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帝陵东侧10个外藏坑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包括文吏、武士、男女侍从、宦者等各种身份的陶俑，各类陶塑家畜，原大或缩小为三分之一的木车马，各种质地的生活器具和兵器以及粮食、肉类、纺织品等生活消费品。

孝景王皇后陵位于帝陵东北，距帝陵450米处，与景帝陵遥相呼应。

西汉时，帝、后合葬实行“同茔不同穴”的制度，即皇帝和皇后虽葬于同一茔域，但各起一座陵园。后陵与帝陵形制相同，高约25.5米，封土形制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封土上外围放射状态分布着28条从葬坑，南侧立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汉惠帝安陵”碑石，为讹误。

孝景皇后王娡（？—前125年），汉景帝第二任皇后，汉武帝生母。槐里人，母臧儿为燕王臧荼孙，父为槐里人王仲。有四女一子，为修成君金俗、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隆虑公主（林虑公主）、汉武帝刘彻。王娡于汉武帝元朔四年去世（前125年），晚于汉景帝十六年，谥号“孝景皇后”，与景帝合葬在阳陵。

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后陵正南，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西北，分别占地96000平方米。199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西安——咸阳机场专用公路修建的考古钻探中发现从葬坑数座，组建了以王学理为队长，尚志儒为副队长的汉陵考古队，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进一步的钻探，发掘出大量彩绘裸体陶俑，发现了南区从葬坑。1991年，汉陵考古队90年的发掘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北距后陵300米，共计有24个坑，呈南北向14行排列。1992年4月，《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一号简报》发表，公布了南区从葬坑16、17号坑的发掘成果。1994年4月，《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二号简报》发表，公布了南区从葬坑20—23号坑的发掘成果。1995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调秦汉研究室焦南峰、马永嬴组建阳陵考古队（简称阳陵队）。1995年11月，阳陵队发掘阳陵南区10号从葬坑（局部），出土大量彩绘裸体武士俑。

从葬坑中有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有堆放粮食的仓库，还有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及成组的陶、铁、铜质生活用具，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与西汉时期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这些考古发现既是西汉帝王丧葬制度的反映，也是西汉时期经济繁荣，军力强盛和物质生活丰裕的缩影。

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东南，是中国发掘清理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皇家陵园祭祀建筑基址。

此处地形隆起，外貌呈缓坡状。遗址平面为“回”字形内外两层，总面积约67000平方米。其内是中心建筑的夯土台基，基座呈正方形，基址边长54米，每边3个门，共计12个门。四周有砖铺地面、卵石散水以及大量砖块、瓦片堆积层等遗迹遗物。在四周门道处出土的空心砖上发现印有四神纹，分别为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基址四周铺的地砖颜色各异，分别为东青、西白、北黑、南红。依建筑原理，整座建筑复原后是四角攒尖顶建筑，类似西安钟楼；或者是圆形攒尖顶建筑，类似北京天坛。

罗经石是建筑中心的一大柱础石，该核心柱石边长近两米，其上所立柱子直径有1.4米，高度难以想像。基址每边有14个柱坑，坑内保存有柱础石，56根回廊柱与核心柱共同撑起“长安城内就能历历在目”的阳陵高台建筑。整个建筑布局规整，规模宏大。

罗经石遗址是阳陵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之一，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帝陵陵庙建筑遗址。据有关资料记载，景帝陵庙亦称孝景庙，号德阳宫。《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载，中元四年（前146年）“春三月起德阳宫”，注：“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景帝庙于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十二月毁，竟宁元年（前33年）三月复。考古专家联系“罗经石”遗址的发掘显示，推断这一遗址是景帝陵庙德阳宫的一部分。

阳陵陪葬墓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东到马家湾乡米家崖村塬边，全长2350米，占地约3.5平方千米。整个墓区被壕沟分成若干个方块，成为墓园，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这次发现的陪葬墓园数量众多，围沟完整，布局规整，排列有序，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这一发现在西汉十一座帝陵的考古研究中是首次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997年6月开始，阳陵队为配合高陵县泾河工业园区的建设，对阳陵陪葬墓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并发掘了其中的部分墓葬，出土了大批汉代珍贵文物。

刑徒墓地位于帝陵西北约1.5千米处，面积达8万平方米，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估计葬于此地的刑徒在万人以上。1972年，发掘了其中的29座墓葬，揭开了阳陵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发现35具人骨架，其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相互枕籍，埋葬草率，均无陪葬品。骨架上大多戴有“钳”、“釱”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1978年初，杜葆任先生发表《汉阳陵附近的钳徒墓》一文，确认了阳陵的刑徒墓地。

