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各种各样的气功概念如何表述，它们的共性都是“调身、调心、调息”，它们的目的是、也只能是“健康”。调身指身体姿势的调整、躯体的运动，调心指心理的调节、意识的运用，调息指呼吸的调整与锻炼。无论是重视调身的导引功、动功等，还是重视调心的所谓静功、定功、禅坐、周天功等，或者是重视调息的所谓的吐纳、胎息、踵息等，都离不开“三调的结合”。无论是为了培育正气、培养元气，还是延年益寿、长生久视，或者阴平阳秘、形神合一，无非“健康”二字而已。

2、气功文化学研究综述

气功从传统中走来，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之一，体现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是其主体内容。李中华从七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总结——“统一性、连续性、非宗教性、泛道德性、内倾性、中庸和平、乡土情谊”。气功以和谐为原则，外求“天人合一”，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世界观；内求内倾性的“自足、自洽”，体现内在的泛道德性的和谐中庸的人生观。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从整体自然观出发，把天、地、人看成是“冲气以为和”的整体，然后将“自然之道”、“治国之道”、“治身之道”都归纳于一个共同的自然规律中。“自然之道”指人与自然界、自然环境的关系；“治国之道”指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治身之道”指人自身内部系统、各器官、各组织之间的关系。老子以“道法自然”的原则统一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体现了“和谐”的健身观。传统养生的“调于四时”、“顺四时而适寒温”等说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人在天地之间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这种内倾性的文化崇尚内在的自足、洽，追求内在的和谐。这是健身气功的理论依据之一，它决定了气功的实践重“体悟”、重“意识的运用”的“内炼性”特征。气功指导理论的“全凭心意练功夫”、“精神内守”、“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入静”、“致虚极，守静笃”等等，无不体现着这种“内倾性”文化的特征。儒家文化总是教人自己省察，所谓‘求诸己’、‘三省吾身’。孔子把“仁”与“寿”相联系，认为施仁要“由己到人、由内到外”，强调“己”的重要性。孔子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孟子讲求“存心养性以修身”，也是内倾性精神的体现。《孟子·尽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道家文化提倡“游心于形骸之内”、“为腹不为目”、“归根”。道家的“坐忘、心斋、见独、守一”等都是“以心体道，体其同一”的方法。“中国化的佛教亦有‘明心见性’、‘依自不依他’、‘佛向性中求，莫向身外求’等说教，都是在向内用功。”

李土生（2002年）在《儒道释论养生》中，从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的生命观与生命哲学角度，分别论述了气功与传统文化的渊源，认为：“道教重视修炼，儒家重视颐养，佛教重视悟性。”王松龄（1988年）在《中国气功的史·理·法》中，通过对《老子》、《庄子》等道家文化代表书籍以及道教、道家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分析与阐释，介绍了道家文化部分的气功理论；通过讨论佛教小乘派、大乘派的传入、基本理论与禅法，研究了佛家文化的气功理论，认为“坐禅、参禅虽主要在于精神境界的修持，但其修持的结果亦同样可以引起生理变化反应”。

同时，王松龄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儒家气功”之说颇有微词。他认为：“自明、清以来，特别在晚清以至民国时期，颇有一些人以‘儒家功’相标榜，‘儒家功’甚嚣尘上。实即以儒家之理解释得自佛、道之法，或说是用气功的观点解释儒家言。由于理学统治中国思想界近七百年，其‘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而其理论又半渊源于佛、道，故后之佛、道人物亦颇有引理学之理释气功者，故此亦或为标榜‘儒家功’者提供一些借口。”

综上所述，气功沐浴着传统文化从远古中走来，它必然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文化学视角对气功进行研究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仅仅是生硬地从古籍中揪几个词汇冠以某某气功功法之名，然后自诩为哪一家文化的功法，是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气功文化学研究的。

