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圣像运动是一场帝国皇帝与宗教势力争夺对教会控制权的斗争。自4世纪以来，东罗马皇帝就对教会握有极大影响力，这是由于早期东罗马皇帝作为羽翼未丰的教会的保护人而自然形成的。不过，在破坏圣像运动爆发前，皇帝与教皇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自君士坦丁一世于公元324年亲自主持召开第一届大公会议后，狄奥多西一世、狄奥多西二世、马尔基安和查士丁尼一世分别主持召开大公会议。罗马主教马丁曾企图主持第二次大公会议，但他旋即被君士坦丁二世下令押解至首都监禁，而后遭到流放 。其次东罗马皇帝拥有控制五大教区，即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教区的教会高层的任命权，君士坦丁一世、狄奥多西二世及查士丁尼一世分别罢免教区内的大教长及主教职位，教皇维吉吕更被软禁于君士坦丁堡达7年之久。但教会一直力希望图摆脱皇权的控制，君士坦丁一世时，主教有权审理世俗法庭审理过的任何案件，而主教的判决被认为是终审判决，狄奥多西一世时，教会进一步获得了税收和司法等方面的特权。7世纪时，教会反对了希拉克略提出的“联合论”和“两性一意论”，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一世更公开反对禁止官员和士兵在未完成职责以前进入修道院的皇帝敕令，又利用东罗马世俗大贵族争夺皇权，至7世纪末，罗马主教色尔爵在与皇帝的斗争中公然煽动军队反叛朝廷。教会权力不断的提高，促成了利奥三世发动破坏圣像运动以限制教会的发展。

4世纪以后，教会作为东罗马的国教，受到特殊的保护，教会财产增加极为迅速。君士坦丁一世的《米兰敕令》即明确规定，发还教产，许可教徒向教会捐赠各种形式的财产。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后，教会不仅得到了大量地产、金钱和粮食，还兴建了大批教堂和修道院，教会的庄园内包括农用耕地、房产、果园、橄榄园、葡萄园、山坡牧场、小型手工作坊、农户、畜群等，修道院的高墙内，有修士的居室、工作间、教堂、会堂，其周围的田地亦由下级修道士耕作，此类田产为教会带来了庞大的收益。同时，教会通过接受捐赠、遗产和经营庄园等途径，每年都可以得到相当丰厚的收入。教会又吸引了大批青壮年人出家，成为教职人员或修道士。6-7世纪，东罗马帝国连年战争、瘟疫不断，人力资源消耗严重。军队人数急剧下降，人力资源的短缺还直接削减了纳税人的数量，减少了东罗马传统税收人头税的总量，使国家收入大幅度下降。在利奥三世执政期间，阿拉伯人占领了帝国大部分的领土，令占领地内的修士回流到境内，导致境内的修士人数大增。修士及教会在帝国境内一向享有众多的特权，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却几乎占了帝国的半壁江山，加上教会所拥有之土地内税收及收益，不需缴纳给世俗王权，令宗教阶层造成重大之影响。因此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透过此运动，大量没收教产、关闭修道院、强迫修女修士还俗。

为了抵抗外敌入侵，希拉克略王朝和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大力推行军区制，将全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建立军役和封建义务合一的军事屯田制。军区制的实施需要大片的国有土地，但国内大部分的土地均控制在教会之下，致使未能将土地分配给保护国家的军官，令国家的防卫体系受到动摇。其次，利奥三世所封的军区领袖大多是来自东方的小亚细亚，这批军事贵族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一般都有反圣物崇拜的倾向，同时对教会的封建势力感到恨之入骨，利奥三世为了讨好这批军事贵族，故此发起圣像破坏运动以争取他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青少年出家当修士，令国家缺乏军队兵源，当时拜占庭正面对阿拉伯人及保加利亚人的入侵，帝国不得不解决青少年人逃避到教会的问题，最终以运动来强迫关闭修道院等设施。

也许与上文略有重复，还有一种可能的因素。圣像的制造者是教会的隐修院，而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不喜欢让教会拥有这种名利双收的权力。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值得帝国皇帝的重视：一是与伊斯兰帝国接壤的广大地区的人民拒绝圣像，尽管其中也有操希腊语、在崇拜圣像的文化氛围中生活的居民；二是犹太民族在拜占庭的重要地位。出于对偶像崇拜的惧怕，这个民族可是一直反对崇拜圣像的。

