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北方民歌有《徒歌》（清唱）、《但歌》（有帮腔）、《相和歌》（有管弦伴奏及打节拍的乐器）。《相和歌》的最高形式为歌舞大曲，称为《相和大曲》，由多节歌舞及插曲《艳》、《趋》、《乱》组成。北魏至隋唐，南方和北方汉族民间音乐统称为《清商乐》或《清乐》，含民歌和舞曲，是燕乐（宴会音乐）的组成部分。又有宫廷雅乐（礼仪音乐），还有吸收兄弟民族音乐创作的鼓吹曲，如《战城南》；横吹曲，如《紫骝马歌》等。这一时期著名琴曲有《广陵散》和参与胡笳而写的琴曲《胡笳十八拍》。

唐代民歌称为“曲子”，见于敦煌资料，如《菩萨蛮》、《剑器词》等，都有音乐曲调，以后发展为文学形式词牌。唐代多段大型歌舞曲称为“大曲”，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长达几十段，如《绿腰》，大曲中接近汉族《清乐》系统较为幽雅的部分，称为《法曲》。

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法曲》。唐玄宗时，依表演方式，分音乐为《立部伎》。其室外表演为八部：（1）《安乐》、（2）《太平乐》、（3）《破阵乐》、（4）《庆善乐》、（5）《大定乐》、（6）《上元乐》、（7）《圣寿乐》、（8）《光圣乐》；室内表演为六部：（1）《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2）《长寿乐》、（3）《天授乐》、（4）《鸟歌万寿乐》、（5）《龙池乐》、（6）《小破阵乐》。此期歌舞音乐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汉唐时期的乐器有：汉琵琶（阮咸）、箜篌、角、笳、笛和六孔尺八（都是箫的前身）、筚篥、方响、锣、达卜（单面鼓）、节鼓、轨筝、奚琴、齐鼓、羯鼓、檐鼓、都昙鼓、毛员彭、签腊鼓、鸡娄鼓、王鼓、连鼓、桴鼓、太平管、跋膝管、七星管等，这一时期各类乐器总数达300多种。

乐律方面，南北朝的古琴曲中，已正式应用纯律音阶。隋朝立八声音阶。隋唐燕乐用28调。

隋代音乐家万宝常提出84调的理论，并在隋

唐宫廷雅乐中应用。这一时期，出现“犯调”和“移调”的作曲方法，提出主音乐的表达性能，还出现以减字谱记琴乐谱的方法，又在敦煌发现用工尺谱记唐乐谱，便于乐谱的保存和传授。

宋代戏曲音乐主要有杂剧音乐和南戏音乐。杂音乐吸收了歌舞大曲、北方说唱音乐、民间小唱等音乐因素形成。南戏音乐则以当时南方民间流行的小曲、歌谣为主，吸收流行词调和歌舞大曲的音乐形成。此外，还有民间“路歧人”表演的说唱音乐《陶真》（农村）、《崖词》（都市）。

宋代乐器，笙和琴有较大发展。有竽笙、和笙、凤笙及葫芦琴、渤海琴、嵇琴（奚琴）、七弦轨筝、双韵等。其它引进或新制的乐器还有：五孔尺八、叉手笛、鹧鸪、扈圣、倍四、银字中管、中管倍五等吹乐器。拉弦乐器马尾胡琴也在11世纪由西北传入。

用三分损益法算得18律，合理解决了转调问题，是这一时期乐律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音乐史4．元、明、清音乐与戏剧

元、明、清三朝，汉族音乐以戏曲音乐为主。元代戏曲称为“元曲”，有杂剧与散曲之分。元曲音乐，来源于唐宋词曲、大曲、诸宫调中名曲及北方民间流行乐曲。其中，单个乐曲称小令，若干同一宫调七声音阶北曲的单体乐曲依一定的逻辑连成组曲，前有引子，后有尾声，称为套数。南方戏曲独称为“南戏”，戏曲由五声音阶的南曲构成。元代中期以后，杂剧戏曲南移，南北戏曲合流，形成“南北合套”的戏曲套数。

明代人称南戏为《传奇》。明以后，杂剧形渐衰落，《传奇》音乐独主剧坛，兼收杂剧音乐，改名昆曲。《传奇》音乐有《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等四大声腔。其名声显著在明朝，其形成之始则在宋、元两朝。

