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当人们依赖于采集野生植物为食的时候，就同植物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对所谓“原始民族”和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动物及其产品的粗略研究。1895年美国学者哈什伯杰（J.W.Haoshbdeger）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的说法，即Etbno-botany，指出民族植物学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通过研究他们用作食物、衣着、住房材料的植物，阐述土著民族文化的地位，揭示植物的分布和传播的历史状况，确定古代贸易的路线，并可能为现代制造业提供某些原型知识。37卷2期以后，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内容包括土著民族植物产品、栽培植物考源、考古现场植物遗骸鉴定、土著民族对植物的命名等，并进一步研究植物环境对人类活动、习惯、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影响。1941年美国植物学家琼斯(H.J.Jones)对民族植物学重新作了定义。他认为民族植物学仅仅着眼于研究土著民族利用过的植物是不够的，应该是研究早期人类和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研究的内容应包括早期人类对周围环境植物的影响，人们如何使自己适应于周围的环境，人们利用哪些植物，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思想行为等如何被植物界所影响的。1954年美国学者康克林(Conklin)报道了菲律宾哈鲁喏(Hanunoo)族地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结果。康克林研究了这一土著民族利用的各种植物，包括与农业、采集、狩猎、祭祀、节日、民间故事等有关的植物；他还研究了哈鲁喏人使用与现代分类系统相对应的“属”和“神”的分类概念。哈鲁喏人把当地的植物分为1600个种，而现代分类学只能将这植物分为1200个种，表明民间分类系统是深入而细致的。伯林(Berlin)等地描述了居住在中美洲墨西哥恰怕斯(Chiapas)高地上讲玛雅语的泽尔塔尔(Tzeltal)印第安人的民间植物分类、当地利用的植物产品以及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等。

以后，美国民族植物学家福特(R.I.Ford)进一步发展了早期学者对民族植物学的定义，着重强调“人与植物的直接交互作用”这一核心，并设计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纲目，即民族植物学的理论研究，土著民族的认识论和民族植物学，民间资源利用的原则，民族植物学与村社社会，史前经济和古民族植物学。根据福特的观点，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对植物的意识和利用，以及人类活动和行为对植物环境的影响。

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关系到一定地区(民族、部族、人文地理组合)与植物界的全面关系，包括所有在经济、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如食用、编织、盖房、草药、文学、艺术、宗教、民俗乡规、民间禁忌等所涉及的一切植物。在研究这些“民族植物”的同时，研究社会的结构、行为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涉及到植物学、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农学、园艺学、药物学、植物化学等学科的内容，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运用各自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方法，进行定点调查和整理研究，共同总结民族植物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领域。

民族植物学从十九世纪末被提出到本世纪以来几十年间的发展演化，已经日趋成熟。从早期研究对土著民族利用植物进行的调查、鉴定、编目，逐渐发展到人类对这一过程的意识、利用和这一过程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由于自然界的植物及其群落对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而植物种群和群落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对人类活动和意识不断施加影响，加以限制。这样，一个日趋完整的“民族植物学”概念——以人类与植物界之间直接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为核心的概念，已经形成。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西方国家在早期殖民过程中，为了大规模移民所面临的对新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满足殖民政府开发新大陆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大规模发展中的工业生产提供广泛、充足的植物原料，民族植物学研究便成为当时社会和生产的实际需要，受到社会的支持与鼓励，并逐渐发展了起来。

近年来，科学家们对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于从民间知识中寻找新的药物、刺激剂和杀虫剂的劲头越来越大，现代工业对天然植物原料的需求愈来愈广泛。人们发现，在对植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民间传统经验十分有用。

“奇迹药品”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科学家们从南美、非洲、亚洲、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土著民族使用的划药中，发现了一系列“奇迹药品”，例如，肌肉松弛剂简箭毒碱(curine)是从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箭毒(防己科植物，Chondodendron tomento-sum)中提取出来的，治疗高血压病的药物芦丁(rutin)是从欧洲民间植物药中发现的，另一种降压药物利血平从印度民间草药蛇根草中提取出，激素药物可的松从美洲和非洲民间草药薯芋和茄属植物中发现，可用于抗癌的细胞毒素是从美洲印第安人草药鬼臼中发现的，凯林(knellin)是从北非民间草药阿米(Ammivisnaga)中分离提取的，甚至最常用的治感冒的药阿斯匹林，最早也是发现于欧洲民间药用植物柳树皮之中。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中草药化学成分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了数百个药用化学物质，至少有百种以上已经用于临床和制药工业。其中有些新药是从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草药中发现的，如肌肉松弛剂锡生藤碱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民间药中发掘出来的，治疗癫病新药青阳参制剂，是从云南西北部纳西族、白族民族药中发现的。

