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2-27 19:46
段绳武（1896-1940），河北定县人。名承泽，以字行。早年投身北洋军队，曾在王占元和孙传芳军队中供职，任排、营、团、旅、师长。1926年任孙传芳五省联军第一军军长。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军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后弃官闲居。1931年皆同家脊迁往包头五原一带，以实现其开发西北、创办屯垦合作社事业的意愿，并将全部家产用在“河北新村”的垦殖建设上。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政治部主任，主持“荣誉军人教育委员会”工作。
段绳武（1897-1940），又名承泽，直隶（今河北省）定县高头村人。幼时，人邻村私塾读书，稍长，到城关县立小学。耳闻目暗外国列强侵略中国，萌发爱国思想，遂生从戎报国之念。于是，满着父母到北平从军，时年16岁。他先在北洋军王占元部当兵，后在孙传芳属下任正目（班长）。连年内战中，因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先后被提拔为排、连、营、团、旅、师长，直到代理五省联军第一军军长。
民国15年（1926）冬，五省联军被北伐军击败，段绳武招集残部，退驻山东泰安听候改编。闻听前清武训行乞兴义学之事，深受感动，自愧身为将领，不如一乞丐。他说，自己过去享受得太过分了，对社会所尽义务太少了。如果作官的都学武训，把脏款拿出来办学，何愁国家不兴旺！于是决心今后多做对得起人民的事，以“销赔赎罪”。
民国18年（1929），国民政府将段绳武部改编为四十七师，他仍为师长，移防宣化。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目暗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他军事报国的初衷也付之东流，于是毅然选择新的献身之道。同年冬，上书国民政府，要求率部西北屯垦，结果未准。民国19年（1930），他愤然辞官，闲居北平。翌年夏，他亲到绥远考察后，变卖了家产，举家迁往包头，规划他开发边疆的蓝图。
民国21年（1932），段绳武在包头城南黄河畔购得荒地数十亩，聘请韩国人试种水稻，两年后种植成功，受到绥远省政府嘉奖。次年着手筹建新村，在包头城东南15里处，廉价购置盐碱地6千余亩，准备改良后作为新村村址。当年夏天黄河泛滥成灾，直、鲁、豫大片农田被淹，灾民数以万计，无家可归。他闻讯后，在包头组织“直、鲁、豫同乡会”、“河北移民协会”，并函请直隶省政府协办移民事宜。深秋，段绳武前往灾区动员移民实边。当时洪水尚未退尽，他往来奔波于齐腰深的洪水中，热忧宣传“河北移民协会”的宗旨、条款。经过耐心说服和严格考察，挑选100户共312人到包头落户。
民国24年（1935）4月，段绳武率众于包头城东南15里兴建新村，同年6月竣工。段绳武一家同移民一起迁往新村，并命名为“河北新村”，实行农村合作社制度。他自任村长。
移民进入新村后，段绳武同他太太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许多人不理解，说段绳武抛开北京悠闲富足的寓公生活而来到这荒郊野外住土坏房，贴上钱受苦遭罪，究竟图啥？段绳武说：“我的钱财过去是取之于民，现在用之于民，不正是应该的吗？”
段绳武建设新村井然有方。对安置移民、贷款拨地、村务管理，都拟定详细的规则；为使村民和睦相处，制定了《村民公约》。通过开荒建设，生产自救，一年以后，新村面貌大为改观：四周有围堡，炮楼；中央建有礼堂、学校、仓库，以及毛纺织厂、碾磨房、合作社、村公所、牛马车房等；电面公司为新村架设输电线路，供村民生产、生活用电。从此，河北新村名扬塞外。
段绳武注重村民教育，将自己到包头创办的武训小学由城内迁至新村，自兼校长，主持校务。特聘保定民生中学毕业生张嗣贤、李德祥到新村任教。在他的倡导下，新村还办了成人扫盲和妇女识字班，成立了新村教育委员会。
段绳武为人谦恭，平易近人，常以骆驼自喻。他在自用的一对铜镇尺上携刻座右铭：骆驼不会花言巧语，只会艰辛劳苦地向前进步；骆驼不会讲究享受，只会忍肌耐寒地负起重担，万里跋涉，不达目的不止；骆驼不会向别人招惹是非，只会团结互助的生活，皆同大伙一块儿找幸福。他身为村长，管吃、管住、管穿、管卫生、管教育、管生产，甚至连年轻人的婚姻大事也管。为给单身汉找配偶，他亲往北平救济院接回十几名妇女，为他们配对成婚。