利奥三世时期

利奥三世为首位推行此运动的皇帝。利奥三世在726-730年间，两度宣布反对供奉圣像的诏令，是为破坏圣像运动。首先他在726年，颁布了《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中止了君士坦丁堡及各省的一切关于偶像崇拜的活动，同时大批教会的土地被充公，剩下的土地亦必须交税，教会被取缔，大批修士还俗，恢复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征用教会产业，宣布没收意大利南部什一税，730年，他召开宗教会议，撤换了反对运动的大教长日耳曼努，代了是拥护运动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并制定了有关的宗教法规，为此运动提供了宗教上理论的依据。教皇额我略二世对此表达强烈抗议，部分意大利和希腊地区更爆发了人民起义，727年，拉文纳更因此脱离帝国的统治，731年，额我略二世更宣布开除利奥三世和全体圣像破坏者的教籍，不过都无阻破坏圣像运动的进行。

君士坦丁五世时期

利奥三世于740年去世，利奥三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子承父业，继续推行此运动，虽然运动因阿尔塔瓦兹德中途夺位而暂停，但在743年，君士坦丁五世复位后再次推行，大量的圣像艺术品焚毁，教堂内的圣像雕刻被石灰水洗清，破坏圣像运动的推行一直打击教会的收入及发展，更重要的是破坏圣像运动一直在教会中未找到定案，此运动一直激发各教义派别的矛盾，令社会处于不安的情绪，结果君士坦丁五世得此加强集权统治，754年，君士坦丁五世更于一次宗教会议中，将圣像崇拜的拥护者大马士革的圣约翰遂出教会。另一方面，教皇哈德良一世为了救助受到君士坦丁五世迫害的信徒，于782年，复修了希腊咏经团圣母堂，作为收容逃难信友。

伊琳娜女皇时期

君士坦丁六世继位，但由于年幼由伊琳娜女皇摄政，但伊琳娜女皇很快就废掉君士坦丁六世的皇位，伊琳娜女皇和支持圣像派妥协，教宗哈德良一世得以在787年召开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讨论敬拜圣像在教会中地位的问题，结论是不断注目于绘画的图画能够维持一个人的信仰，并使人经常留心其中的教训，肯定了圣像之重要性，且重申圣像可以被重视但不可以被当成神来崇拜。并下令把反对圣像崇拜者的法令、文件和著述全部销毁，但这次会议并未停止圣像破坏运动。

利奥五世时期与终结

到了815年，利奥五世召开宗教会议，恢复圣像崇拜禁令，废黜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崇尚毁坏圣像的主教，利奥五世是破坏圣像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以君士坦丁五世为榜样，重新推行被废止的破坏圣像法令，否认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直至843年，米海尔三世登位，摄政皇后提奥多拉颁布反对破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此运动才得以终结，没收的教产不用交回教会，而圣像则免于遭受破坏。

这一时期建筑业冷落，新工程数量少、规模小，相对比较重要的建筑有圣依琳娜教堂和塞洛尼卡的圣索菲亚教堂。对建筑装饰画的毁坏是一贯的，没有间断比如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部分镶嵌画被十字架所取代。但是，遭毁坏最严重的还是圣像画和书籍的装饰画，后者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教徒个人单独膜拜的圣像，因此危害更大。

仇视圣像时期的建筑物装饰，以动植物和几何图案为主，这正好和早期基督教的某些教堂和东方王宫的装饰图案一致。教堂里，前几个世纪流行的“全能基督”不见了，代之以穹顶和后堂里的巨型十字架。

很难见到仇视圣像时期的艺术实物，以为在正统派取得胜利后（公元843年），当时的艺术品几乎尽遭毁弃。比较完整的残留物在各行省零星的小教堂里尚有遗存。

手抄本装饰画的出路较多，因为自然科学的书记还在刊印，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现存梵蒂冈）。当时，隐修院负责刊印的宗教书籍数量很少，但是，其中还是有与严禁圣像的禁令“对着干”的装饰画册问世，如现存莫斯科的《鲁道夫圣诗集》。从拜占庭移民西方的艺术家在查理曼（又译查理大帝，742-814年）的王宫里从事基督教图书的编纂和画细密画的工作。