民间麻醉致幻植物的研究

近年来，国外科学家十分注意民间麻醉致幻植物的研究。如非洲产的若干种马钱属植物，具有麻醉致幻作用的蘑菇，南美洲亚马逊地区印第安人使用的致幻植物“雅各”(Banisteria caapi.防己科植物。据传服用该植物能使人产生一种独特的感应传感反应)等都是正在研究探索的对象。具有麻醉致幻作用的植物一旦被人们误用，必然造成极大的危害，如鸦片、大麻、可卡因(古柯碱)等；但如果正确使用，它会解除疾病患者莫大的痛苦，尤其是这类药物在治疗精神病方面可能有极大的前途。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极其神秘莫测的致幻植物“锁麻(soma)的奥秘，也正在通过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逐渐被揭晓。这种神秘的民间药物。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已经使用了两千年以上，科学家对它的植物来源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解释。普遍认为“锁麻”可由若干种植物提取，这些植物具有藤状、肉质、无叶或几乎无叶等特征，生称于沙漠、荒漠地区，如木麻黄、杠柳、萝藤科植物Sarcostemma以及飞蒜菌(Amania muscaria)等，后者至今仍为西伯利亚土著人用作麻醉剂。

从民间知识中寻找新的杀虫剂，是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向。古老的民间除虫植物如除虫菊、毒鱼藤、苦楝皮等，至今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安全杀虫剂。近来国外的研究工作表明，从菊科、楝科、芸香科及其他一些含有荷尔蒙、挥发油成分的植物中寻找新的杀虫剂是十分有希望的，而民间经验往往可以导致这类成分的发现。国外已从一种植物中撮出新型杀虫剂。杀虫力优于合成农药DDT，而且对人和家畜安全无害。

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生态学内容，目前，由于这一方面工作有助于农村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因而显得比较活跃，一个叫“民族生态学”(Ethnoccology)的新名词已经出现。民族生态学是指对过去和现在土著人类社会和他们周围的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度复杂而又十分具体的、有关当地的植被系统的知识体系。直到相当近代，他们仍然基本上依赖于自然界的动植物维护基本生计。他们有传统的土地维持基本生。他们有传统的土地利用方法和耕作技术；他们采集各种植物的器官，如地下茎、块根、树皮、果实、种子、花、树叶，以及纤维、木材、树脂、树胶、密、蜡等植物产出物；他们发展了民间的生态学概念，运用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力量，通过乡规民俗、禁忌、祭祀等手段，崇拜和保护某些植物、动物、原始森林和自然环境要素，以求得与自然界的和谐与相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已经认识到，这种传统的生态学知识或概念，对于当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十分有用。

是民族植物学的又一重要内容。人类在建立自己的文明过程中，栽培植物和驯化野生植物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现今世界上栽培的666种主要植物中，被确定起源于我国的有136种，占20.4%，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许多重要栽培植物的起源和传播，至今仍不十分清楚。近来，国外学者对玉米、菜豆、南瓜、腰果、西瓜、笋瓜、葫芦、刀豆、小米、向日葵、苋菜、高粱、藜谷米等栽培作物，应用语言分析、考古鉴定、农业技术、园艺学、药典等多种途径，研究它们的起源、传播等。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几乎所有的重要培植物都是由早期人类驯化栽培成功的，就边被称为“新作物”的油棕、三叶橡胶、中粒咖啡、桃棕等，也是早就为原产地土著民族家化了的植物，仅仅是由于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才被扩大种植的。

目前，世界各国的民族植物学家已经深刻地感觉到，开展对土著民族的民族植物学调查和研究工作已十分紧迫，现在世界上还有两亿被称之为“部族人”的土著民族。世界上的热带雨林、苔原地区、沙漠、高山和一部分岛屿，发展了各自的语言、文化、家庭和社会结构，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植物知识，他们的食物、药物、生产和生活资料大部分来自植物，因而通晓当地动植物种群的分布规律、分类特性和用途用法等。他们用于预防疾病、避孕、箭毒、狩猎、捕渔、麻醉刺激剂的各种植物，目前仍然属于科学上的未知。现代社会从他们当中获得的知识极其有限，往往只知道一些植物的单项用途，如奎宁、利血平或别的化学单体成分，现代文明在世界内的迅速扩展，已经开始渗入大部分的土著民族社会。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和多样文化的基础，已经面临着解体的危险。目前，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开始移向热带雨林、高山、苔原、沙漠和岛屿的土著民族社会，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其历史文化的民族，以及至今仍然保持着浓厚原始生活风貌的土著社会，已成为民族植物学调查和探索的主要目标。

