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森林生态系统退化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改变，气候变暖势必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生产力和边界。据考证，大气污染和酸雨使大面积森林被毁。联邦德国1982年受灾森林面积达0.57万km2，占总面积的8%，1983年上升到34%，1984年进一步扩大为50%。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森林面积也大量减少，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从原先的50%减至如今的8%，四川盆地森林覆盖率减至4%。

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改变还会影响全球水资源的分布，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危害。例如，频繁暴雨和海平面上升对红树林沼泽系统和珊瑚礁的影响。IPCC推断，若全球气温上升3-4 度，许多珊瑚礁系统将严重毁坏；冻原和北方森林的扩展，热带、亚热带和北方生态系统火灾将增加，这些变化必将引起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气候变化扰乱原有栖息地，有利于外来种的入侵，同时也使本地物种的分布生境发生迁移，从而影响了全球生物多样性。对农作物的影响一年中温度、降水分布是决定作物生长的主要因素，温度及由温度引起的降水变化将影响到粮食作物的产量和分布类型。气候变化对于粮食问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中纬度地区，平均温度增加1℃至3℃，预估农作物生产力会略有提高，而低纬地区即使温度有1℃至2℃的小幅增加，农作物生产力也很有可能会降低。全球变暖还会使高温、热浪、热带风暴等自然灾害加重。全球进一步气温升高后，世界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分布状况将有很大变化。

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将加重当代社会的人口增长、经济变革和城市化对于水资源所造成的压力。山地积雪、冰川和小冰帽对于区域可用淡水起到关键作用。冰川物质损失和积雪减少导致可用淡水总量减少。气候变暖造成地区之间径流和可利用水量的进一步失衡，而暴雨、洪水、干旱等灾难事件将更为频繁和严重，进一步威胁人类的生存。

气候变迁：影响古文明兴亡的重要因子

虽然这里诞生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但如今，大概没有人会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区：这里气候干燥、土壤裸露，布满了沙丘，而且如同其他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温差较大。然而如果让时光回转到古巴比伦文明初建之时，两河流域的气候却并非如此。

地质学以及环境变迁研究者认为，两河流域曾存在着湿润而非干旱的气候。在冰河后期最暖的时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但由于西南季风的扩张和季风雨的滋润，在北纬34°到35°的伊拉克北部却存在着湿润的气候。地质学家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氨基酸差位异构分析以及花粉分析等一系列手段，确认了两河流域湿润气候的存在。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在历史上曾是“天堂”，彼时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非常好。在那个气候湿润的关键时期，古巴比伦成为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如果没有两河流域充沛的流量，古人如何获得足够的水源去灌溉农田？如果没有季风带来的降雨，在干旱荒芜的土地上是很难诞生灿烂文明的。

而古埃及的情况，人们可能更为熟悉。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古埃及为“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古埃及人民提供了可耕作的肥沃农田。然而尼罗河为什么会定期泛滥呢？气候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尼罗河的重要支流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上游处于热带山地多雨区，水源丰富。该河降水有强烈鲜明的季节性，河水流量的年内变化很大。春季水量有限，6月开始涨水至9月初达到高峰。11月至12月水位下降，以后进入枯水期。由于青尼罗河的这个特性，使得尼罗河下游每年都会定期泛滥，进而催生了埃及文明。

两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埃及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衰落乃至灭亡的。很多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气候在大范围内变得干旱。处于两河流域入海口阿曼湾的沉积表明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持续约300年的干旱时期，对金字塔附近棺木的树木年轮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古代文明无力抵御长期干旱的危害，因此，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们的衰亡。

而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古印度，有着得天独厚的湿润气候。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入侵毁灭了古印度文明，但事实上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古印度文明早已开始衰落。气象学家在在印度发现了距今4000-3500年前强烈的干旱证据。因此气候突变成为古印度文明衰亡原因的一个可能原因。

气候事件：改变历史进程的自然“推手”

2007年，美国科学院院刊刊发了香港大学章典等研究人员关于气候变迁与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用数据论证了这样一个推论：战争发生频率和人口的变动，在百年尺度上与平均气温的变化周期相关。

这项研究认为，气候变冷将导致食物短缺，人类的生存环境压力增大。为了应对压力，最常见的形式是迁徙，或者说是流亡。由于成熟的农业社会在人口聚居地区会建立起政治疆界，这对于大规模的迁居起着限制作用，因而由气候变迁导致的食物短缺甚至饥荒引起大规模迁居发生时，其结果往往是发生战争。

在我国，气候变化导致的战争，最典型的莫过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众所周知，在我国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中，位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始终与中原农耕社会构成一对矛盾。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宋代的契丹、女真乃至蒙古，明代的满洲……游牧民族始终威胁着农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在湿润温暖的气候下，无论是游牧地区，还是农耕地区，都处于相对宽裕的环境下。而一旦气候变冷，趋于干旱。由于游牧民族所处地区往往是高海拔、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这些边缘地区总是首当其冲地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游牧范围向低纬度、低海拔的温暖地区转移。从而对农耕社会形成侵扰。

根据竺可桢所划分的我国历史上的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对应关系。除第一个寒冷期外，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第二个寒冷期，即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对动荡；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对应两宋时代，当时，两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元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公元1300年至1900年的第四个寒冷期，来自北方的清朝直接消灭了明朝并取而代之。与之相对，在气候温暖的时期，和平和繁荣更为常见：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均发生在温暖时期。

而那些时间尺度上更小的气候事件，则更加数不胜数，它们中很多都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台风阻止了蒙古对日本的入侵，大西洋风暴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因俄罗斯的寒冷气候而失败。不过，这并不是人们所应注意的重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气候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今后仍将继续下去。因而，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应对，是现今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