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馆陶大长公主自居拥立刘彻之功，对刘彻各种请求，令刘彻厌烦。刘彻按约定娶的馆陶大长公主之女陈皇后起初获得独宠，但她不仅“骄妒”，而且长年无子，使刘彻对她有所疏远。此时王太后告诫刘彻说：“你刚即位，大臣还没有完全服从，就先搞明堂，惹恼了太皇太后，如今又忤逆大长公主，肯定会严重得罪她们。妇人容易取悦，你一定要十分慎重！”于是刘彻不得不稍微尊重馆陶大长公主与陈皇后。在此期间，刘彻韬光养晦，沉湎于微行和狩猎。同时，他亦进行了一些对外开拓的准备工作和初步活动，如派张骞出使西域、派严助征讨闽越等。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刘彻得以完全掌权。他借口许昌、庄青翟办理丧事不力，将二人罢免，起用舅舅田蚡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刘彻对田蚡几乎言听计从，以致田蚡专横跋扈，“权移主上”，后经刘彻敲打才有所收敛。而对于窦氏势力则日益疏远，终于在元光四年（前131年）借灌夫骂座之事而处死了窦婴，不久田蚡亦死。此后，刘彻起用功臣外戚以外的官吏乃至出身微贱之人，如主父偃、公孙弘、张汤等，并拜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打破了非列侯不得为丞相的惯例，开启了先拜相再封侯的先河；又提升御史大夫的地位，让御史大夫张汤取代丞相的作用，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作用也大为缩小。

另一方面，刘彻宠幸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卫子夫，而陈皇后则嫉妒卫子夫，屡次加以迫害，刘彻遂于元光五年（前130年）以巫蛊为由废黜陈皇后，迁其于长门宫。元朔元年（前128年），年近三十的刘彻终于得到了第一个儿子刘据，遂于同年立刘据之母卫子夫为皇后，六年后立刘据为皇太子。同时起用卫子夫之弟卫青、外甥霍去病来开疆拓土，新设大司马之职来安置这些军功外戚。卫青等深知刘彻对窦婴、田蚡以外戚身份操控朝政、招揽宾客之事恨之入骨，因此行事低调，以“和柔”取悦刘彻，避免触犯刘彻的皇权。

对于地方诸侯势力，刘彻一方面以推恩令进一步缩小其权限与土地，另一方面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平息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的未遂叛乱，巩固了中央对诸侯王的控制。元鼎五年（前112年），因列侯不肯助兵攻南越，刘彻以献给朝廷的酎金成色不足为由，褫夺了106名列侯的爵位，从而敲打了消极应付中央的诸侯势力。元鼎五年（前112年）以后，刘彻开始频繁巡行郡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政策，汉朝的国力在刘彻即位后已相当厚实。而刘彻自即位以来，就一改汉初的战略防御政策，积极进取，征伐四方，力图实现“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的局面。刘彻开疆拓土的用兵对象首先在南方。建元年间，刘彻两次出兵闽越，都不战而胜。这令刘彻颇有成就感，坚定了他征伐四方的意志。他派严助向反对出兵的淮南王刘安传达自己的意思，强调“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即汉朝是天下万国的宗主，具有征伐四方、扶危平乱的使命，其对外用兵的合法性也在于此。

刘彻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灭胡”，即消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建元年间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迁徙到西域的匈奴世仇大月氏结成军事同盟。但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扣押，逃脱后亦未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汉朝，因此与大月氏结盟“灭胡”的计划没有实现。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派人来汉朝要求和亲，朝中分为大行令王恢为首的主战派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经过一番争论，刘彻采纳了主和派的主张，准备再对匈奴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到了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向刘彻提出了马邑之谋，试图利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境，在马邑谷中设伏灭之。刘彻批准，但该计划因行动不周而没有成功，王恢下狱自杀。此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更加频繁地入侵汉朝边塞。

在这种情况下，主父偃、严安等刘彻近臣提议恢复与匈奴和亲，以换取国家的稳定。但刘彻并未对匈奴让步，而是果断提拔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自元光六年（前129年）以来，卫青等将领连年出塞，大破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建筑朔方城，使汉朝在对匈斗争中逐渐居于主动地位。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右地，开拓河西走廊，浑邪王部四万余人降汉，其后陆续设置四郡（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隔绝了羌人和匈奴的往来，控制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发动“度幕”作战，深入漠北，大破匈奴，从此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但汉朝也付出了相当的损失，再加上霍去病在入塞两年后去世，此后“久不北击胡”，对匈奴的攻势告一段落。

对匈奴的战事告一段落后，刘彻又剑指其他方向，继续开疆拓土。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派安国少季、终军等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兴内附。但南越丞相吕嘉不愿归汉，于翌年杀死南越王赵兴及其母汉女樛氏，安国少季、终军等汉使亦遇害。刘彻遂派路博德、杨仆等发兵消灭南越，设置南海等九郡，将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地区并入版图。此后几年，又陆续平定西羌、卫氏朝鲜、东越、西南夷等政权或民族，将今青海东部、朝鲜半岛北部、云贵高原等地并入版图。

主词条：汉武帝后期农民起义、巫蛊之祸

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阴出土宝鼎，被认为是祥瑞之兆，此后刘彻命令讨论封禅事宜，并在三年后完成封禅泰山的盛典，改元元封。封禅泰山是治定功成的象征，但刘彻并未停止用兵的步伐，还将兵锋移至更遥远的西域大宛，于是有了太初年间李广利西征大宛之役，经过数年苦战，终于斩大宛王，屯田于轮台、渠犁，初步控制西域。但匈奴在西域仍然保持较大的影响力，导致西域小国选择“两属”以自保。而匈奴经过十余年“休养息士马，习射猎”，元气有所恢复，再加上卫、霍已死，便拒绝按刘彻要求派太子入质汉朝，重新成为汉朝边患。因此刘彻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下诏征讨匈奴，企图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然而前后数次征战皆不利，李陵、李广利等将领都投降匈奴。刘彻用兵数十年，造成民力疲敝，到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超过二百万人，不在户籍者四十万，出现了“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