破坏圣像运动的产生，遏制了教会无限膨胀的经济特权，限制了教会的扩张，这次运动是君权与神权的交替，此运动在各方面打击教会，导致教会需依附在君权之下，皇权高于教权的原则并未发生动摇，并加深了东西教会的裂痕，促成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在毁坏圣像运动之前，教会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这场运动打着宗教的旗帜，自上而下，矛头直指教会土地和财产。对教会打击最为严厉的是在君士坦丁五世时期，他大量没收和剥夺教会占有土地，打击和迫害修道士，使教会在经济上受巨大的损失。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又严重打击了圣像崇拜者的主张，巩固了拜占廷帝国统治，重新树立了皇权对教权的高度威权，导致了教会阶层的相对衰落。在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教会始终未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发展成为凌驾一切的至高权力。另一方面，中部意大利脱离东罗马帝国，在法兰克帝国的矮子丕平支持下建立了教皇国，教皇本身的独立性增强了，从而为中世纪西方教权向鼎盛时期发展准备了条件，加速了东西方教会走向分裂的进程。但另一方面，破坏圣像运动亦促使了部分的省份，脱离帝国的统治，打击了帝国的税收。

在当时来说，教会的权力并非一般贵族或骑士可比拟，教会地位下降，取而代之是贵族和骑士的地位提升，改变了整个社会阶层，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长期的对外战争使军区制得到了迅速发展，政府对军队上层进行大规模分封，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军事封建贵族阶层，运动中被没收的修道院的土地，大部分被新兴军事贵族所占有，大部分成了军士的封地。军事贵族领地上的村社农民更快地沦为依附农民或农奴，从而加速了拜占廷帝国的封建化进程。东罗马皇帝为拉拢军事贵族杯葛教会，有意识地赋予大地主各项经济、行政、司法和军事特权，进而加强了他们发展的趋势。由此，促进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发展。不过，兴起的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成为帝国晚期政治分裂的主要因素。军事贵族的实力不断的增强，逐渐形成了与中央集权抗衡的地方分裂势力，他们借经济势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又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部分更推翻当朝皇帝，自立为帝。

这场运动帝国从外族人侵、包围、挟攻的危亡中拯救出来，圣像破坏运动带来军事上的转机和强大以来，帝国从国会中没收得来的财产重新分配给国内的军事贵族，令军士们勇于为国家战斗，虽遭受过无数次的外族人侵，但都回击了人侵者的进攻。最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强大保全了西方的发展，拜占廷帝国实际是基督教欧洲的东方前哨，如果没有拜占廷，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就会直接冲击西方国家，给西方教权和皇权的统治带来威胁。正是由于圣像破坏运动才使拜占廷帝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强盛起来，有力量对付周围的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的无数次进攻，保全了帝国，同时也保全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及宗教发展。

破坏圣像运动对于拜占廷文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破坏圣像运动中，大量圣像被破坏，这对于帝国文化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拜占廷帝国在早期的圣像创作中出现的许多艺术珍品毁于一旦，以至于到都很难找到毁坏圣像运动之前产生的圣像，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亦是运动中的牺牲者。另一方面，也兴起了世俗艺术的热潮，无法逃离拜占庭的学者或艺术家们为了生存放弃了自己的主见，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风格、特色，被石灰水刷掉圣像的墙壁上出现了以皇帝图像和花草动物等自然景物为主的世俗绘画，其中不乏对重大战役、皇家生活、公众活动和赛车竞技等场面的描绘。同一时间，逃到意大利的学者在那里建立高校和修道院，将东方文化传入西方，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很大影响。经历了过百年的破坏圣像运动终于落幕，印证著盛行崇拜诸神雕像艺术的希腊文化战胜历来反对偶像崇拜的阿拉伯文化，使希腊文化得到了复苏。但希腊文化本身与东方文化是相互排斥的，同时又难于接受西方的拉丁文文，阻碍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利于文化发展。

补充一句：圣像危机下，许多匠人流向西方，这就使得拜占庭帝国在失去在意大利的领土后，他在西方的影响依旧可以保持下去。事实证明，流亡西方的拜占庭艺术家的影响在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