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烛》是首抒情诗。它以凄婉感伤的调子唱着诗人的心曲：爱情的痛楚与人生的哀愁。全诗四节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第一节）可看作引诗，借灯蛾扑火之景生情。第二层（第二、三、四节）反复咏唱、抒情，表达了诗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愿：愿效灯蛾，化作尘埃。这里，诗人表现的并非真实的爱情，而是一部分知识青年寻求理想的内心悲苦和对美好与幸福目标的执著追求。与狭窄的抒情内容相比，《残烛》的真正魅力在于淡淡的哀愁上面浮动着的语言音节的美。诚如朱自清所说：“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确，诗人注意给自己的情调找到一种富于音乐美的外形，十分讲究抒情格调的动听。

这首诗四节，十六句，不仅诗行整齐，而且注意押韵，遣词造句也追求和谐悦耳，努力在整齐的形式美中实现音乐美，使感伤的情调在动听的形式中传达出来。这是冯乃超突破李金爱象征诗过分自由散漫的局限，而对新诗艺术美的建设所作的有益的探求。从这首节奏和韵脚都很整齐协调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学习象征派诗歌表现方法的同时，也有意吸取中国传统的民族诗歌对仗、炼字和注重声韵优美的特点。体现了诗人在艺术表现上由摆脱旧体诗词的束缚而走向吸取旧体诗词的养分这一变化的倾向和痕迹。所有这一切，使得此诗没有其他象征诗作那样的晦涩和朦胧，而更多一些抒情意象的明朗和清丽。如诗的第二节：“焰光的背后有朦胧的情爱/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我愿效灯蛾的无智/委身作情热火化的尘埃。”朦胧的情调，象征的意象，还有“青色的悲哀”这样通感的语言观念搭配，都属于象征诗的特点，而灯蛾扑火这一核心意象和整首诗的抒情意境，又都有民族的艺术情趣和色彩。这种诗风特征与冯乃超身居扶桑，却自幼接近古典文学，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书籍，深受中国古代诗歌的熏陶密不可分。音色的美与民族的风韵正是冯乃超注入象征诗中的艺术养分。

澳门大学教授崔明芬：冯乃超的文艺生活是非常短促的；然而，他却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点亮了一盏耀着朦胧感伤的“红纱灯”，《残烛》就是这盏“红纱灯”明灭闪烁的一柱烛火。（《新诗三百首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悲哀”本无所谓颜色，诗人硬说“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给悲哀涂上一种冷峻的色调；“梦幻”更无光彩，诗人硬说“梦幻的圆晕罩着金光的疲怠”，给梦幻涂上了神圣的光环，这些象征派诗常用的手法，在冯乃超手里，运用恰切，安排得当，给诗的传达与接受都带来了新颖的感情色彩。（《诗歌经典鉴赏》）

文艺理论批评家黄伟宗、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红纱灯》中……另一首《残烛》，更写道， “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但却“飞蛾扑向残烛的焰心”、 “我愿效灯蛾的无智/委身作情热火化的尘埃”。这几首诗，在哀伤的象征主义中，注入了浪漫的情怀，于黑暗的底色上点起了亮光。（《中国珠江文化史（下）》）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伟江：李金发更注重于抒情形象的新奇，冯乃超更讲究抒情格调的动听。这种对诗的音乐美的追求，使冯乃超的一些诗在形式上显示了格律化的倾向，而更接近《晨报诗镌》作者们的作风。他的《现在》、《默》、《残烛》等诗都更近于具备音乐美和建筑美的特质的格律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冯乃超研究资料》）

冯乃超（1901～1983），革命活动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翻译作品常用笔名冯子韬。原籍广东省南海县盐步区秀水乡（今南海市盐步镇东秀乡高村）人。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文联理事、中山大学副校长等职。著有诗集《红纱灯》、小说散文集《傀儡美人》、短篇小说集《抚恤》等，并译有《芥川龙之介集》、《河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