刘彻重用酷吏的恶果也日益凸显，到了天汉年间，社会动荡，“盗贼”四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等。刘彻称之为“东方群盗”，一面加强关中的安保和纠察，严防关中豪杰与其交通；一面派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领兵镇压暴动，并派绣衣直指暴胜之等诛杀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吏，数年后才将“东方群盗”的领袖擒杀殆尽。但仍其残部仍啸聚山林，难以剿灭，刘彻乃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除了社会危机的萌生，宫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元朔末年以后，随着卫子夫色衰爱弛，刘彻又宠幸王夫人、李夫人等，生下多名皇子。皇太子刘据长大后，“仁恕温谨”，对刘彻的穷兵黩武屡屡进谏，刘彻认为刘据不像自己，父子遂有所隔阂，卫子夫母子对此非常不安。刘彻发觉后，对卫青说：“汉家万事刚刚开创，加上四夷侵略欺侮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就无所效法，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会安定，为此不能不让百姓劳累。如果后世又有像朕这么做的，这是重蹈已经灭亡的秦朝的覆辙。太子敦厚，喜欢安静，必定能安定天下，不让朕担心。要寻求一个守文之主，还有比太子更好的吗？听说皇后和太子心怀不安，哪有什么值得不安的？你去把朕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母子。”卫子夫听说后，脱簪请罪。刘据每次进谏征伐四夷时，刘彻就笑道：“我来干劳苦的事，把安逸留给你，就不行吗？”

尽管如此，刘彻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未缓解，朝中也分化为“用法大臣”为主的反太子派和所谓“宽厚长者”为主的亲太子派，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死后，刘据就更加孤立。太始三年（前94年），刘彻新宠赵婕妤怀孕十四个月，生下皇子刘弗陵，刘彻大喜，以与尧帝出生前怀孕的月数吻合为由，将赵婕妤的寝宫门命名为“尧母门”。这向外界传递出刘彻欲以刘弗陵取代刘据的信号，导致反太子派和亲太子派之间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终于酿成了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祸”。刘据兵败自杀，妻妾子女都遇害，卫子夫也自杀，卫氏家族随之被诛灭。翌年，刘彻得知镇压刘据的丞相刘屈氂欲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储君，便处死刘屈氂，又诛杀了在外征战的李广利以及已被刘据杀死的江充等人的家族，清洗了反太子派，并建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表怀念。为太子伸冤的高寝郎田千秋则获得提拔，数月即超升至丞相。不过刘据唯一幸存的孙子（后来的汉宣帝刘询）仍被关押在长安狱中，在负责治狱的丙吉的保护下得以平安成长。

征和四年（前89年）春，刘彻亲赴东莱求仙，适逢暴风骤雨，流高潮涌，无法出海，停留十余日后返还。在封泰山、禅石闾以后，刘彻召见群臣，追悔以往的过失，命遣散方士，停止求仙。同年，搜粟都尉桑弘羊等请求在轮台屯田，刘彻下《轮台诏》，否决其议，并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自此以后，刘彻不再出兵，而且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明与民休息之意；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推广代田法和先进农具。

后元元年（前88年），江充余党马通、马何罗等谋刺刘彻，近侍官员金日磾发觉，与另外两名近侍官员霍光、上官桀合力粉碎阴谋，保护了刘彻。此时刘彻年近七十，时日无多，开始安排后事。刘彻诸子中，齐王刘闳早死，昌邑王刘髆因刘屈氂之狱而被排除出皇位继承序列，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因违反法度而被疏远，刘旦派来请求入京宿卫的使者亦被刘彻斩杀，以示警告。这样一来，幼子刘弗陵成为唯一人选。刘彻为防止后宫干政，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并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与桑弘羊四人为辅政大臣，确保自己身后政局的平稳过渡。

后元二年（前87年）春，刘彻病重，迁居于郊外长杨宫、五柞宫。期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刘彻趁机下令处死关押在长安狱中的所有犯人，包括刘据之孙，却被丙吉极力阻止，刘彻遂感慨天意如此，放弃屠狱之令。不久后的二月十二日，弥留之际的刘彻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次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在刘彻卧室内床下拜受顾命。二月十四日，刘彻驾崩，三月下葬于茂陵。谥号孝武皇帝。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十三年后，刘据之孙刘询继承皇位，是为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年）追上刘彻庙号为“世宗”。

刘彻为了强化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对官制进行了如下改革：

刘彻坚持法治方针，对犯法的皇亲国戚也不纵容，不惜处死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并嘉奖提拔了逮捕自己另一外甥（异父姐金俗之子）的义纵。但也有例外，如因倡优郭舍人巧妙求情而饶恕了自己的乳母（东武侯郭他之母，因家人犯法被迁徙边塞）。

为了强化法制，刘彻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命中大夫张汤、赵禹修订律令，最终确立了汉律的框架，即律、令共计359章，死刑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13472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强化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的规定，即主管官吏故意放跑罪犯就与犯罪者同罪；同时“缓深故之罪”，即放宽对官吏制造冤假错案的治罪。由此引发了刘彻在位时期的严刑峻法和酷吏盛行之风。刘彻还打击关东社会的豪侠，迁徙关东豪侠于关中、并族诛豪侠郭解，以促使汉律下沉到关东基层社会。此外，刘彻在位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实现了司法的初步儒家化，开启了春秋决狱的先河。

刘彻在位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刘彻为此派绣衣直指诛杀镇压不力的官吏，并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汉初以来，朝廷要职被列侯（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垄断，并通过“任子”的方式世代为官。刘彻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大胆提拔人才，并量才任用，这种用人方针体现在他于元封五年（前106年）所颁求贤诏书（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中。他所提拔的人才中，不乏出身下贱或寒门之人，文有主父偃、卜式、公孙弘、儿宽、朱买臣、桑弘羊等，武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甚至晚年还提拔了匈奴俘虏金日磾为顾命大臣。后世班固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因此刘彻一朝所创造的业绩“后世莫及”。

刘彻还从制度上完善人才提拔机制。他大力发展察举制，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少三次下诏举贤良文学，得到董仲舒、东方朔、公孙弘、严助等人才。元光元年十一月（前135年），刘彻下诏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使察举成为定制，孝廉亦成为察举制的核心科目。

刘彻一方面大胆提拔人才，慷慨封赏，另一方面“性严峻”，对官员要求苛刻，认为“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因此动辄诛杀不称职或欺骗自己的官吏。他在位期间前后有十三位丞相，其中病死四人，因罪免职四人，因罪自杀二人，处死三人，其余官员被下狱处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汲黯曾为此劝谏刘彻不要滥杀官员，但刘彻不以为然。