北方有《秦腔》，起于陕西，以枣树梆子为板，因称为《椰子腔》，音乐高亢激越。又有《西秦腔》，起于甘肃，音乐苍凉深沉，后演变为《西皮调》。《西秦腔》与陕西民间音乐结合，分别形成《西路梆子》和《东路梆子》。《东路梆子》传到山西，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山西梆子》，在河南形成《河南梆子》，在河北形成《河北梆子》。又有《弦索调》，是用三弦或琵琶伴奏的一种歌唱的曲调，明初起于中州。传到江南，发展为太仓、苏州、嘉定三派。

清初，有《二簧腔》，起于江西，传到安徽、湖北、广西。又称为《湖广调》，或说因湖北黄冈、黄陂得名“二黄”，《西皮调》与《二簧腔》结合，形成《皮黄腔》，是徽剧与汉剧的戏曲音乐基础。1870年，《皮黄腔》进入北京，形成《京剧》。此后，以昆腔、高腔、梆子、皮黄、弦索等五大声腔系统为基础，结合各地民间音乐、逐渐形成一些剧种音乐。如《昆剧》、《徽剧》、《汉剧》、《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粤剧》、《川剧》、《闽剧》、《滇剧》、《湘剧》、《赣剧》等剧种。

说唱音乐以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最引人注目。弹词用弹弦乐器琵琶、三弦伴奏，以《苏州弹词》为代表。清中叶，苏州弹词依曲调风格不同而分为陈调、俞调、马调。著名艺人有陶贞怀、丘心如、陈瑞生、梁德绳、王周士、陈遇乾、俞秀生、马如飞、陆士珍、姚似璋、赵湘舟、王石泉等。《鼓词》由演员，另有三弦、琵琶、四胡等弦乐器伴奏。《鼓词》又称为《大鼓》，以冀中《西河大鼓》、《沧州木板大鼓》最早。著名艺人有郝老凤、王小玉、马三峰等。

近代以来，汉族音乐的走向，表现为三个方面：

（1）随着封建统治被推翻、代表封建统治阶级正统意识、政治上僵化腐朽、艺术上干瘪空虚的宫廷雅乐迅速被人们遗忘。

（2）民间地方戏、器乐曲和曲艺如繁花盛开，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人们的艺术审美也大不如前。

（3）西方音乐的基本乐理、西方歌曲及演唱形式、西洋乐器、新的记谱法等传入中国，从音乐教育家们利用外国曲调填写新词，到创作学堂乐歌及群众歌曲，从编排儿童歌剧舞剧到创作大型歌剧，汉族音乐逐步采用现代西方音乐的某些形式，失去了自己的中心与个性，缺乏自己的特色。

代表民族音乐正确方向的伟大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以及革命根据地发生的。变革的一方面表现为利用传统的民歌、小调、戏曲、器乐曲和曲艺的形式来表达新的革命内容；另一方面表现为创作新的歌曲、歌剧时充分吸收民间传统的曲调，使这些新作歌曲歌剧具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最根本的是，从革命时代的主题出发，谱写了民族音乐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引进西方音乐理论和乐器，创作新的乐曲，是汉族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最早的新乐曲是在新办的学堂里教唱的新歌曲，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的产生，起初是一些留学生用日本或欧美流行的某一曲调填词编成的新歌，后来也有用民间小调填词，或创作新曲的。著名的学堂乐歌如《中国男儿》、《何日醒》、《苏武牧羊》、《木兰辞》等。早期的音乐家教育家有沈心工、李叔同等。

之后，音乐家们努力探索创立民族音乐的道路，并运用西方音乐理论创作新的乐曲，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有王光祈、青主、丰子恺等，著名的新乐曲有歌曲《国民革命歌》（肖友梅曲）等，还有钢琴独奏曲《新霓裳羽衣舞》（肖友梅曲），以及大型声乐套曲《长恨歌》（黄自曲）。

