。
“帝王文化”既非研究帝王驾驭群臣的权术，亦非研究帝王开疆拓土的韬略，更非研究帝王治国安邦的治术，而是研究历代帝王对武夷文化的推崇和利用，极大地推动了武夷文化的发展。如“朱子理学”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学因此而赢得了更大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而成为“道南理窟”。再如武夷山道教神仙武夷君，自从被汉代帝王列入朝廷郊祀后，历代沿袭不绝。明代以后，每年中秋，地方官吏进山祭祀，亦延为传统。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武夷山道教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而被誉为“洞天仙府”。再如武夷山佛教的代表人物扣冰古佛，在历史上曾被闽王王延钧礼为王师。清初的铁华上人也曾贵为帝师，入京为康熙大帝说法。扣冰古佛、马祖道一禅师、道谦禅师等在宋释普济撰著的记载佛法传授谱系的《五灯会元》里都有其长篇传记，其他高僧大德也多蒙帝王敕封赐匾。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武夷山佛教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赢得了“佛国僧乡”和佛教“华胄八名山”之一的重要地位。
“历史文化”亦非按照时间顺序，对武夷山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而是从摩崖石刻解读的历史背景出发，对石刻作者和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人格个性、人生遭际、政治功绩、学术思想等进行史海钩沉式的研究，这无疑有助于对摩崖石刻内涵的理解。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重要监测项目，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专门设立了“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常年对包括摩崖石刻在内的文化遗产跟踪监测和保护。但是，由于各方面的技术问题，仍是见效甚微。
2010年，武夷山景区管委会对武夷山摩崖石刻监测、保护工作作了专门立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官员专门对此进行了论证考察，并将此列为保护专项和提供保护经费的支持。
根据立项，景区管委会与上海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技术实验室合作，由德国留学博士戴士炳教授主持实施，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对武夷山摩崖石刻开展了系统的保护工程。该项保护主要是建立武夷山摩崖石刻保护信息系统，开发石刻保护信息系统的软件，建立专项数字信息库；对全山摩崖石刻三维激光扫描，进行专业高分辩率微距摄影，为今后管理保护中提供较准确的风化变化的依据；采集GPS卫星定位数据，为所有摩崖石刻的位置准确定位，便于科学保护；输入所有石刻的其他历史资料，便于做好武夷文化的研究。
同时，对于摩崖石刻字面涂料进行科学研究，通过研究和实验确定一种对石质风化小，附着力强，色彩鲜亮的可靠涂料，以保证摩崖石刻成为较美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