刘彻在汉景帝削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削弱诸侯王的措施。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根据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国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元狩元年（前122年）粉碎淮南王、衡山王的叛乱阴谋后，刘彻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贬抑诸侯国官吏为“左官”，规定曾仕王国官吏者不得在中央任职；后者禁止朝臣交结诸侯、为其谋利。经过刘彻的一些列削藩措施，诸侯王权势、封地愈益缩减，名存实亡。

自元鼎五年（前112年）以后，刘彻开始频繁巡行郡国，其足迹北至塞外，南及湘衡，东到大海，西逾陇山，遍及五岳四渎。刘彻出巡的目的有：考察地方政情、巡察郡县地方吏治；体察民情，劝课农桑，推广教化；统筹军事，安境定边，等等。在此期间完成了封禅泰山、祭祀明堂、治理黄河等壮举。不过，刘彻巡行也包含求仙问鬼等消极方面。

西汉王朝奉行以关中为根本的地缘战略，借以内控诸侯，外御匈奴。刘邦时重在控内，并以洛阳作为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刘彻时重在御外，而对关东诸侯的统治由军事镇绥为主转向政治控制为主，洛阳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出于适应地缘战略转变的需要，刘彻对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结构进行了调整。元鼎三年（前114年），刘彻应楼船将军杨仆之请求，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是为“广关”。此后，汉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刘彻东徙函谷关，旨在将整个崤函山区括入关内，以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异己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设置弘农郡，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并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以弥补函谷关东迁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刘彻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

刘彻推行“易正朔”的政策，在任内对纪年方式、历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影响深远。文、景二帝时期，汉朝有“改元”的措施，但未建年号。刘彻即位后，亦每六年一改元，但即位三十余年来没有建号，而是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等来称呼。五元（即元鼎）三年（前114年），朝廷中有关部门建议更改纪元的命名方式，废掉以前的简单数字排列法，代之以某种“天瑞”来纪元。翌年，汾阴出土宝鼎，遂将五元命名为“元鼎”，并将一、二、三、四元分别追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的年号。三年后，刘彻封禅泰山，改元元封。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才正式启用年号纪元，不过在最后两年又未建年号，后世习称后元。年号制度成为之后中国绝大多数帝王所采用的纪年方式，并影响了东亚各国，延续至今。

在创造年号纪元的同时，刘彻亦着手改订历法。汉承秦制，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刘彻命邓平、唐都、落下闳等据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记录，另造新历，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是为太初历。太初历采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采用二十四节气，首次规定以没有中气的月分为闰月，并计算出交食周期和推步五大行星位置的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刘彻对农业极为重视，其农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刘彻在位时四处用兵，汉朝七十年的积蓄逐渐不敷使用，民间的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坐拥大量财富，却“不佐国家之急”。因此刘彻的经济政策以扩张财政为中心，与“民”争利，实行了以下措施：

①币制改革

汉初币制混乱，且允许郡国铸钱，导致私人铸币现象严重。刘彻鉴于富商大贾“蹛财役贫”导致“黎民重困”日益严重的现实，决定展开币制改革。他先从文帝四铢钱改三铢钱，又从三铢钱改半两，再改半两为三铢，又改三铢为白金三品，反复变动币制，收效甚微，并造成通货膨胀。元狩五年（前118年），刘彻统一发行五铢钱，规定五铢钱周边和中间方孔的四周隆起，规定钱径、孔径、厚度，文重一致。但因为郡国分散铸币，铸币质量难以统一，为盗铸留下了空隙，盗铸依然屡禁不止。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下诏停止郡国铸钱，以前所铸钱币一律熔毁，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非上林三官钱不得流通，违者严惩。至此，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

此外，刘彻还以恢复古礼为由，出台了白鹿皮币，要求诸侯朝见时用现钱换取白鹿皮币，用来衬垫贡品玉璧。获取白鹿皮并不难，制造成币极为容易，但却人为规定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币价值40万钱，目的就在于让诸侯向朝廷多缴纳钱，以解决财政难题。

②算缗、告缗

元光六年（前129年），刘彻首次下达算缗令，但只是对有市籍的商人收运输车税，十年后再次下算缗令则是针对全体商人、手工业者，一律按资产征收财产税。经商及高利贷资本2000缗钱收一算（120钱一算），手工业者减半；商人一车收二算，普通人减半；船五丈以上收一算。采取财产自报，但很多商人、手工业者都隐瞒不报或少报，于是刘彻鼓励告缗，命杨可主持，一旦被举报隐匿财产，就罚戍边一年，没收财产，并将其中一半赏给举报者，于是告缗之风盛行，官府又往往从严处置，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朝廷收入随之大大增加。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对新秦中（河套地区）边防状况不满，杀了北地太守以下官员，并鼓励民众去新秦中畜牧，换取免于告缗的特权；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又命令能给甘泉仓捐献粟米者就可以终身免役并免于告缗，于是民众纷纷捐献粟米，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③盐铁酒官营

元狩四年（前119年），刘彻宣布盐铁官营，以盐官、铁官来管理，禁止民众私自铸铁煮盐，违者在左脚加釱。盐官的主要作用是组织生产盐务并转运及收取盐的专卖税，铁器则从制造到销售都是官营，由此极大增加了朝廷的收入。此外，铁器官营官销还延缓了铁兵器的外传，保证了汉军的武器优势。但另一方面，官方垄断的铸铁业产生出的很多铁器性价比很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力。

天汉三年（前98年），为了补充军费，刘彻听从少府的建议，榷酒酤，禁民酿酒，由官府专卖。

④均输平准

元鼎二年（前115年），刘彻根据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桑弘羊的建议，在中央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京的物品转运至各处贩卖，从而增加朝廷收入，抑制商人垄断市场，稳定物价。元封元年（前110年）又在京师长安设平准官，利用均输官所存物资，根据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实行均输和平准使得朝廷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行为。但由于用人不当，一些负责均输、平准的官吏与商人勾结，反而导致物价上涨。

⑤卖官鬻爵

刘彻在位时，卖官现象已较为普遍，多次颁布“入物补官”、“入羊为郎”等诏令。

刘彻在位期间，主要是大规模对外战争、大兴土木工程和刘彻本人的挥霍无度，引发财政危机，前代主要以钱来计价，刘彻时期开始出现以黄金作为计量单位。刘彻在位时期的卖官鬻爵直接导致了吏治的破坏，是汉代卖官鬻爵史上的转折点。卖官鬻爵必将导致吏治腐败，刘彻实现了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过程。

由于刘彻在位期间的巨额财政支出，卖爵所得收入不足以维系开支，故刘彻开始卖官，多次颁布“入物补官”、“入羊为郎”的诏令。刘彻在位时期是整个两汉时期颁布卖官鬻爵诏令最多的一个时期。

