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30 17:19
《死囚末日记》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创作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死囚的内心独白。
《死囚末日记》共49节。第一节概述囚犯等待判刑前的痛苦。第二节描述了法庭审判的情景，囚犯经三天审讯后被判处死刑，关入死牢。第三至第十七节，记述死囚在等候上诉回音的六周间的日益增长的恐怖情绪。第十八至四十九节，描写死囚被行刑前的经历和感受。小说展示了一个死囚在行刑前的恐怖心灵历程。作者试图通过对囚犯内心痛苦的生动描绘，突出其反对死刑的主题。
时代背景
《死囚末日记》发表于复辟王朝溃灭的前夕。1829年是法国政治斗争相当激化的年代，查理十世为了取缔带有明显资产阶级色彩的改革成果，强行实施反动政策，使极端保皇党人掌握了大权，激起资产阶级立宪派和自由派的反对，助长了全国革命情绪的高涨。
1826年之后，法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并延续了很长时间，到1829年左右，法国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和农业歉收局面，劳动者本来不堪忍受的贫苦生活更趋恶化，大批的城市居民也无法谋生，城乡都出现了一片贫穷、饥饿的景象。迫于生存要求进行犯罪活动，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然而复辟时代的法律对穷人是残酷无情的，因此，各地的断头台，就成了这一政权凶恶本质的象征。死刑是突出的社会问题。王朝政治上的反动，广大人民生活陷于困境，全国革命情绪的普遍高涨，是《死囚末日记》出现的直接社会原因。
据《雨果夫人见证录》一书记载，雨果多次在巴黎市街上遇到赴刑的囚车。一次，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雨果看到刽子手在断头台上试斩首刀，为了落刀爽利，还给刀槽涂油。这事引起雨果的联想，狱中定有一个绝望的死囚，正在“呼天抢地的发狂发怒，或者由于恐怖之极而变得麻木无知，听凭人把他捆绑起来”。现实与联想构成的凄惨景象，使作家极为厌憎。第二天，他便着手写作《死囚末日记》。
文学背景
1827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概括回顾了人类社会、诗歌和戏剧发展的历程，严厉批驳了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提出了文学创作的新主张。他反对任何体系和陈规的束缚，鼓励作家摆脱古典主义的条条框框，抛弃旧的创作模式和观念，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走自己的创作道路。《死囚末日记》就是他在小说领域勇于创新的例证。
《死囚末日记》是雨果继《冰岛凶汉》和《布格—雅加尔》之后创作的第3部小说，于1828年10月14日动笔，1829年2月3日出版。
主人公
雨果虽然有意避开了对主人公的生平传记作正面交待，但是，也决不能把主人公理解成完全是作为一个囚犯的抽象意义上的代表。小说通过只言片语，已经暗示出主人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主人公是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形象出现在彼塞特监狱的。他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家庭生活较为富裕和讲究，他外出乘马车，还常去灯火辉煌的戏院，也参加教堂的盛典，连女儿也有保姆陪伴。
在死囚绝望的呼号中，雨果发出了对不公正的、丑恶的法律的控诉：“事实上，有了坏法律才有坏人，我原来不是坏人呀！对于一个死囚犯，法律剥夺的不仅是他的生命，还有他一家人的幸福。死刑让“母亲没有儿子，妻子没有丈夫，女儿没有父亲。”而他死后什么也不能给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留下，因为“斩首的机器未免太昂贵了”，他的遗产仅够支付诉讼费用，这又是对法律的一大嘲讽。
雨果在小说中表达出对市民的愚昧和麻木不仁的失望，他认为市民阶层对生命的漠视实际上是充当了刽子手的帮凶。市民们居然把观看死刑犯作为一项娱乐和消遗。在法庭上，来旁听的人挤在法庭的凳子上，“就好像围着一具尸体的许多乌鸦似的。”狱卒后然像出售动物园的门票一样，让爱看热闹的市民到监牢里观看死刑犯，从中获利；在给苦役上锁的看守中，也混杂着特意从巴黎赶来看热闹的人。在行刑的日子，广场上通常水泄不通，连周围的大街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街道两旁的窗户都塞满了伸长了脖子的脑袋。人们对行刑场面的渴望近乎狂热，，以至有人高价出租窗口供人观看行刑，据说常常出租一空；桌子、椅子、木架子也全部拿来出租，供人站在上面更好地观看，刑场附近的居民还常常备好酒和水果，约请朋友一同观看。
小说中还反映出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贫穷导致犯罪。在审判庭管押所，死囚遇到了另一个刚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讲述了自己沦为死囚的过程。这个人从小父母双亡，为了填饱肚子而犯罪，服了整整15年苦役，重获自由后，他希望靠自己的劳动成为一个好人，但是这个社会都将所有的出路全部堵死，他已经被牢车地刻上了苦役犯的印记，他被剥夺了成为好人的权利，为了生存他只能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这个犯人身上可以看到后来《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影子，为了偷一块面包充饥要付出终身苦役的惨痛代价正是从贫穷开始，雨果将目光投向了苦难的人们，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创作的主题，控诉这个残酷的社会。