当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共同任务。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两个方面作出贡献。通过调查民间利用的各种植物，发掘现代工业生产的新原料、新用途，有助于工业化发展和增加人民的收入；研究民间知识体系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农业生态系统、保护动植物种群、保护森林植被等方面的作用，对于区域发展计划、资源开发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近年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等，都纷纷建立了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机构，开展了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如印度的民间传统药物研究，泰国东北部森林地区少数民族的农业生态系统模式研究，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巴西亚马逊地区雨林经济植物的研究等，都是卓有成效的。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全国56个民族中，约占人口4%的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占全国土地面积60%的边远、山区、森林和沙漠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农业的发展与植物的利用是分不开的。我国又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跨寒、温、亚热三带，植物种类和植被类丰富多样，高等植被约有30000种，民间草药估计在4000种以上，我国各族人民历来重视实践和记载各种作物的性质、E管途、分布等知识。古代植物学研究在最近三十年来迅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这为我国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就民族植物学研究本身而言，我国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

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是由我国药学界发起的对少数民族药物的研究工作。1978年起，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发掘整理工作，在对藏药、蒙药、维(吾尔)药、傣药及其他少数民族用药进行广泛普及的基础上，提出了1200种民族药，从选择了一批重要的常用药品，编辑成册。与此同时，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具有我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医院也纷纷创立，如西藏的藏医、内蒙古的蒙医院、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医院。我国科学工作者对民族药物的植物学鉴定、化学成分分析、栽培、加工等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的专门研究，起始于七十年代后期。地处西双版纳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已有七八年历史。由于该所长期从事热带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研究，科研人员较为熟悉当地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植物学知识；同时发现民间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在植物学的书本上很少记载，但在科学上却十分有价值。

傣族广泛人工种植的薪炭林树种“铁刀木”，是一种独特的人工薪炭林。在我国的56个民族中，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传统栽培薪炭林的唯一民族。傣族聚居于热带森林茂密的地区，天然林可以提供大量的木材作燃料。但是他们从不砍伐森林取薪材，而发展了一种叫做“铁刀木”的人工薪炭林技术。铁刀木原产于泰国，引入西双版纳至少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作为一项薪炭林种植技术，已经遍及西双版纳海拔一千米以下的每一个傣族村寨，是傣族人民居家生活的主要能源。由于铁刀木生长迅速，不费管理工时，萌发力强，木材燃烧性能良好，当地人口平均每年消耗仅1～1.5立方米木材，每人种植面积只需1.5亩左右即足够轮伐利用。这一传统栽培技术不仅充分利用了这种树木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而且在经济上十分合算，并对当地热带森林的保护十分有益。从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来看，人工栽培铁刀木在傣族传统文化中的发生、发展和普遍应用，可视为热带地区从事定耕农业的民族对湿热带生态适应的一个良好例证，在民族文化和生产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西双版纳傣族的“神山”(Nong)是一种原始宗教——多神教的遗迹，至今仍然保留于民间的信仰系统之中。傣族把自己村寨附近的一处热带原始森林，信俸为“神山”，即“神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动植物都是“神的家园”里的生灵，是“神”的伴侣，不能侵犯，应当爱护和崇拜，以求得“神”的保护，消灾免难，保障家园平安和康宁，因此，居民们每年定期举行“神山”的祭神仪式，十分虔诚。这种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自然崇拜的迷信习俗，却包含着深刻的早期人类生态学观念。他们崇拜大自然的产物，而借助“神”的力量去保护人们的平安和健康，以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致，是人类早期阶段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产物。当然，由于这种信仰本身不是科学的产生，往往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信仰力量。但是，从研究这一传统信仰对森林植被的作用而言，却达到了保护森林的效果。西双版纳境内“神山”总数约400余处，估计面积为30000～50000公顷，目前许多保存完好的热带森林都是“神山”。

