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以贾谊《治安策》提出的九大问题开篇，分析了汉武帝由“无为之治”转变为“有为政治”的必然性；其后各章，叙述和分析了刘彻复兴儒学，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实行“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以及征战匈奴和西域等方面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了“权力集于君主”一人而无法保障政权的稳定性，而最终不能不导向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更加破坏政权稳定的历史必然性。

该书实事求是，平和公允，尊重事实，适度得宜，对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予以客观公正的分析，对汉武帝的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予以合乎情理的评价。汉武帝一生尤让人诟病的是其晚年远征西域（攻伐大宛诸役）以及在所谓“五大战役”之后对匈奴继续用兵。人们常将武帝这些战争活动看作是穷兵黩武，造成海内虚耗，矛盾激化、盗贼蜂起，“有亡秦之迹”。当代学者中也不乏类似的观点。该书没有苟同这类成说，而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汉武帝晚年拓边战争的起因，指出战争的发生不仅有武帝的主观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当时情势的制约；匈奴“百约百叛”，和亲失败；西域诸国首鼠两端，依违两强，汉廷与西方的交通时被遮断；汉代马政建设与国防部署均需要优良马种，以建设和巩固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部队等等，总之是形格势禁，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汉武帝的过错仅在于具体战术性问题上举措不当，如用人不慎，连续出击未能很好休整，等等。这是与战略上的根本失误无法相提并论的。更何况其后期的战争也有一定的成功之处，如马政的改善，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融合，中原文化圈的扩大，等等。未可一概否定。作者这样看待武帝晚期的战争后果，显然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也是经得起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