在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运动中，群众所唱的革命歌曲较多的用民歌、小调的曲调填词。如《八月桂花遍地开》、《春耕歌》、《打破旧世界》、《婚姻自由歌》、《工农革命歌》、《刘志丹》、《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吃牛肉歌》、《红军纪律歌》、《打开米脂城》、《纪念列宁》、《五三运动》、《十把扇子》等。著名革命家瞿秋白除了翻译介绍《国际歌》之外，还亲自谱写了《赤潮歌》，彭湃同志也曾用当地民歌、童谣写了许多革命歌曲，如《工农齐奋起》、《田仔骂田公》等，在群众中传唱。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汉族首当其冲。一批杰出的音乐家精英曾经写出大量歌颂人民力量、呼吁抗日救亡的群众歌曲，如聂耳的《大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打砖歌》、《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新女性》等，任光的《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热血歌》、《九一八》等、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以及组歌《黄河大合唱》、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刘雪庵的《长城谣》、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张曙的《壮丁上前线》、《丈夫去当兵》等，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向隅的《红缨枪》等，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郑律成（朝鲜族）的《八路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延安颂》等，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等。

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又有一批音乐家创作了许多革命群众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跌倒算什么》、《茶馆小调》、《古怪歌》、《翻身道情》、《南泥湾》、《民主建国进行曲》、《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还有民间歌手创作的新民歌，如李有源的《东方红》等。

创作富于汉民族音乐特点，用西洋乐器演奏乐曲，是近代汉族音乐的内容之一。著名的如钢琴曲《牧童短篇》（贺绿汀）、《花鼓》（瞿维）、《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丁善德）、《钢琴弦乐五重奏》（马思聪）等，管弦乐曲《民族解放交响乐》、《中国狂想曲》（冼星海）、《晚会》（贺绿汀）、《陕北组曲》（马可）等。

编演新歌剧是近代汉族音乐发展的又一方面。最初是编儿童歌舞剧，如黎锦晖《小小画家》，以后有独幕歌剧如《扬子江暴风雨》（田汉编剧、聂耳作曲），还有如向隅等写的《农村曲》、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任光的《洪波曲》、王洛宾的《沙漠之歌》、郑志声的《郑成功》等。解放区的大型歌剧，如《白毛女》（马可、张鲁、瞿维等作曲）、《刘胡兰》（罗宗贤等作曲）、《王秀鸾》（小流等作曲）、《赤叶河》（梁寒光等作曲）等。

国人深感中国音乐进度缓慢而落后，主要原因是国家不重视中国的音乐发展，使中国音乐处于一种不尴不尬没有什么特色的地步。我国古代的宫廷乐曲与古曲也没能得以重视，反倒被日本、韩国等小国传承，使人生叹。华夏复兴必须要复兴汉族乐器与古曲，这是走向复兴的关键之一，只有从内而外的完善自己才能使民族得以蜕变。

赵晓生的太极作曲法

房晓敏的五行作曲法

我国吹奏乐器的发音体大多为竹制或木制。根据其起振方法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气流吹入吹口激起管柱振动的有箫、笛(曲笛和梆笛)、口笛等。

第二类，气流通过哨片吹入使管柱振动的有唢呐、海笛、管子、双管和喉管等。

第三类，气流通过簧片引起管柱振动的有笙、抱笙、排笙、巴乌等。

由于发音原理不同，所以乐器的种类和音色极为丰富多彩，个性极强。并且由于各种乐器的演奏技巧不同以及地区、民族、时代和演奏者的不同，使民族器乐中的吹奏乐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极其丰富的演奏技巧，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与流派。

典型乐器：笙、芦笙、排笙、葫芦丝、笛、管子、巴乌、埙、唢呐、箫。

全部乐器： 木叶、纸片、招军(汉族) 、口笛(汉族) 、箫（北箫、南箫）(汉族) 、尺八 、笛（传统笛、加键笛、新笛）(汉族) 、排笛(汉族) 、竹筒哨(汉族) 、排箫(汉族) 、篪(汉族) 、埙(汉族) 、唢呐（传统唢呐、加键唢呐）(汉族) 、管子(汉族) 、双管(汉族) 、喉管（传统喉管、加键喉管）(汉族) 、笙（传统笙、加键高音笙、抱笙、排笙）(汉族)、篌、低音管

我国的弹拨乐器分横式与竖式两类。横式，如：筝(古筝和转调筝)、古琴、扬琴和独弦琴等；竖式，如：琵琶、阮、月琴、三弦、柳琴、冬不拉和扎木聂等。

弹奏乐器音色明亮、清脆。右手有戴假指甲与拨子两种弹奏方法。右手技巧得到较充分发挥，如弹、挑、滚、轮、勾、抹、扣、划、拂、分、摭、拍、提、摘等。右手技巧的丰富，又促进了左手的按、吟、擞、煞、绞、推、挽、伏、纵、起等技巧的发展。

