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传播学，摒弃了把民俗认定为静止的、僵滞的“古老文化遗留物”的观点。而是把民俗认定为世俗生活信息生生不息的文化传递。20世纪初期，英国学者班尼(C.S.Burne)女士在她的著作《民俗学概论》（The Hndbook of Folklore）里曾提出民俗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留物。“民俗包括民众心理方面的事物，与工艺上的技术无关。例如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用犁耕田的仪式；不是渔具的制造，而是渔夫捞鱼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屋宇的建筑术，而是建筑时所行的祭献等事。”班尼女士的这一把人类有形的物质文化排除在外的观点。一度在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影响极大。且不说杨成志教授的《民俗学问题格》、林惠祥《民俗学》，就是1934年方纪生先生作《民俗学概论》时，也都是以班尼女士的著作为立论的基础。在我国学术界流传极广、影响很大。　钟敬文教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他强调民俗学研究“不能固守英国民俗学早期的旧框框”，要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活世态”，“拿一般民众的‘生活相’作为直接研究的资料”的对象（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载《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而是越是到八十年代后期，钟敬老的这个想法，越是强烈。1988年4月20日，他在他的著作《话说民间文化》和“自序”中写道：“我曾经为一个教育刊物编辑了‘民间风俗文化’专号，计划进行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丛书。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现在考虑起来，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近来有些美籍华裔的同行，也赞成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术语的想法”。（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一个终身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老人，到他的晚年，仍然保持着学术上孜孜追求的思想活力。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同时也说明，发展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学、已经在学术界许多学人眼中，正在形成共识。

仲富兰教授认为，民俗文化学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订和整理，但是更注重人群中活着的民俗事象的采集与调查。究其原因，主要是民俗这种文化现象本身就是民间讯息的传播与流动。民俗事象骨子里就是一束束流动与流变着的信息。信息总是具有传播性和传承性的。民俗传播学者就是要注重它在流播过程中的演化和嬗变。旧时代的民俗，有的已被淘汰，有的正在强化，有民俗就会有传播，它们如同手心与手背一样须臾不能分离。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不仅是山沟里有民俗，少数民族部落里有民俗，而且在通都大衢、繁华都市都有民俗。凡是有人群生活聚居的地区，都会有民俗，当然也就存在民俗传播。仲富兰在其论著《现代民俗流变》的前言中，曾经提及今日改革开放态势下的都市民俗。都市市民的生活习俗，是民俗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都市民俗的总体特征，却是代表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水平、质量和总体风貌。事实证明，不仅都市居民有着自己的民俗，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和对外交往的频繁，市民俗文化也会不断萌发新的“产品”（参阅仲富兰《现代民俗流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90年版）。每个时代思想的倾向，情感的波澜，艺术家的构思，不但从哲学、科学、政治、文艺中表现出来，而且也通过民俗及时地反映出来。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经济、文化、政治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的急剧变化，新旧民俗作为新旧文化意识的一种表现，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关注新旧交替时期民俗流变的情形，从而进一步作出理论概括。

仲富兰教授认为，民俗传播强调人是研究的主体，也是民俗传播与交流扩散的载体。这种对于人的注重，是我们与传统民俗学观点又一大相径庭之外。旧民俗学有一个重要的弊端，那就是“见物不见人”。“腊八粥”有哪八种成份，妇女出嫁的程式如何进行，灯会风俗是怎样来的……这一切，在许多民间文艺工作者者的笔下，可以描经得有声有色，细致入微。但就是缺乏作为民俗主体“人”的“人文关怀”。诸多的民俗事象中，人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在历史与社会演绎中，这些民间讯息资源又是怎样传播和扩散的？它们传播、扩散的驱动力如何？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否则的话。即使我们把民俗事象描画得头头是道、细致入微，还是落入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材料的俗套，因为根本不能说清民俗与传播、民俗与文化心态、以及与民族精神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不把握民俗传播，就无从把握各种民俗事象形成演变的真正动因。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民俗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文物的价值，民俗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它早已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并镌铸着中国人深层的心理积淀，与今日与未来都是息息相通的。正如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所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祖文传之，子孙继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主义）足见民俗文化与民族精神之改造关系极为密切。民俗文化既源自传播，又在现实社会中变异，它纵向承接古今，横向又沟通内外，它既蕴藏着民族的主体精神，又包含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以科学的主人翁精神，去探求民俗文化中人的主体意识，并探寻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民俗传播过程中的传承变异和发展轨迹，高扬民族精神之优长，辨析民族精神之缺失，这门学问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旧中国处于黑夜沉沉时，曾发出这样的呐喊：“冲抉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将它拿来比照民俗文化研究对于民族精神的高扬，该是多么贴切啊！

直到八十年代、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为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写序言时，钟教授这样写道：

班尼女士的那种范围比较狭隘的观点，在我们过去学界中占着相当位置。一提到民俗学的对象，

大家就只想到传统、故事、歌谣、婚丧仪礼、年节风俗及宗教迷信等。其实，这种看待民俗学的范围

以及它所包括的项目的见解是比较陈旧的……今日世界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

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载《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