《死囚末日记》一反传统，除题目外，从一开始，“判处死刑！啊，五个星期以来，这个词儿（念头）。一直没有离开我，它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让我麻木，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直到小说结束，“啊，多么凶残的人！我觉得有人从楼梯上上来了……这时正是四点钟”，叙述者“我”一直贯穿于小说的始终。
“我”作为叙述者，可以潜入人物的内心，用人物的眼睛去看，站在人物的角度去思考，去感受，可以增添真实感，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我”作为叙述者，读者就不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当事人”就不会对“自己”的事情无动于衷，就更易被打动。如第14章中：“刺骨的毛毛雨使天气变得寒冷起来，并且把囚犯们的灰色粗布裤子淋湿变成了黑色，紧紧地贴在他们的膝盖上。短头发和长胡须上都在流水。只见他们冻得脸色发青，全身发抖，牙齿格格作响……队长一声令下，只见棍棒雨点似的打在囚犯们的肩膀上和头顶上，于是大家都住口了，恢复了被称之为‘秩序’的外表上的平静。然而，囚犯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复仇的怒火，捏紧的拳头在他们膝头上发抖……”“我”目睹了囚犯在赴土伦服苦役前的这些情景后，发自内心地喊道：“啊！老天爷！宁可死一千次，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意服苦役”，“我”的这种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服苦役的感受，一下就会使读者对监狱里非人道的待遇产生憎恶，对苦役犯产生同情。
小说在描述“我”的内心活动的过程中，不是遵循线性逻辑时间，对“我”的心理活动做客观的描述和一般性的理性分析与结论，而是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概念，时而独白、时而梦幻、时而回忆、时而联想、时而幻想，真实地再现“我”思维活动的整个过程，对“我”的心理活动做出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据以做出理性的分析和结论。
《死囚末日记》是法国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成功的心理描写艺术，丰富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宝库，为以后的法国作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争议
《死囚末日记》一问世就遭到了文学批评界的猛烈抨击。该书的内容首当其冲。儒尔·雅南于小说出版的当天就在《日报》上撰文，批评该书充满恐怖，读来令人恶心。一度是雨果朋友的夏尔诺迪埃1829年2月26日也在《论坛日报》上发表评论，认为该书虽然分析细腻，但毫无用处。他说：“别人无权要我对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感兴趣，”既然读者对主人公的生平一无所知，就不会对主人公感兴趣，更不可能对主人公的遭遇产生任何同情，这不能不令人遗憾。雨果1829年2月28日在《死囚末日记》第3版的序言中，不得不以对话的形式罗列并反驳了该书百版后半个月来密集的指责：“充满恐怖的书”、“读了令人毛骨悚然”、“读了会做恶梦”、“读了要吓出病来”、“该书伤风败俗，趣味低下”……
该书的形式更受非难，成了批评的焦点。而且，对《死囚末日记》是否属于小说的争论，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初还未停息。的确，《死囚末日记》在形式上与传统小说格格不入：既没有故事，也没有情节。说它是自传体小说也显然不妥，因为小说主人公“我”与作者无关；说它是书信体小说也不恰当，因为它不像《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样，主人公“我”通过“写信”的方式向“你”倾诉情怀：说它是日记体小说也相去甚远，因为它既没有按线性时间顺序，也没有记录主人公的日常活动。所以，当时的否定意见占上风。亨利·梅肖尼克含糊其辞，认为不论散文也好，短篇也好，小说也好，反正是一本书：伊夫·奥杰称《死囚末日记》不过是雨果的一篇类似日记的小册子：保尔贝雷则直截了当地断言雨果的《克洛德·格》和《死囚末日记》都不能算小说：埃德蒙·比雷甚至认为雨果当时写这本书是“心血来潮”。持否定意见的人普遍认为，《死囚末日记》在雨果的著作中无足轻重，该书在当时之所以受读者青睐，是因为书的主题是反对死刑，迎合了1830年法国革命前夕的民意。当然，也有少数评论家对该书持肯定态度。
名家点评
评论家居斯塔夫·沙尔里埃：作品部头虽小，但形式独特，标志着当时作家思维的新方向，值得重视。
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雨果从来没有被判处过死刑，但是在他的《死囚末日记》里，有恐怖的，凄惨断肠的真实。”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其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命运三部曲《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和《悲惨世界》，及《九三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