弹奏乐器除独弦琴外，大都节奏性强，但余音短促，须以滚奏或轮奏长音。弹拨乐器一般力度变化不大。在乐队中除古琴音量较弱，其它乐器声音穿透力均较强。

弹拨乐器除独弦琴外，多以码(或称柱)划分音高，竖式用相、品划分音高，分为无相、无品两种。除按五声音阶排列的普通筝等外，一般都便于转调。

各类弹奏乐器演奏泛音有很好的效果。除独弦琴外，皆可演奏双音、和弦、琵音和音程跳跃。

我国弹奏乐器的演奏流派风格繁多，演奏技巧的名称和符号也不尽一致。

典型乐器：琵琶、筝、扬琴、七弦琴(古琴)、热瓦普、冬不拉、阮、柳琴、三弦、月琴、弹布尔。

全部乐器：琵琶(汉族) 、阮(汉族) 、月琴(汉族) 、秦琴(汉族) 、柳琴(汉族) 、三弦(汉族) 、筝（转调筝、新筝、蝶式筝、多弦制筝）(汉族) 、古琴(汉族)、竖箜篌、雁柱箜篌、双清、扬琴（律吕扬琴、变码扬琴）。

我国民族打击乐器品种多，技巧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根据其发音不同可分为：1、响铜，如：大锣、小锣、云锣、大、小钹，碰铃等；2、响木，如：板、梆子、木鱼等；3、皮革，如：大小鼓、板鼓、排鼓、象脚鼓等。

我国打击乐器不仅是节奏性乐器，而且每组打击乐群都能独立演奏，对衬托音乐内容、戏剧情节和加重音乐的表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族打击乐器在我国西洋管弦乐队中也常使用。

民族打击乐可分为有固定音高和无固定音高的两种。无固定音高的如：大、小鼓，大、小锣，大、小钹，板、梆、铃等有固定音高的如：定音缸鼓、排鼓、云锣等。

典型乐器：堂鼓(大鼓)、碰铃、缸鼓、定音缸鼓、铜鼓、大锣小锣、小鼓、排鼓、达卜(手鼓)、大钹。

全部乐器： 梆子(汉族) 、梨花片(汉族) 、编磬(汉族) 、钹(汉族) 、锣(汉族) 、云锣(汉族) 、十面锣(汉族) 、星(汉族)——碰钟 、钟(汉族) 、编钟(汉族) 、连厢棍(汉族) 、唤头(汉族) 、惊闺(汉族) 、板(汉族) 、木鱼(汉族) 、吾攵(汉族) 、花盆鼓(汉族) 、渔鼓(汉族) 、京堂鼓(汉族) 、腰鼓(汉族) 、拨浪鼓(汉族) 、扬琴(汉族)

拉弦乐器主要指胡琴类乐器。其历史虽然比其它民族乐器较短，但由于发音优美，有极丰富的表现力，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艺术水平，拉弦乐器被广泛使用于独奏、重奏、合奏与伴奏。

拉弦乐器大多为两弦少数用四弦如：四胡、革胡、艾捷克等。大多数琴筒蒙的蛇皮、蟒皮、羊皮等；少数用木板如：椰胡、板胡等。少数是扁形或扁圆形如：马头琴、坠胡、板胡等，其音色有的优雅、柔和有的清晰、明亮；有的刚劲、欢快、富于歌唱性。

典型乐器：二胡、板胡、革胡、马头琴、艾捷克、京胡、中胡、高胡。

全部乐器： 二胡(汉族) 、高胡(汉族) 、京胡(汉族) 、三胡(汉族) 、四胡(汉族) 、板胡(汉族) 、坠琴(汉族) 、坠胡(汉族) 、奚琴(汉族) 、椰胡(汉族) 、擂琴(汉族) 、二弦(汉族) 、大筒(汉族) 、轧筝(汉族)。

三分损益律 纯律 十二平均律

多于十二的三分损益正、变律体系

一、钟律

二、琴律

三、京房六十律

四、荀勖笛律

五、三进六十律与祖孝孙二十律旋宫法

六、蔡元定十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