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诗人本身的政治背景，这首诗我们仍有可读的地方，毕竟《楚辞》还是一部很优美的文集，既然蔡宰相用了这样雅的典故，诗本身一定有它的文采，要不然怎么还会流传下来呢。首先诗里的所有素材是偏于朴素的，如：纸屏风，石头枕，竹床，其实连江上传来的渔笛都是朴素的。条件简陋，可诗中人还是安于现状的，闲来看书，困了就睡，醒来呢，听听笛声，看看开阔的江流，他所有的自在和一种在旁观却有深意的内心活动表露无遗。诗的境界是有的，也不乏优美的思绪，可是写出它的却是这样的一个人。

古书放在那里被后人品评或者引用，它不能说话，于是什么人想用就拿去了，好好的书竟因此做了坏人的帮手，稍微不小心读，还以为古圣人就是这样，为什么到了我们身上就成了错。终究蔡确是个做过宰相的人，心胸即使狭隘，眼界却终是广阔的，这造就了蔡确的油滑，也造就了这些他笔下的作品。有意思的是他本人虽钻营狡诈，却因为被贬时写下的这十首诗而再次贬官，有人告他在以诗讥讽朝政，而蔡确这次之后再没有作为，最后死在了被贬到的地方。

作者因为写了这组诗接连几次受贬。但这首诗并没有太深的含义，只是写作者在水亭纳凉时的一种感受。他高卧水亭，酣然入梦，醒后听见数声渔笛，认为自己的闲逸与渔家的身居江湖已很接近，所以独自发笑。

诗中的“手倦抛书”，形容入睡情态，“睡起莞然成独笑”，写睡后悠然自得的感觉，特别是独自哑然失笑，都写得形象入微。

蔡确（1037———1093），字持正，泉州人，宋臣。举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调州司理参军。韩绛宣抚陕西时，见其有文才，荐于其弟开封府尹韩维属下为管干右厢公事。

宋太祖依靠北方大士族“马上得天下”，当了皇帝后在禁中刻石：“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这一禁令虽到真宗朝闽人章得象入相时被破了，但自太祖迄仁宗朝还是北方大士族在朝廷中占据了绝对优势。《邵氏闻见录》载：“韩（绛，河南开封）、吕（公著，安徽寿州），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因此，北方大士族对土地的兼并也肆无忌惮,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改革，势在必行。仁宗朝富弼、范仲淹的改革———新政不彻底，这才有了神宗朝王安石（江西抚州人）变法，而成为变法中坚的，大多是南方小士族的代表，其中，福建人占有极重要地位。

北方大士族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攻击的态度，他们指王安石集团为奸臣集团，除王安石是因他们推介上台外，其他人在正统的史书中多被污为奸臣。其实，这些人大多是坚决的改革派。王安石去位后，坚持新法的头号改革派当推蔡确。

王安石当政时，荐蔡确为三班主簿，徙监察御史里行。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江西德安人）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的胜利，但被告挪用军费，蔡确奉命办案，为其白冤。开封府鞠相州民讼，事连判官陈安民，陈安民托左相吴充女婿讲情。蔡确认为事关大臣，非开封府可了，遂移御史台，杜绝了官官相护的官场人情。后来，右相王力荐蔡确参与治狱，史书说他“锻炼成狱”，成了他被污为奸臣的证据之一。

擢御史中丞、领司农寺，史载，新法中的“常平、免役皆成其手”。拜参知政事，左相吴充想改变新法，蔡确不让，举萧规曹随例，说新法为“今陛下所自建立，岂容一人挟怨而坏之。”

元丰五年（1082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神宗元丰改官制，此为右宰相官名）。任上，严厉打击保守派的反扑，史书载：“确既相，屡兴罗织之狱，缙绅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哲宗即位（1086年），转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时宣仁太后（安徽蒙城人）垂帘主政，引北方大士族代表韩缜（韩绛弟）为右相，并用韩缜两个侄子为列卿，与蔡确相抗衡。接着，保守派陆续返朝廷，司马光、吕公著要废去新法，蔡确不让，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那是自己建议实行的。但是，他终单拳难敌众手，于元祐二年（1087年）被罢，出知陈州，徙安州、邓州，又因《游车盖亭》诗语涉讥讪朝廷而被追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后卒于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