刘彻刚继位就表现出崇儒的意向，他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第一次举贤良文学时所进的学“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都不录用，同时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召鲁诗学和春秋谷梁学大儒申公，让申公师徒商议明堂等礼制，但不久就受挫于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

建元五年（前136年），刘彻设置五经博士，重申尊崇儒术。元光元年（前134年），刘彻第二次举贤良文学，丞相田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录取数百名儒者，后来儒生公孙弘又做了丞相，引领天下学子竞相习儒。在尊儒的过程中，刘彻又最为重视公孙弘、董仲舒等所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并让太子刘据学习《春秋公羊传》。

当时，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过刘彻并未真正采纳，而是采取了“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方针，也就是将儒学提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保留了诸子百家之学。在治国实践过程中，法家思想受到重视，与儒家思想糅杂并用，从而形成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被后人归纳为“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

刘彻在位时，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刘彻感慨书籍缺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广开献书之路，命令诸子百家之书都收入秘府，经过百年的努力，终于使“书积如丘山”，保存了大量古代宝贵文献。当时政府藏书处所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皇宫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

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建议设置博士弟子50人，跟随五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他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太学。这些博士弟子毕业后往往入朝为官，从此朝廷百官“彬彬多文学之士”。此外，刘彻还命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一如文翁在蜀郡所立学官。

刘彻在位时，在掌管雅乐的大乐官之外创立乐府于上林苑，掌管俗乐，负责收集民间的歌谣。主持乐府事务的“协律都尉”由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司马相如等参与其中，同时制定了乐府收集民歌的“采诗夜诵”制度。为了记录民歌，乐府使用一种叫作“声曲折”的记谱法，可以把民歌的曲调记录下来。在《乐府诗集》中记录了吴、楚、燕、齐、郑等各地诗歌，使各地民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集整理。乐府的设立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彻在位时，为了强化京师长安的安保，在既有的南军、北军之外设立期门军、羽林军，专募强健勇武子弟为兵，又设置八校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其中中垒校尉隶属于北军。

刘彻即位后，一改之前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出击周边四夷，对外战争贯穿其在位大部分时间，对匈奴、闽越、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西羌、车师、楼兰、大宛等国家或民族发动了至少二十八场战争，灭南越、闽越、东越、朝鲜等，降伏车师、楼兰、大宛、西羌、西南夷等，大大降低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刘彻一系列战争“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使中国“千万年皆食其利”。刘彻对外战争情况如下表：

刘彻巩固边防的措施主要有：

汉初为了休养生息，对匈奴采取守势，实行和亲政策，互通关市。刘彻即位后，对匈奴表面上维持既定政策，甚至还提供匈奴更多物资，以麻痹匈奴人，而暗中则积蓄力量，以“灭胡”为目标，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匈奴世仇大月氏结成军事同盟。张骞途中被匈奴扣押，最终没有实现这个计划。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派人来汉朝要求和亲，朝中分为大行令王恢为首的主战派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经过一番争论，刘彻采纳了主和派的主张，准备再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到了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根据商人聂壹的建议，向刘彻提出了马邑之谋，试图利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境，在马邑谷中设伏灭之。刘彻批准，但该计划因行动不周而没有成功，王恢下狱自杀。此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更加频繁地入侵汉朝边塞。不过匈奴仍然依赖汉朝物资，所以关市仍然维持。

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等四将在关市伏击匈奴人，揭开了汉匈全面大战的序幕。到元朔二年（前127年）取得初步战果，即收复了河套地区，在此筑朔方城，不过另一方面也放弃上谷郡北面的造阳之地九百里。元狩二年（前121年），经过霍去病的打击，匈奴浑邪王四万余众降汉，原属匈奴右地的河西走廊被汉朝控制，后来汉朝在此设置四郡，列置亭障，成为进军西域的前哨，而匈奴的力量因此被极大削弱，乃至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悲歌。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动员数十万军队深入漠北，展开对匈奴的最大打击，卫青追击至阗颜山赵信城，伊稚斜单于险些被俘；霍去病则大破左贤王，封狼居胥山。从此单于庭从代郡、云中塞外远迁漠北，对汉朝腹心地区的威胁基本解除。但汉朝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死亡数万人、损失战马十余万匹，再加上霍去病不久去世，因此汉朝也暂停了对匈奴的打击，只是强化对新秦中（河套）地区的戍守，双方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伊稚斜单于逃跑后，一面养精蓄锐，一面听从赵信的缓兵之计，派人向汉朝卑辞求和，请求恢复和亲。但此时汉朝已居于战略优势，不再满足像之前那样和亲，而是要求匈奴臣服于汉，匈奴不从，扣押汉使任敞。乌维单于即位后，刘彻为了迫使匈奴臣服，派公孙贺、赵破奴出塞北伐，但未见匈奴一人。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亲率十二部十八万骑巡边出塞，登临单于台，“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并派郭吉传达他的旨意，要求匈奴要么来战、要么称臣，乌维单于扣押郭吉，流放北海，仍继续养精蓄锐，不与汉朝交锋。其后匈奴又多次遣使恳求恢复和亲，刘彻派熟悉胡俗的王乌出使匈奴，提出了匈奴送太子为人质的条件，乌维单于佯装接受，但迟迟不送来太子；后来又扬言要入朝见刘彻，当面约为兄弟，刘彻乃在长安修单于邸，准备迎接单于入朝。然而不久乌维借口匈奴使臣死在汉朝，扣押汉使路充国，又派小规模部队侵犯边塞，汉匈交涉破裂。到了乌师庐单于（儿单于）时期，汉匈关系更加紧张，互相扣使者达十多批。

太初元年（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弑杀儿单于，约降于汉，刘彻命公孙敖在塞外修受降城以待之。翌年，刘彻认为受降城还是离单于庭太远，便派赵破奴领兵二万骑出击，行至朔方西北二千余里之浚稽山，左大都尉败露被杀，儿单于派兵追击赵破奴，最终在受降城外四百里围歼汉军，不过在进一步攻击受降城时，儿单于病死。从此汉匈战端再开。汉匈在西域亦展开竞争，李广利伐大宛时，匈奴欲阻拦，未果。大宛平定后，刘彻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下征匈奴诏，立誓要报刘邦平城之围、吕后受辱之耻。且鞮侯单于新立，地位不稳，便对汉示好，释放路充国等人，刘彻亦派苏武护送扣押汉朝的匈奴使者出使匈奴，并携带大量礼物，但单于桀骜不驯，苏武亦因其副使张胜卷入一场未遂的反单于政变中而被扣押并流放北海，刚有所好转的汉匈关系再次转入恶化。刘彻遂于天汉二、四年及征和三年（前99、97、90年）发兵出击匈奴，均失利，李陵、李广利先后兵败投降。刘彻虽然解除了匈奴对汉朝腹心的威胁，但最终未能得到匈奴的臣服，直到他死后三十多年的汉宣帝甘露年间，匈奴终于臣服于汉朝。