阳陵邑位于西安市北郊的泾渭三角洲上，阳陵以东，北临泾水，南越渭河与长安相望。这里原是秦代的一个县城，汉景帝五年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阳陵邑，在历史上共存在了数百年，是中国首次发现汉代帝陵的陵邑。

阳陵邑东西长4.5千米，南北宽1千米左右，总面积4.5平方千米，已探明东西向有主街道11条，宽度在9—50米；南北向街道31条，组成了百余个棋盘式的里坊。城里有密集的汉代建筑遗址、官署区、民居区和制陶作坊区，有铸造钱币的遗址和儿童墓地等。共出土各类文物达一万余件，有大量的筒瓦、五棱水管等建筑材料，有盆、罐等陶制生活用具，有铜、铁质铠甲片，铜簇、铁簇等武器装备，有数十个用陶井圈箍起来的水井，有中国发现最早的浴池。出土的文物显示，阳陵邑与当时的外界交流非常广泛，而且城内设置机构非常齐备，甚至可能还有监狱。

南阙门是帝陵陵城四门中的南门，也叫朱雀门，由两座三出阙构成。阙为一种礼制建筑，是古代设置在城垣、宫殿、祠庙、陵园大门两侧标示地位尊崇的高层建筑物，也叫门阙。因左右分列，中间形成缺口，故称阙（古代“阙”和“缺”通用）。据说，大臣上朝面君时，走至阙前总要自省，想想自己还阙（缺）多少。

阳陵的陵冢四周原有一圈城垣，城垣四周均有门阙，南阙门即南边的门阙，其距离帝陵封土120米。1997年3月和2000年文物部门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南门阙的建筑形式为一组两座对称的“三出阙”。这种由一主阙、二子阙组成的三出阙，为皇帝专用。在南阙门发掘过程还发现一段散水。散水指在大型建筑的屋檐下，把核桃大小的卵石紧密地砌在一起，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坚固的承水面，用以承接屋檐上滴下的水珠或水流。散水一般中间略高，以便承接的水能向两侧流走。南阙门遗址散水宽0.9米，全长14.6米。

1990年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6年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汉景帝阳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测绘、钻探、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发掘研究成果。

阳陵出土的汉俑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

据研究，这些陶俑在刚刚完工时都身着各色美丽的服饰，胳膊为木制，插入陶俑肩部的圆孔，以便木胳膊可以灵活转动，但经过千年的风霜之后，衣服与木胳膊都已腐朽，因此只剩下了裸露而残缺的身躯。

兵马俑的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女子，大多面目清秀，身材匀称，但也有一些颧骨突起，面貌奇异，可能是当时的异民族兵员。比起秦始皇兵马俑的肃穆与刚烈，阳陵汉俑显得平和而从容，正反映了“文景之治”中安详的社会氛围。

遗址中心部分的最高处放置着一块方形巨石，当地群众叫做“罗经石”，经测定为正南北方向。据研究推测，为修建阳陵时标定水平、测量高度和标示方位之用，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测量标石。

在汉景帝阳陵帝陵封土南面现存有五方石碑。其中，明代中后期皇帝派遣大臣祭祀汉景帝后所立御制祝文碑两方，清乾隆丙申年（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阳陵正名碑一方，现代文物保护标志碑两方。这五方石碑，反映了明清以降各个历史时期官方对阳陵的重视和保护，体现了后世对汉景帝文治武功和统治思想的称赞与认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阳陵帝陵封土南面距南阙门遗址约70米处，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阳陵正名碑前，曾经呈东西方向依次树立有七方碑刻，至清末（1906年—1910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实地考察时尚存三方，今仅存两方：明代皇帝派遣大臣祭祀汉景帝后所立御制祝文碑。两方碑刻分别树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和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天启祝文碑为东起第一方，嘉靖祝文碑为东起第三方，余者仅存碑座而不知碑身佚于何时、何处。由于两碑所历时代较长，又孤处于帝陵一侧，多受风雨磨蚀与人为破坏，碑文少量字迹难免有所湮灭，嘉靖碑即有两字难以确认，不过观察两篇祝文格式、内容均较一致，故而可利用天启碑与嘉靖碑相校，补出湮灭的文字为“克守先业，致治保民”。

碑文中对汉景帝“克守先业，致治保民”的评价，体现出明代官方对景帝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认同。

1963年4月，阳陵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10月，阳陵考古队与斯洛文尼亚文物保护中心合作在阳陵南区8号从葬坑（局部），进行文物保护示范工程。

