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响应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联络西安进步同学，冲破反动当局阻挠，游行示威。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

1921年12月，武和屈武、邹均、张宝泉、刘尚达、崔孟博、韩志颖等十多个陕西同学组织起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并以通讯形式联络西安学生，一起创办了《贡献》月刊。武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6月，武止戈在南开中学毕业，前往北京，在这里一面复习功课，准备，应考大学，一面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他结识了陕西旅京学生领袖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钟健等；并在刘天章、李子洲的引荐下，多次拜访了李大钊，聆听了李大钊的教诲。

1923年初，武止戈经刘天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10月，武止戈参加了共进社的发起工作。特别是他为《共进》半月刊撰写的十多篇文章，旗帜鲜明，不少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赞颂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始祖”；“是一个大社会学者而兼大历史哲学者”；“更是一个实际运动的战士”。他积极给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共进》半月刊写稿，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联系陕西实际探讨进行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后来成为共进社的负责人之一。

1923年夏，武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积极发展壮大团的组织，组织团员深入工厂，帮助举办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学文化，了解时局发展趋向。在他任期的半年时间内，团员由不足百人发展到180多人，成立了20多个支部。

1924年初，党组织送武到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就教于著名共产党员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不久，团中央要他赴苏联学习，并在赴苏前利用回陕探亲的机会，帮助陕西建立团组织。5月30日武到渭南赤水，向王尚德（璋峰）转达团中央指示，详细询问了赤水发展团员和筹组团支部的情况，指出应多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入团，尽快建立团支部。王尚德根据武止戈的意见，很快建立了赤水团支部，不久又扩大为特支。6月上旬，武又到西安，与正在省立第三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魏野畴取得联系，举办了暑期讲习班，亲自召开青年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任务和入团条件，介绍国内外形势。鼓励青年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通过举办暑期讲习班先后接收了张秉仁等人入团，建立了西安地区第一个并由团中央直接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1924年7月，武止戈从西安经天津赴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多次聆听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各科成绩都很好，特别是俄语成绩出色，被大家誉为“活字典”。

1925年夏，武被派往西伯利亚和黑海地区从事工人运动。

1927年春回到莫斯科，转入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同时担任中国学生旅莫支部书记，在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军事，在苏联红军中实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武止戈请求回国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获准，次年2月回到祖国。按照党的指示，到张家口协助冯玉祥一起筹组抗日同盟军，同时担任中共张家口特委委员。1933年春，武止戈、吴化之等与在张家口的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陈镜湖协商，由陈负责发起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

1933年5月26日，在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任察省警备司令兼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武止戈任抗日同盟军高级参谋。国民党政府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华北大片领土沦于日寇之手，平津地区风云日趋紧张。这时，吉鸿昌受冯玉祥将军之命，出任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武止戈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6月下旬，武止戈协助吉鸿昌率部由张北出发，英勇进击，连战皆捷，收复数县。7月上旬，又兵分三路，乘胜追击多伦的日伪军。在攻克多伦城中，武止戈冒着枪林弹雨，亲临第一线协助吉鸿昌指挥战斗。他身先士卒，袒臂冲锋，经五昼夜鏖战，终于攻下多伦城。8月底武止戈回到吉鸿昌部任参谋主任，继续协助吉鸿昌指挥作战。此时，因前委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的错误决策，加上日军和国民党军以大于数倍的力量，围追堵截，抗日同盟军伤亡很大。10月13日中午，日本飞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抗日同盟军驻地许南园村进行狂轰滥炸。武止戈骑着战马，沉着地指挥抗日同盟军转移隐蔽，不料被日军炸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