刘彻即位以前，西域本来是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设置僮仆都尉来监管西域诸国。刘彻开始积极经营西域，断匈奴之右臂，同时达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目标。经过张骞的两次出使以及河西走廊归属汉朝，刘彻在元封以后展开了对西域诸国的外交和军事攻势，其举措主要有：

通过刘彻的一系列举措，汉朝初步确立了对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西域都护，使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最终纳入汉朝版图。

参见：越人内迁

对于浙江南部、福建的东瓯、闽越，刘彻采取内迁政策，将东瓯人主要安置于今江西省，东瓯王改封为彭泽王，又有一支南迁到今吉安市；而闽越迁到江南的无锡、庐山附近、江淮之间、淮北地区、汉水流域、黄河口等地，比较分散。

对于今越南中北部的交趾、九真地区的骆越（雒越），刘彻则因俗而治，继续赋予当地酋长“雒将”以自治权。

建元六年（前135年），刘彻听取的唐蒙的建议，开始经略西南夷。起初采取“厚赂”政策，派唐蒙、司马相如等深入西南夷，以物质利诱西南夷酋长同意汉朝在当地“置吏”，遂开犍为郡。元朔三年（前126年），由于刘彻集中精力对付匈奴，所以暂停对西南夷的经略。元狩元年（前122年），刘彻从张骞那里得知西南夷可以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就派使臣数批使团出使西南夷，为当地昆明夷所阻。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南越后，刘彻正式开始对西南夷用兵，武力讨伐不服从汉朝的酋长，经过郭昌等数年用兵，陆续消灭且兰、邛都、莋都、劳深、靡莫等反汉部落；迫使夜郎、冉駹、滇等内附，汉朝册封其君长为王侯，并分其地为六郡。在平定西南夷的同时，刘彻采取移民实边、开通道路等政策，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使西南夷逐渐形成了以南中大姓为中心的社会。

刘彻在位时，开疆拓土，设立不少新的郡县，在河南地设三郡（朔方、五原、西河）、岭南设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朝鲜设四郡（乐浪、真番、临屯、玄菟）、河西设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西南夷设七郡（犍为、牂牁、越巂、武都、汶山、沈黎、益州），这些新开拓的郡是为“初郡”，汉朝一方面任命太守、都尉加以管辖，另一方面保留当地民族的自治权，授其首领为王侯。另外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边郡设五属国，管理匈奴降人；设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分别管理羌人和乌桓人。

刘彻在位时，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命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联合大月氏的战略目的，却联络了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使丝绸之路逐渐畅通。此后不少人争相请求出使，刘彻都予以批准，一年之中甚至多至十余批使团。由于道路遥远，汉朝使团“常乏食，死者过半”，另一方面由于匈奴对西域犹有影响力，汉使必须给西域小国币帛才能得到食物，更有甚者“禁其食物以苦汉使”，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李广利平定杀害汉使的大宛以后，汉使在西域丝绸之路的待遇才大为改善。此后刘彻又派了十多批使团出使大宛以西各国，求奇珍异宝，并宣扬平定大宛之威德。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之际，曾在大夏看到汉朝蜀地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发现了一条经由身毒和西南夷的与蜀地相通的商贸道路，是为南方丝绸之路。刘彻得知后，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身毒，但被西南夷中的昆明夷所阻，未能到达身毒。元狩三年（前120年），刘彻在长安开凿昆明池，以备在滇池作战。昆明虽然后来被汉朝击溃，但仍不断作乱、阻碍使者，使刘彻未能打通南方丝绸之路。

刘彻平定南越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亦纳入汉朝视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汉朝往来。

崔骃：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

应劭：世宗攘夷辟境，崇演礼学，制度文章，冠于百王矣。

杜笃：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票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坑岸，获昆弥，虏（亻+数）侲，驱骡驴，御宛马，鞭駃騠。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侯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氐、僰，寥狼卬、莋。东摩乌桓，蹂辚濊貊。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觿。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世盛，世借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

孔融：昔孝武继统，将弘祖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

荀悦：孝武皇帝规矩万世之业，固后世之基地。内修文学，外耀武威，以延天下之士，先王之风粲然可考者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而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当此之时，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焉。

虞世南：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马周：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

司马贞：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王无竞：汉家中叶盛，六世有雄才。厩马三十万，国容何壮裁[哉]！东历琅琊郡，北上单于台。好仙复宠战，莫救茂陵隈。

赵构：武帝以雄心，内慕神仙，外攘夷狄，穷边黩武，天下骚然矣，非用损以持盈也。

赵昚：汉武帝时，兵威震慑万里之外，又何可当！但失之已甚。

余靖：昔武皇之抚运，绍炎汉之重熙。拓蛮夷之境，则卫青、去病之勋立而民疲于干戈矣；惑神仙之谈，则少翁、栾大之宠崇而吏烦于祠祀矣。悦韩嫣之佞而处以副车，则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谮而诛及戾园，则父子之恩绝矣。举其大概，何昏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谥，曾不为“灵”若“厉”，而反壮其武庙为世宗，亏周公之法，败三王之制。当时洪儒硕生如夏侯胜、黄次公议其乐章，遽抵诏狱，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废而复兴，不失旧物，然后始谓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虽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兴，姬道再盛，庙在迭毁，亦无异号。暨乎汉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绁婴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义，省刑罚，弭兵革，服节俭，而囹圄空虚，宇内太平，庙称太宗，斯又宜矣。孝武虽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恶谥，固亦幸矣，尊之为宗，无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远略，高出百王，西开夜郎之境，东建朝鲜之郡，匈奴徙庭，瓯越请吏，修典礼，向儒学，登封告成，而汉之制度于是乎备，若如所论，不亦过乎？曰：邦土虽辟，兵已黩矣；远夷虽服，民已耗矣；乐府虽盛，雅亦乱矣；泰山虽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惫，可胜道哉？末年下哀痛之诏，进筦榷之术，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谓汉家杂以霸道，愚于武帝观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庙弗毁，后嗣何以观乎？西汉称宗者四，而东汉无复区别，至于安、桓，亦有庙号，其失自武帝始。