2001年6月25日，阳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4月2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阳陵博物馆拟与荷兰德伦特博物馆建立友好馆的请示》（陕文物字〔2008〕39号），同意汉阳陵博物馆与荷兰德伦特博物馆开展交流合作。

2010年9月1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都博物院的考古、规划方面专家安家瑶、吕舟、杭侃、王毅等，对汉阳陵司马道跨咸铜铁路桥工程方案进行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汉阳陵博物馆司马道跨咸铜铁路桥工程符合《汉阳陵保护规划》要求，方案基本可行。

2010年9月10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阳陵司马道跨咸铜路桥工程的请示》（陕文物字[2010]180号），原则同意汉阳陵司马道跨咸铜铁路桥工程方案和意见。

2010年12月20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上报汉阳陵帝陵南阙门遗址本体保护工程设计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0]130号），原则同意《汉阳陵帝陵南阙门遗址本体保护工程设计方案》及意见。

2011年4月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阳陵帝陵陵园遗址保护工程设计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1〕82号），原则同意汉阳陵陵园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设计方案和意见。

2012年5月22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道路系统规划的请示》（陕文物字〔2012〕62号），原则同意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道路系统规划设计方案及意见。

2013年05月31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阳陵大遗址综合信息监测及预警系统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3〕83号），原则同意开展汉阳陵遗址本体和保存环境监测预警项目及意见。

2013年07月02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部陪葬墓区保护展示规划设计的请示》（陕文物字〔2013〕82号）。

2014年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调研汉阳陵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14年12月8日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三局副局长孙灿率队，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相关工作负责同志就城镇化进程中的文物保护相关事宜到汉阳陵博物馆进行调研。

2014年12月12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泾河工业园区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程涉及汉阳陵保护范围的请示》（陕文物字〔2014〕290号），原则同意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靖西一线天然气管线改线建设项目（泾河工业园区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程）选线方案和意见。

2014年12月30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景帝阳陵考古陈列馆陈列改造工程立项的请示》（陕文物字〔2014〕140号），原则同意汉阳陵考古陈列馆陈列改造工程立项。

2014年10月，为进一步规范、推动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管理工作，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行情况全面评估。2015年3月，全面评估结果公布，汉阳陵名列第二。

2015年，作为中央编办首批确定的全国文物系统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单位，陕西汉阳陵博物馆已按照要求，制定了理事会章程，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

2015年03月1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阳陵后陵外藏坑及阙门等保护展示工程立项的请示》（陕文物字〔2014〕101号），原则同意汉阳陵后陵外藏坑及门阙、南北区外藏坑及北部陪葬墓展示工程立项和意见。

2015年04月01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体规划（修改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3〕205号﹚，原则同意所报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2015年05月0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部陪葬墓区保护展示规划设计的请示》（陕文物字〔2014〕61号），原则同意汉阳陵东部陪葬墓区保护展示规划设计方案。

2019年04月03日，陕西省文物局委托陕西省文物考古工程协会，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汉阳陵帝陵K21号外藏坑抢救性保护工程设计方案》进行了评审，方案最终通过评审。

阳陵南门阙是中国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它的发掘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南阙门遗址还出土有发现最早的砖质围棋盘、陶质脊兽和最大的板瓦等。

帝陵园内86座从葬坑的钻探发现和试掘为汉陵的田野调查、钻探和发掘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帝陵制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这些从葬坑的分布和坑内陪葬物品的放置，无疑与当时宫廷的制度等有关，因而对这批从葬坑的发掘和研究，对汉代宫廷制度、帝王生活、陪葬习俗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阳陵邑遗址生动地再现了2000年前汉代古城的文化风貌和汉代的宫廷生活，对研究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阳陵的考古科研成果是举世瞩目的，它的钻探、发掘、研究成果为西汉帝陵的埋葬、陪葬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研究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实物资料，为西汉诸陵的考古研究中起到了先导和借鉴的作用，阳陵考古陈列馆的对外开放则向世人展示了整个“文景之治”的盛况。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

开放时间：8：30－17：30

门票：淡季65元/人，旺季90元/人

交通：张家堡—汉阳陵：在张家堡乘游4路可直达汉阳陵；发车时间为8：30—17：00；途经城市运动公园；单一票价二元。

西安—汉阳陵：自西安新安医院乘游10路；发车时间为6：30—18：00。

咸阳—汉阳陵：自咸阳火车站乘5路车即可直达汉阳陵；发车时间为：8：00—18：00；正点对开一个班次；票价为6元/张。

自驾车：自驾车可从张家堡上西铜高速公路向北直至渭河大桥处，然后上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专线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