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岗的小说理论着重探讨了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问题。他认为历史小说的创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因为历史小说涉及要尊重历史事实的问题。关于历史小说的虚实问题，历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要完全尊重历史事实，不允许虚构，也有人认为完全可以虚构，不必尊重历史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毛宗岗一方面赞成历史小说以史实为依据，历史小说创作者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自由的创造，但尊重历史事实并不是完全受历史事实所局限，而是就基本上的历史事实而言的。另一方面他允许创作者有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必要时候可以杜撰某些人物或情节，以增加历史小说的可读性、趣味性。接着他又进一步论述了要实现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在题材选择方面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三国志演义》的成功在于选择了三国这个时代作为题材，因为三国时代，历时很久，战斗次数很频繁，英雄人物辈出，各种矛盾复杂交错等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少有的，确实是“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他还强调了在历史小说中人物性格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三国志演义》中描写了很多英雄人物，如诸葛亮、曹操、关羽等，他称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毛宗岗充分看到了大时代中的大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从多方面、多视角展现了他们丰满生动的形象，塑造了后人很难超越的典型人物。他还特别把这些人物放到充满尖锐矛盾的复杂环境中来刻画，认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矛盾冲突越激烈，就越能更好的刻画人物性格。如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在“既触众谋士，又忤孙权”处评道：“迨孙权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读者至此，几疑玄德之与孙权终不相合，孔明之至东吴终成虚往者也。然后下文峰回路转，词洽情投。将欲通之，忽若阻之；将欲近之，忽若远之。令人惊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在人物之间的冲突中刻画人物的性格，矛盾冲突越尖锐，就越能烘托出人物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毛宗岗在《三国志演义》中还总结了关于艺术形象塑造的经验问题。他认为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具体的尖锐矛盾的冲突，人物冲突的次数越多，英雄人物所处理的事情的难度越多，矛盾越尖锐，就越能够在以弱胜强中刻画人物形象，人物的形象也就越鲜明、高大，就越能体现英雄人物的不同于常人之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把才能、本事之间悬殊不大的人放在一起来刻画和集中描写，在尖锐的冲突中让他们一绝高低、共争高下，比如两虎相斗，这样观众在阅读欣赏中才能精神振奋，越看越读越感觉之奇。毛宗岗在第四十五回又说：“文有正衬与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的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为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在这里，毛宗岗认识到了正衬和反衬的使用可以大大增强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毛宗岗也非常重视小说的艺术结构。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志演义》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这里指的就是结构问题。在这里，他第一次使用“结构”这一概念，并作了较为详尽的理论阐述。这里的“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是说《三国志演义》的前后一致，首尾连贯，结构完整。关于这种“整一”的结构，他认为其实并不难实现，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结果。因为自然界、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有其统一的规律，是有章可循的，只要创作者善于观察和体会，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体会生活中的“结构之法”，然后把它应用到创作实践中去，就能创作出结构整一、有序，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真实的伟大艺术作品。

毛氏父子修改和评定的《三国志演义》，较之原作，艺术性有所增强，他们的文艺理论思想也得到很直接的体现。其文艺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三国志演义》小说的评点中，他们对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认识，对小说艺术结构的认识以及关于小说艺术形象的塑造等问题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后世小说创作和欣赏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