苏轼：

孔武仲：班固曰：“武帝之雄材大略而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余取本纪质其行事，以谓武帝承文景之后，兵休民乐，海内富实，不能躬践法度，以追二帝三代之隆，而甘心四夷，虚内事外，敝天下之力，殚生民之财，其末年愀然自悔，弃轮台之地，封丞相为富民侯，盖亦晚矣！其雄材大略安在？而固之言如此，颇疑史臣褒扬先帝之辞，而非天下之公言也。然其在位数十年间，天下之士争立于其朝，内则文章制度炳然可观，外则匈奴遁逃，西域、南越皆为郡县，其措置宏大，后世之所不及，岂其皆无所长而能至此与？......大宛之役，封列侯，拜九卿，庆赏滂沛，以劳还师之功，其于罪恶甚多，皆略而不问。其能容有功者如此。隆虑公主，帝之姊也，方其病也，预入金钱以赎其子之罪，帝虽许之，及主子犯法，帝流涕而言曰：“法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法，何面目入高庙乎！”卒使伏法。其用刑不私如此。余所谓阔达之大度，果敢之明断也。故王师屡动，而将帅无逗挠之计；奸宄数发，而社稷无倾危之忧。威行方外，利及后世，卒于建功天地，庙号世宗，彼亦有以致之也。及其末年，眷顾霍光属以大事，光遂能戡定逆乱，以安少主，立孝宣以中兴，推其本原，则武帝之功尤为俊伟。何者？霍光，阶闼之臣耳，未尝参国议、与民政也，又非有公卿之荐、士大夫之誉也。帝亲察其才，擢之于近侍之中，而付之以社稷之重，比方周、召，曾不置疑。而光卒能拥持大业，不负垂死之托，则帝之知人善任，岂易及哉？昔齐桓公得管夷吾于鲍叔，以称霸于一时；汉武自举霍光，而功业施乎三世，则武帝之明，优于齐桓远矣！凡武帝之所得，焯焯如此，则所谓雄材大略者，非史臣之私论，乃天下之公言也。

何去非：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强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嫚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候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奋，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待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被远矣。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昧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而猥曰：“文、景为是慈俭爱民，而武帝黩于兵师祈祀。”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秏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

司马光：

刘敞：

李纲：茂陵仙客，算真是，天与雄才宏略。猎取天骄驰卫霍，如使鹰鹯驱雀。战皋兰，犁庭龙碛，饮至行勋爵。中华强盛，坐令夷狄衰弱。追想当日巡行，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亲总貔貅谈笑看，黠虏心惊胆落。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英风如在，卓然千古高著。

胡寅：

王十朋：武帝英雄类始皇，甘心黩武国几亡。晚年赖有知人术，解把婴儿付霍光。

洪迈：

朱熹：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欲讨匈奴，便把吕后嫚书做题目，要来掩盖其失。他若知得此，岂无“修文德以来”道理？又如讨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马，此是甚气力！若移来就这边做，岂不可？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汉武狂，然又不纯一，不足言也。

陆九渊：武帝之为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质不能不偏于刚，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后，贯朽粟腐，愤然欲犁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耻。然不知舞干格苗、因垒降崇之事，不止卫青、霍去病之师，而穷贰师之兵，至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虽下轮台哀痛之诏，亦无及矣……使其有学以辅之，而知沉潜之义，不至于此矣。呜呼！富庶之效，虽辽于虚耗之报，而拊髀之叹，有不如轮台之哀。尧、舜、三王之心，吾于汉武帝末年之诏而知之，此吾以重惜其无学以辅之也。

刘基：武帝英雄之才，气盖宇宙，而司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启其夜郎筇筰、通天桂馆、泰山梁甫之役，与秦始皇帝无异，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轮台之诏，然后仅克有终。文不主理之害，一至于斯，不亦甚哉？

朱棣：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

朱瞻基：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至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闇。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

王世贞：

李贽：

叶方霭：汉孝武承文、景休息之后，人给家足之余，穷兵黩武，神仙土木，无所不事。藏钱经耗，赋税既竭，鬻爵算缗，均输平准，利析秋毫，以奉战士。不戢自焚，竟有巫蛊之祸。所杀人之子多矣！是非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哉？至其末年，下哀痛之诏，弃轮台之地，封承[丞]相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实百姓。其悔虽已晚，然其顺天道，因民心，扶衰起坏，挽回大命，延及子孙，其效可谓捷矣！故充其不爱其亲而敢恶于人之心，登年载毒至于反中其身。一念之善，在于恤民，犹能以危为安。甚哉，君人者之不可以不爱人也！

王夫之：

爱新觉罗·弘历：

赵翼：

袁枚：武帝英雄主，叱咤动八荒。旌旗十八万，遗耻雪高皇。马来大宛国，头悬南越王。秋风歌一曲，援笔能文章。

吴裕垂：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首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太史公为李陵而遭腐刑，其大不足于武帝，而多所讥讽明矣。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听为，又岂宋人所敢议乎？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爱新觉罗·载湉：

毛泽东：

蔡东藩：综观武帝生平，多与秦始皇相类，惟初政时尚有可观，至晚年轮台一诏，力悔前愆，更为秦皇之所未闻。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卒免亡秦之祸者，赖有此耳！且命立少子，委任霍光，顾托得人，卒无李斯、赵高之祸，斯亦武帝知人之特长。

吕思勉：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武帝之侈官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汉武帝东征西讨，所开拓者颇广，后世盛时之疆域，于此已略具规模，读史者或称道之。然汉人之议论，则于武帝多致讥评。何哉？予谓是时之开拓，乃中国之国力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国之国力为之大耗，实功不掩其罪也。……此其所为，与隋炀帝亦何以异？获保首领，没于五柞，岂不幸哉？……汉武帝之举事也，好大喜功，而不顾其后。……语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理，不可诬也。汉世迷信本深，武帝纵恣尤甚。事祠祭，求神仙，民脂民膏为所浪费者，盖不知凡几。而又喜怒任情，刑杀不忌，惑于女谒，而不能守法。恶之既稔，安得不变生骨肉之间，祸起宫廷之内哉？

翦伯赞：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范文澜：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材大略的特征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

田余庆：

黄仁宇：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喜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

