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师典礼结束后，盟誓后，武王便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商都朝歌，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离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双方军队就在牧野附近摆开了阵势进行决战。

纣王认为自己有军马70万，可周军只有5万，这简直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可他哪知武王的军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之师，作战勇敢顽强，而他那70万大军中，一多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捉来的俘虏，他们平日受尽了纣王的压迫和虐待，对纣王恨之入骨，又有谁肯为他卖命。所以两军刚一交锋，奴隶们就掉转矛头，纷纷倒戈投降，配合周军攻打商军，纣王所谓的70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姜尚便指挥周军，乘胜追去，一直追到朝歌。

牧野战败之后，纣王逃回朝歌，感到已没有回天之力，就命人将宫里珍宝都搬到鹿台，然后放起火来，自焚而亡。朝歌的百姓闻听纣王已死，便列队欢迎周军入城。武王入城来到鹿台，看到纣王的尸体便连射三箭，并砍下纣王与妲己的脑袋，悬挂在宫廷外的白旗下示众。纣王的两个宠臣恶来、费仲也被斩首。群凶斩除，人心大快。从此延续了600多年的殷商王朝，随着恶贯满盈的纣王的自焚而彻底灭亡，史称武王克殷。

关于武王伐商的史实，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的利簋可以证明。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为周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簋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 大意为：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商朝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当地的军队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觉得很荣耀，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纪念这件事。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

《诗经》中对牧野之役歌咏道：“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牧野之役，以武王为统帅，太公望为总指挥，可能是持着绘有鹰徽的军旗，随风飘扬，士气高昂，故曰“牧野鹰扬”。

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追封父亲姬昌为文王，并分封诸侯。

由于过度的辛劳，姬发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病倒了。当时，天下尚未安宁，周室大臣们都担心姬发的逝世将会带来动乱。姬发的病情一度稍有好转之后，很快又恶化了。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尚未安宁的天下，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姬诵年纪尚幼，缺乏政治经验，不足以担起管理天下的重任，便把辅政的大事全部委托给了叔旦。不久驾崩。

牧野之战后，武王进入商都，分商的畿内为邶、鄘、卫三国，以邶封纣子禄父（即武庚），鄘、卫则由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分别管理，合称三监（一说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以监视武庚）。随后派兵征伐尚未臣服的商朝诸侯，据记载征服者有99国，臣服652国。

武王四年（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后，还师西归，在他新迁的都邑镐京（即宗周，今陕西西安西北沣水东）举行盛大典礼，正式宣告周朝的建立。

周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相当严峻，武王以“小邦”之君统治如此大的区域，担心诸侯叛乱。为了巩固政权，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武王决定按功行赏，调整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实行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分封政治制度。先后受封的功臣主要有：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等。为了控制广阔的新征服区，周初沿用商的分封制，把王族、功臣以及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先后分封的有鲁、齐、燕、卫、宋、晋、虢等71个诸侯国。

周武王这种封建其主要的目的有三：

一、安抚殷民：封纣子武庚于殷，并在殷的周边，设邶、墉、卫三国，封给霍叔、管叔、蔡叔，用来监视武庚，此举明告天下，灭纣是吊民伐罪，无灭殷绝祀之意，以安抚东方的殷人。

二、兴废继绝：把焦、祝、蓟、陈、杞这些封国，封给有功德于人民的古代帝王的后裔，表示崇德报功之意，鼓舞民心。

三、移民实边：齐、鲁、燕三国，为周在东方新的领域，这些封国为移民实边攻策，而寓有区域的开发，足食足兵的用意，同时在政策的运用上，也可以说在殷民族的后方，建立了牵制的力量。

宗法制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西周时期。周武王灭商，统一天下后，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管理体系。

宗法制是一种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权利继承制度，源于父系氏族家长制，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主要用于区分嫡庶、亲疏关系，目的是在家族内部确立地位、财产的继承权，完善和巩固分封制，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大宗在家族内部因有财产的继承权，所以受到庶宗的敬奉，即所谓的“尊祖敬宗”。

配合政治组织中的分封制，社会组织中的宗法制，文化思想中的礼乐制，周武王在经济方面实施了井田制。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受封者还要向国王承担义务，就是要向国王交纳贡赋，以此，周王有效的控制着广大的国土，并将人民约束在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中。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与西方的庄园不同，伴随着相应的政治制度不同。西方的庄园制度，大块的耕地由农民合作公耕，农民附属于土地，所以是农奴，也就是奴隶制。土地拥有者即是贵族。中国的井田制是把土地划分为井字形，农民并不附属于土地；土地所有权虽是贵族的，但农民并非农奴，所以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也不同。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奴隶社会，也没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拥有短暂的封建社会。从商鞅废除井田制度之后，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

周武王建立西周后，开创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伟大措施，其核心思想为“敬天保民”，从此陕西姬周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政治组织中的分封制，社会组织中的宗法制，经济组织中的井田制，文化思想中的礼乐制，影响中国长达三千多年。

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周礼严格区分和限定了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所处的地位，从国家制度和宗法层面对国民予以强制性约束，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差异化社会，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统治者采用音乐，用精神和文化的感召力来作为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引起的种种对立和矛盾。

周武王有着广阔的心胸和长远的眼光，同时有着果断地处事能力，在看到商朝的无道，他打出了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旗号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大大的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伐纣的过程中，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自带领兵马直捣朝歌，打了纣王一个措手不及。同时周武王有着很杰出的个人魅力，他也因此受到人们的爱戴，这也是他获得人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武王陵

周武王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北郊五陵原，行政区划归渭城区周陵街道，距咸阳市区5千米。

由于周武王陵在周文王陵之北，周文王陵西南方向约1.3千米陵照村北有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陵，周文王陵东南方向约1.6千米新庄村西有周成王之子周康王陵，周成王陵西南约1.8千米还有周康王重孙、西周第六代国王周共王陵。因此民间用“背儿抱孙”形象总结这一带周陵分布形式。

周武王陵位于周文王陵北，陵前有新修水泥台阶，平台上是高大的碑楼，上书“周武王陵”4个大字，为清陕西巡抚毕沅所立。

史载周武王“骈齿，望羊（阳）”。即有双重牙齿，视野广阔。后人解释是武王灭商需要武力，多长出一重牙齿，以示刚强，望阳表示能高瞻远瞩。

姜子牙助武王伐纣时，一次行军途中偶遇一只貔貅，但当时却无人认识，姜子牙觉得它长相威猛非凡，就想方设法将它收服并当做自己的坐骑，带着它打仗屡战屡胜。周武王见貔貅如此骁勇神奇，就给他封了一个官，官号为“云”。

臊子面起源于周朝。相传周武王伐商时在岐山遇到像“龙”的怪兽。杀了怪兽，为了鼓舞士气，决定每人分吃怪兽肉。但是人太多，不够分，就煮汤每人分喝一碗，感到很好喝。这也是岐山臊子面的雏形。

巨桥，古桥名，位于今河北省广宗县张葛集村。周武王灭纣后，遣南宫括散发巨桥仓的粮食，赈济饥民，史称巨桥发粟。巨桥发粟表明了周王朝与殷商王朝截然不同的施政方式，即由“敬神贱民”变为“敬天保民”，是周武王实施仁政的具体体现，为周初稳定民心起到了表率作用。

明代著名作家许仲琳的代表作《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在姜子牙的辅佐之下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开启周代八百年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