3、气功的历史学研究综述

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气功，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把关于气功的记载挖掘出来，研究气功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对促进气功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因而，关于气功史的研究有着大量的参考文献。李志庸（1988年）的《中国气功发展史》堪称关于气功史学研究集大成者，他在书中把整个气功发展史分成九个时期——气功学的起源、气功学的形成、气功学的成长、气功学的进步、气功学的兴盛、气功学的普及提高、气功学的新发展、气功学的继承和气功学的科学时代。李志庸认为：①如果没有早期的医疗实践就不会产生原始的气功；如果没有医学理论作为基础，就更不会有气功的飞跃发展。②宗教与气功发展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③仿生和内省是中国气功学本身发展中的两个基本特点。马济人（1992年）主编的《实用中医气功学》中对有关气功的书、人、功三方面进行了探索，从气功的起源，然后按照不同历史时代发展脉络，对气功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疏理。研究认为中国气功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唐尧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气功的锻炼和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了；古代的气功，到汉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功法上具体化了，内容也更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气功学术有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如嵇康、葛洪、陶弘景等代表性人物，以及《黄庭经》、《抱朴子》、《养性延命录》等代表性著作；古代气功发展到隋唐时期，出现两个特点：一为在医疗上被广泛应用，隋唐三大古典医籍：《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都有关于古代气功应用于临床的记载，二为传统内丹术开始兴起。《周易参同契》开始被用来指导内丹术；两宋金元时期，内丹术在隋唐五代兴起的基础上，形成流派，开始融合于医学气功之中，并且由于宋代革新了印刷术，为刊印书籍创造了条件。既有国家系统校订刊行的医籍，也有佛经道藏之类的丛书，气功专著也日见增多，此为保存、推广气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进入明清时期，古代气功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更广泛地为医家所掌握、所应用，所以在医学著作中这个方面的资料也就更多了；内丹术日趋成熟，功法内容基本定到气功著作大量编集出版，锻炼方法纷纷总结推广。

“以史为鉴”，通过对气功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梳理气功的“来龙去脉”，可以给现代的研究以丰富和有益的启示。因此，对气功史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历史并非是任人摆弄的文字，历史是过去的事实，气功史的研究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能断章取义、妄加评判，甚至是恶意曲解。发展永远是硬道理，今天的研究要在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去尊重历史、研究历史，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4、气功传统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综述

气功机理与中医基础理论密切相关。许多传统保健体育功法的动作编排和设计，乃至功理和作用的阐述，都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思想。虞定海，吴京梅（1990年）在《中国保健体育》中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气功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了总结。①阴阳学说，传统保健体育是通过各种保健养生的运动方法，调动体内积极因素，及时调整人体阴阳，使之保持功态平衡，阴阳学说在传统保健体育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气功中的动功和静功，动功为阳，静功为阴，因此在练功方式上要求动功和静功密切结合，互为补充，平衡阴阴，全面改善健康状况。②五行学说，传统保健体育中也可常见运用五行学说来具体指导各种功法的锻炼。如六字吐纳功用于治疗疾病时，则首先辨明疾病所属的脏腑和经络，再分别选用相应的吐音，如肝嘘，心呵，脾呼，肺口四，肾吹等；③脏腑学说；④经络学说；⑤精、气、神学说。总之，气功以中医学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健康观为指导思想，从中医基础理论各个方面对气功的研究为气功健身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5、气功现代科学原理基础研究综述

气功实验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末已经开始，那时主要是对气功的人体效应进行研究，即观察练功之后的一些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如练功后的脑电、肌电、皮肤电、呼吸、消化液、血压、心率、皮肤温度、血液成分、尿17—酮类固醇等。到了70年代末在开展群众性气功锻炼的基础上加强了对气功的实验研究，除了进一步在气功生理指标方面做一定的工作外，生化、免疫和细胞形态的工作也有相当的数量。

马济人（1992年）主编的《实用中医气功学》总结气功生理效应的研究包括气功的呼吸生理效应、气功的心血管效应研究、气功的神经生理效应；气功的心理效应的研究认为“得气感是一种生理与心理的综合效应”、“意守是一种自我反馈过程”、“自发动是一种心理顺从和心理放大效应”。秦潮（1996年）在《现代气功生理学》中从生理学的角度较为全面的对气功生理学研究进行了综述，包括：气功与神经、体液调节以及生物反馈与调节，气功对生物分子及细胞的效应，气功对血液和免疫功能的效应，气功对血液循环系统的效应，气功对呼吸系统的效应，气功对消化系统的效应，气功对能量代谢及体温的效应，气功对特殊感觉器官的效应，气功对神经系统的效应，气功对内分泌及生殖系统的效应。这本书可谓有理有据，有理论阐述，又有翔实的实验数据。王极盛（1989年）在《中国气功心理学》中对气功的心理效应、气功增进心理健康的作用和气功锻炼的心理学分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研究认为：气功能改善情绪、加强意志、优化性格，气功能促进心理健康，能够防治心身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