傅乐成：

杨生民：汉武帝时代离我们今天已经很遥远了。虽然如此，汉武帝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发展生产、科技等方面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远照耀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勇于悔过的改革精神，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辩证处理继承、发展关系的精神，勇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精神，以及那时中国各族人民惊天动地的英勇奋斗精神，将永远启迪、激励着后人奋进。汉武帝时代，中国迈向世界强国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今天仍然有可资借鉴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辛德勇：汉武帝一生都在祸国殃民，终其一生，并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其祸国殃民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盐铁专卖、均输等措施疯狂搜刮民财，而且严刑峻法，压迫民众；同时，还大量徵发民众从军，四方出击，扩张领土，不仅耗费巨额资财，还使无数生灵涂炭。在其晚年，对外出征作战虽然明显减少，但这并不是其治国路线发生了改变，而是汉朝的疆域已经达到中原政权所能扩张的极限，是没的打了，而不是不想打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是由暴君汉武帝完成了暴君秦始皇开始的社会大变革。完成这一变革的具体时间，大致可以定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所谓“太初改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认识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才能更好地评判其是非功过。……若是让我从感情上对汉武帝做一个评价，那倒十分简单明了，就八个字——独夫民贼，恶贯满盈。

刘彻的家庭成员中，嫔妃应不止此数，史载刘彻“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女儿亦恐不止此数。以下仅录见于正史及其注疏书中所记载者。

参考资料

野史《汉武故事》记载，刘彻尚在王娡腹中时，景帝梦见刘邦托梦，生子可取名为“彘”，于是在刘彻出生后的名字是刘彘，立他为太子时，景帝说：“彘者，彻也。”于是改名刘彻。

另一野史《汉武帝内传》则记载，刘彻出生前，景帝梦见一只赤彘（红色野猪）从云中降下，直入崇芳阁，醒来时就坐在阁下，然后看见“赤龙如雾，来蔽户牖”，阁上出现丹霞，丹霞散后，赤龙仍在栋宇之间盘桓。景帝询问卜者姚翁，姚翁回答是吉兆，生于此阁者“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但也是“大妖”。后来景帝又梦见神女捧日以授王娡，王娡吞下。王娡怀孕十四个月生下儿子，景帝就取名刘彘。三岁时，景帝抱刘彘于膝上，问刘彘“乐为天子否？”刘彘回答：“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景帝便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以其“圣彻过人”，改名为“彻”。

关于《汉武故事》的这则记载，安作璋等学者曾经作过辨析，指出这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其一，此说不见于《史记》、《汉书》。其二，西汉已有非常严格的避讳制度，若刘彻初名“彘”，时人应避讳，而他在位时就有人以“彘”为名。如《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甚至武帝同父兄弟长沙王刘发之子，也名刘狗彘。元朔五年(前124年)，刘狗彘封为洮阳侯。因此，武帝初名即当为“彻”。

野史《汉武故事》记载，刘彻还是胶东王时，馆陶长公主刘嫖把他抱在膝盖上，问：“你想娶媳妇吗？”胶东王说：“想。”长公主指着左右长御百余人，刘彻都不要，指着女儿陈阿娇（即陈皇后）说：“那娶阿娇好吗？”刘彻回答：“好啊！如果阿娇嫁给我，我就盖一栋黄金屋，把她藏之于内！”馆陶公主大喜，最终刘彻和陈阿娇结为夫妻。

建元三年（前138年）起，刘彻开始频繁微服私访于关中地区，他挑选了陇西郡和北地郡擅长骑射的良家子，称为“期门”，作为自己出行时的贴身护卫。往往在夜漏下十刻才出行，自称“平阳侯”。到早上，就到山下奔驰打猎，或徒手与熊罴搏斗，往往会践踏庄稼，导致民怨沸腾，告发于鄠县和杜县的县令。县令想去谒见“平阳侯”，刘彻身边的期门就要鞭打县令，县令大怒，让手下官吏呵斥制止，扣押下几名期门，这几人出示了皇家物品后才被释放。刘彻夜出夕还，后来甚至携带五日粮食，回来时正好赶上去长信宫向太后请安，刘彻乐此不疲。后来，大家都知道是刘彻屡次微服出行。但刘彻因为畏惧太后，不敢去很远。丞相与御史明白刘彻心意，就让右辅都尉在长杨以东巡察，右内史调集民众在馆所随时伺候。刘彻又自己设置更衣之处，从宣曲宫向南有十二处行宫，有专供午休更衣的，夜晚就在各行宫住宿，他最常去的是长杨宫、五柞宫、倍阳宫、宣曲宫。随后考虑到微行扰民，便让太中大夫吾丘寿王负责扩建上林苑。据野史记载，刘彻一行在微服私访时投宿一家旅店，差点被老板当做“群盗”杀掉，却被老板娘放走。刘彻回宫后召见并嘉奖了这对夫妇，但此后几乎不再微服私访。

据《史记·佞幸列传》记载，刘彻还是胶东王时，就与学伴韩嫣“相爱”。当了太子后，愈发亲密，后来发展到常常与韩嫣一起睡觉的地步。韩嫣擅长骑射，并响应刘彻“灭胡”之志，学习匈奴战法，由此更加得到刘彻的宠幸，官拜上大夫，赏赐无数。后来江都王刘非入朝，在上林苑打猎时，看到韩嫣的盛大排场，误以为是皇帝，跪拜道旁，韩嫣还真的像皇帝一样疾驰而过。刘非发现他不是皇帝，就在皇太后王娡面前告了韩嫣的状。王娡从此厌恶韩嫣，后来得知韩嫣在后宫的奸情，派人赐死韩嫣，即使刘彻为其谢罪也搭救不了。后来刘彻又宠幸一个叫李延年的宦官，李延年出身倡优，后入宫为宦官，因善长新声而得到刘彻青睐，他“与上卧起，甚贵幸”，情形与韩嫣类似，连同其妹李夫人一起受宠。但李延年后来也因“出入骄恣”，虽为阉宦却未曾彻底净身，竟能与宫人为奸，最终与其弟皆伏诛。