西双版纳的傣族、布朗族都是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小乘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约在唐代中期至下四世纪初期间，白缅甸或泰国传人。按该教教规，建立一座佛寺寺院，必须有四项基本内容：(1)释迦牟尼塑像；(2)一座佛塔；(3)不少于5名僧侣；(4)若干种特定的寺院栽培植物。按照僧侣对这些寺院栽培植物所作的解释，栽培这些植物于佛寺寺院之中包含三种不同的类别和目的，一是佛教礼仪植物，如贝叶棕、菩提树、高榕树等都是“佛树”，只能种于佛寺内及近旁；二是果树，如椰子、菠萝蜜、牛心果、绣球果等；三是观赏绿化环境植物，如鸡蛋花、睡莲、文珠兰、蜘蛛兰等。初步调查表明，共有58种寺院栽培植物常见于这一地区。这些植物的传播肯定与早期宗教传播有关，通过对这些植物的引种交流历史分析，可以认为历史上曾经有一条传播栽培植物的道路存在于我国这一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小乘佛教的信仰是这些植物传播的重要媒介。

根据对西双版纳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植物学调查，科学工作者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利用的植物极其丰富多样，他们利用植物于食物、穿衣、草药、盖房、编织、装饰、观赏、狩猎、捕渔、驱虫、祭祀、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节日活动、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等。例如傣族民间草药达300余种，野生蔬菜120余种，野生食用果类100余种，野生香料40余种，野生用材树种76种，与宗教有关植物58种。他们采集各类野生植物，人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人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其中仅在傣族村寨家庭小园圃中栽培的就有280余种。他们把多余的植物产品拿到当地市场上出售或以物易物，交换他们短缺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根据对当地集市植物产品的初步调查，这一地区常见的集市植物达170种之多。许多植物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十分喜爱黄美花、香露兜等热带花卉，傣族妇女常以这些花朵为头饰物品；山地少数民族普遍流行耳饰，不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的人群，常佩戴不同的植物为耳饰，以示区别，年青的未婚男女，喜欢佩戴一种叫“刺蕊草”的植物于耳部，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对植物的经济利用、文化利用和生态利用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为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

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许多有关植物的神秘传说，例如，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带流传着一种神秘的植物叫蚱玛莲，传说此种草药消炎镇痛力极强，有“起死回生”之效，在旧社会为土司山官所控制，凡百姓发现此草必须送交土司头人，在外地市场上出售价格昂贵，常常以金相换。又如傣族十分迷信于“神树”，对此，科学家尚不能确切地加以解释，植物学和木材学鉴定并未发现任何奇异的特性，暂作“迷信”对待。这些源出民间经验的“迷”，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检验才能作出真实可靠的解释。

我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壮族、瑶族、黎族、高山族等，都拥有各自的利用植物的丰富经验和独特文化。生活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十分懂得草原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非生物要素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他们的传统草原生态学知识对于草原地区的生态平衡建设是十分有用的。但目前对于这些民族的植物学知识，还很少进行研究。

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必须围绕植物资源的开发、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笔者认为，应首先考虑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1)少数民族传统利用的经济植物，在文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植物，以及利用这些植物资源的原则和方法。(2)少数民族民间药用植物，包括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药物、兴奋剂和刺激剂、强身保健、避孕、解毒，以及有毒、有害、驱虫杀虫的植物。(3)少数民族的认识论和民族植物学，包括民间对植物的分类、语言、意识，对植物界的解释与信仰，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4)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栽培的植物及其起源、传播的历史和途径，以及对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影响。(5)某些民族地区的传统农业生态模式和区域社会经济的联系。如热带、草原、高原、沙漠和岛屿等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业、牧业、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的生态意义和对民族经济的影响。(6)考证各类专著、志书、经书，本草、札记、游记、图画、诗歌等文化材料和有形资料，以及各族人民古代利用的植物；对人类学考古现场的植物残骸进行鉴定，古民族植物的研究工作，也应当考虑在内。(7)在各地植物园开辟专门的民族植物收集区，或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民族植物园，广收当地富有民族特色的植物，展示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同时起到迁地保存植物种质资源的作用。

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然起步较迟，但是前景十分美好。我国悠久的历史，多民族的文化，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是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肥沃土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潮流，是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密无半的团结合作精神，是我国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独特优势。可以预料，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一定能够获得迅速的发展，使我国跻身于世界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先进行列之中。

[以上资料暂时转自百度知道，裴盛基先生所整理，其他以后会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