段绳武为移民实边心沥血。自民国22年（1933）至民国24年（1935），先后四次到河北动员移民，共有三百三十户、一千余人来包实边。为建设新村，段绳武慷概地献出全部家产，4个儿子也在新村相继病故。为扩大开发西北的影响，求得支持，他到北平向官方和各界知名人士介绍开发西北情况，吸引文化和新闻界知名人士顾颉刚、郑振铎、谢冰心、雷洁琼、范长江、孙伏园等和外国记者到河北新村参观访问，有的在报刊发表《河北新村访问记》等文章加以介绍。民国25年（1936年），百灵庙战役大捷，国民政府派陈诚到绥远劳军．邀段绳武去任军长，他婉言谢绝。他说：“我愿当村长，不愿当军长。”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段绳武应召南下参加抗战。临行时含泪告别村民：“有国才有家，我是去参加抗战，不是去作官，抗战胜利后，还回来当我的村长。”村民泣别，难分难舍，相送数里。段绳武走后，伪蒙古军审人新村，好浮烧杀，无所不为，新村惨遭破坏。段绳武闻之，痛哭不已。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委段绳武任后方勤务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多次聆听当时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的教海。段绳武在各战区成立“伤兵招待所”，在后方成立“伤兵教育委员会”，建议当局通令将“伤兵”改称“荣誉军人”，倡导成立“荣誉军人服务社”，“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为安置在抗日中负伤的残废军人弹精竭虑，被誉为“荣军之父”。
1940年7月13日，段绳武终因积劳成疾，在重庆一次给伤员讲话的会议上，昏倒在地，与世长辞，终年44岁。1944年，段绳武逝世4周年时，重庆《新华日报》和《大公报》曾发表短评和社论纪念。
有的文章把他与陶行知并提。杨晓东的文章中写道：“当时中国大地上正在掀起一股潮流，那就是建设新农村，梁漱溟、晏阳初都在搞他们的新农村实验。”（这段话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张鸣的专著）“段绳武下决心开发西北后，不是只身前往，而是把他在北平的家产卖了，全家一起离开北平。他的夫人王庚尧也支持他变卖家产举家搬迁，结果段绳武把他离开军队后在北平东城置下的家产——当时的遂安伯胡同七号八号那套三进四跨院的王府给卖了，带了十五六万块钱，全家搬到他以几毛钱一亩地新买的包头荒原上。”“段绳武把全家都投了进去，夫人王庚尧是新村的第一任自编课本的教师，这里的孩子开始区别于父母，脱离文盲境地，同时她还开办了妇女识字班。后来一些有追求的大学生加入到义务教学的队伍里。在段绳武看来，这是对武训事业的延续。”
荣军工作
在解决前方伤兵问题的同时，段绳武开始为后方“残废军人”的教育工作动脑筋。他曾聘请郭沫若、老舍、董渭川等知名人士，成立“伤兵教育委员会”（后改为“荣誉军人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编绘了一批通俗的小册子、连环画、期刊，由“伤兵读物印刷所”负责印刷、出版，及时送到伤员手中。
“伤兵”“伤兵”，段绳武的脑子里装满了“伤兵“二字。渐渐地，他觉得，伤兵的“伤”字不好。他想，人家身上已经受了伤，再不能叫他们的心上也受伤，为抗日救国负伤是光荣的，应当受到尊重。想来想去，他想出了“荣誉军人”这个称呼。他把这个意思告诉给伤员们，立刻得到赞同。当局也接受了他的建议，通令将“伤兵”改称为“荣誉军人”。
段绳武更为安置残废军人费尽了心机。他知道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势必影响前方战士的士气。于是，他倡导成立了“荣誉军人服务社”。把一些残废军人吸收到各科室工作，成绩很显著。但是，容纳的人毕竟很有限。之后又成立了“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段绳武被推选为总干事），定期出版《协导报》，以推动安置荣誉军人就业。接着又在重庆高滩岩设立“荣军职业训练所”，办了各种技术训练班，为残废军人传授技术，以便转业、就业。他不但自己整天为伤兵工作奔波劳碌，还让他的夫人义务为伤员服
段绳武满腔热情，奋不顾身地工作，却遭到某些人的忌恨。有人向上密告说：段绳武不务正业，账目不清；后勤政治部内有红色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些粉红色的分子等等。为此段绳武愤愤不平，一次他对冯玉祥说起此事。冯玉祥说：“你不是国民党员，谁叫你实打实地干喱！当然他们要为难你。但这决不伤日月之明，你只有斗才行。”
段绳武从1938年到武汉，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教益。到重庆后，有时也到曾家岩“周公馆”去，向周恩来请教国内外形势和抗战前途问题。为此，他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跟踪。但是没等国民党特务下毒手，疾病就骤然夺走了段绳武的生命。段绳武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繁忙的工作使他的病情日益加剧。
在1940年“七七事变”三周年纪念会上，他的肠梗阻突然发作，手术后第七天，便不幸与世长辞，时年四十四岁。
1940年9月15日，段绳武追慎会在重庆举行。周恩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都送了花圈。《新华日报》刊登了段绳武逝世的消息，以后又陆续发表了纪念文章及《纪念段绳武先生》的短评。
段绳武被安葬于重庆歌乐山桂花村。墓后的石岩上刻有冯玉祥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