刘彻以热衷求仙问鬼著称，先后七次巡海求仙，并在建章宫神明台建造铜仙人承露盘，高二十丈，为铜铸仙人伸掌捧铜盘玉杯，来承接天上的甘露，将甘露掺和玉屑饮服，以求得仙道长生。刘彻一生多次被方士所骗。元光年间就开始宠幸方士李少君。李少君炼丹未成而先死，刘彻仍然以为他“化去不死”。又有一个方士齐人李少翁因能为刘彻宠妃王夫人招魂而得宠，被刘彻拜他为文成将军。后来他的方术不灵了，鬼神不至。于是他把帛书偷偷给牛吃下，假装不知道，说牛肚子里有异物，杀牛得书，上面讲得很怪。刘彻认识他的笔迹，问献牛的人，果然是伪造的，于是将李少翁处死，而将事隐秘下来。后来又有人推荐方士栾大，栾大提起李少翁被处死之事，刘彻不承认，说李少翁是吃马肝而死的。栾大被拜为五利将军、地士将军、天士将军、大通将军，封乐通侯，刘彻还把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后来栾大因为东海求仙失败而被腰斩。再后来，刘彻又宠幸一个叫公孙卿的方士。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求仙东莱失败后，刘彻才幡然悔悟，承认没有所谓仙人，命令遣散方士，停止求仙。

由于刘彻热衷求仙问鬼，所以关于他的神仙鬼怪故事也就非常多，例如他和西王母之间的青鸟使者、歌声绕梁、东方朔偷桃等故事，在甘泉宫和玉女下围棋、后因欲霸占玉女而被其唾面得病的故事，以及死后在市集卖玉杯的故事，等等。

刘彻在位时，大兴土木，即位后就大规模扩建上林苑，并在原有的未央、长乐二宫外又筑建章、明光二宫。此外还兴建了柏梁台、通天台、飞廉馆等建筑。东方朔曾形容刘彻“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其宫苑之富丽堂皇可见一斑。

元鼎二年（前115年）春，刘彻在长安城内建柏梁台。台高二十丈，用香柏为殿梁，数十里之外都能闻到其芳香。刘彻在台上摆酒设宴，诏群臣一起作诗，会作七言诗的才能参加。柏梁台诗是中国最早同时也是很完整的七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在封禅途中，率众登上了中岳嵩山万岁峰。同时，下令祠官大规模增建祭祀嵩山的“太室祠”，并划嵩山下三百户设立“崇高县”，免除一切赋税、徭役，专管祭祀岳神之事。后来发展为“呼嵩”的朝仪，为历代所传承，“万岁”也成为了皇帝的专属。

刘彻不但是政治家，也是一位爱好文学、提倡辞赋的文学家。后人将其诗文整理为《汉武帝集》二卷（今佚），因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集的皇帝。清代严可均所辑《全汉文》第三、四卷就收录刘彻的诗文，包括《李夫人赋》《秋风辞》以及制、诏、册书、策书、敕书、玺书、报书、鼎文、刻石文共100篇。另有与群臣联句的《柏梁台诗》，但被认为是后人伪托。

刘彻所创作的歌曲颇多，有《瓠子歌》（两首）《天马歌》《西极天马歌》《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落叶哀蝉曲》《白麟之歌》（《朝陇首》）《宝鼎》（《景星》）《帝临》《华烨烨》《天门》《芝房之歌》（《齐房》）《象载瑜》（《朱雁之歌》）《日出入》十五首歌曲的歌词传世。另有《盛唐枞阳之歌》《交门之歌》内容失传。

《史记》《汉书》均记载，刘彻在孝景四年、七年、十六年分别为四岁、七岁、十六岁。因古人计虚岁，故刘彻当生于汉景帝元年（乙酉年，公元前156年）。而两书中的孝景王皇后传记又记载，刘彻于景帝即位后出生而孕于文帝去世前，即受孕时间在汉文帝后七年六月己亥（公元前157年7月6日）之前，两者之间尚可调和。

然而，《汉武故事》称“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即刘彻生于景帝元年七月七日（公元前156年7月31日），如此则孕期超过十三个月，非正常孕期。就此至少可有三种推论：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下轮台诏，拒绝桑弘羊等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屯田的建议。西汉后期的刘向指出“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班固则在《汉书·西域传》中强调下轮台诏是出于“深陈既往之悔”，并称赞刘彻晚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因此轮台诏历来被视为哀痛诏乃至罪己诏，是刘彻晚年幡然悔悟的象征。当代历史学家田余庆在1984年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学术论文《论轮台诏》，系统性地阐述了刘彻晚年从“兴利开边”到“守文”的路线转变。他认为刘彻与其太子刘据之间早就存在“兴利开边”和“守文”的路线之争，并且是导致“巫蛊之祸”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频繁的农民起义、刘屈氂案的东窗事发、对匈奴用兵的失利以及田千秋为太子讼冤等警钟，刘彻及时悔误，利用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之机发布了罪己诏（轮台诏），将汉朝的路线调整为“守文”，扶大厦于将倾，从而造就了昭宣中兴。

这一观点几成定论，然而也有质疑的声音。如陈苏镇认为“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并且刘彻到死都无意调整自己的路线，而是要求继承者延续自己的未竟事业，所以昭宣时期依然在继承并推进“武帝事业”，到宣帝时大体完成，汉元帝时期才调整了路线。陈金霞亦认为刘彻在轮台诏中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谈不上是罪己诏。

2014年以来，学者辛德勇发表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并著书《制造汉武帝》，逐条推翻田余庆的观点。他认为：

有学者李浩对此进行批驳，其观点为：

此外，亦有学者认为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另一方面不能得出刘彻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的意向。

刘彻葬于茂陵，位于兴平市东北12公里处。建元二年（前139年）开始建筑陵墓。茂陵封土为覆斗形，现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0米。底边长:东边243米，西边238米，南边239米，北边234米。至今东、西、北三面的土阙犹存，茂陵陪葬墓尚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等人的墓葬。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刘彻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衣，“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康居国王赠送刘彻的玉箱、玉杖，以及刘彻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以金箱，一并埋入陵内。

一百多年后，赤眉军入长安，茂陵被掘空，宫廷档案《茂陵书》很可能便是在此时从茂陵中被取出。《茂陵书》现已失传，但部分内容被臣瓒、张华等转载，为后世对西汉政区地理和秩禄职官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彻出巡外地，留下多处古台遗迹，主要有三：

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良甫河村有汉武帝庙，当地村民于每年农历三月廿五举行武帝庙会，祭拜刘彻神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平安。2017年12月，澄城武帝庙会入选陕西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西省合阳县西北武帝山西峰山亦有汉武帝祠。武帝祠现存献殿系民国初年重建，明万历四年（1580年）所建献殿、正殿毁于火灾。1998年春，群众自发投工捐料，整修了南天门和献殿、重塑了武帝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