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08 14:47
汉阳一中事件，是指1957年6月，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的学生因升学率等问题而引发的罢课、请愿和打砸等系列事件。该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直到1986年12月下旬才得以平反昭雪。
1957年6月中旬，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今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的部分学生为了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进行罢课、请愿和闹事，引发了一起冲击县政府的闹剧。这起闹剧，被称为“汉阳一中事件”。因为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从而轰动了国内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高度重视下，“汉阳一中事件”最终在1986年12月下旬得以平反昭雪。
汉阳一中事件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外因和内因相结合形成的。所谓外因，就是当时的政治气候适宜。1957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顿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很快鸣放起来了，他们的鸣放言论有的三言两语，有的是洋洋万言连篇累牍，各级党报都如实照登了，广播电台也播了，当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这一大气候影响下，我们学校有部分老师和学生对我也提出了许多意见，他们说韩建勋是土改干部，是大老粗不懂教育，叫他回农村去等等。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也讲到工人可以罢工、学生可以罢课、可以游行示威搞大民主。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毛主席这一重要讲话，召开了全省教育战线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我们派副校长王建国参加了这次会议，王建国回校后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向老师们作了传达。
所谓内因，就是1957年国家对初中升高中的比例陡然下降。1956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很高，到57年升学比例下降幅度很大，这使强烈要求升学的学生极为不满。省地县委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当年升学比例小，估计学生会闹事的。据时任校长韩勋回忆，有一天学校食堂出了问题，把饭做夹生了，成了生糊烂，学生们一下课见此情况，把我围住了，敲的敲缸子,敲的敲碗，大吼大叫，问我怎么办? 我连忙答复说，同学们不要吼不要闹，我叫食堂重新给你们做饭，保证你们吃饱吃好。风波很快平息了。6月上旬，副校长王建国经我同意在学生代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贯彻全省教育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学生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帮助整风。会上学生代表提出某班教室旁有一厕所很臭，要学校马上拆迁，我们采纳了，及时进行了整改。总之当时学生中有一股很不顺的气氛，有一种不满情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有消息说，6月初汉川一中的学生选派了200多名学生代表到省里去请愿。5月份，汉阳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到一中来了一次，他是民盟成员，说想在一中教师中发展民盟成员，我回答说，你还是同王建国商量吧，看哪些教师愿参加，你们就发展吧。
1957年6月12日11时30分，化学老师李穗在初三(4)班上完化学课后对学生们讲：你们要好好地用功复习功课，不然今年升学就没有希望。学生们问李老师：今年升学率是多少? 李穗老师随口回答了一句：大概是20人取个把。学生们听后顿时哄动起来，大吼大叫，有的说完了，升学没希望了；有的说我们毕业即失学，没有前途了，等等。12 点，校长韩建勋正准备午休的，突然很多学生将他围住，问今年升学比例是多少?他一口答复：今年升学比例是13.4%。学生们由于在课堂上听了李穗老师的答话，先入为主，对他的答复听不进了，有的学生边走边嚷，说我还在欺骗他们。有的说共产党毛主席不关心我们贫下中农子女的前途，不让我们升学，等等。韩校长再一次向学生表态，说我身为校长对同学们讲话是要负责的，刚才的答复是实话，绝不是欺骗。学生们仍然不听。接着韩校长又站在楼梯上喊话，说同学们，你们对升学有意见可以派代表坐下来谈，不要上街，不要游行。同时公布了解放前后汉阳县教育事业的对比数字。
下午1点半钟，管文教的副县长付彦明、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文教部副部长张靖3人来到了学校办公大楼，校长向他们作了简短的情况汇报。推来推去延误了时间，都没有出面讲话。学生们敲集合钟了，第一次敲钟被校工阻拦了，没有敲成。第二次由于学生去的人多，校工阻挡不住，一个学生敲响了集合钟。下午2时整，学生们集合出发了，主要是初中毕业班的约200人，也有少数一、二年级学生跟着看热闹的。我看到学生已经上街了，怕他们闹出事来，便连忙跟随学生队伍走，并向学生做工作。学生们直往汉阳县人委走去。学生们一到县人委大会议室，就乱涂乱画起来，学生没有找到县长韩茂林，有人说县长在县委会。
下午4时，学生从县人委转回，直奔中共汉阳县委会大院。县委大院的门是紧闭着的，显然是不准进去。学生们想出了一条办法，搭人梯翻院墙进去了。有的冲到县委宣传部、组织部要看文件，有的学生同县委机关干部发生了冲突，相互殴打起来，机关干部有被打伤的，学生也有被打伤的。
下午5点，学生返校了，有的哭哭啼啼，大叫大嚷，说县委机关干部不该打学生的，更不应该打伤学生的。
晚上8点，有几名学生把县兵役局长上官明显弄来了，说他骂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学生们在楼下开了学生会，研究了13日的行动计划。
6月13日，钟声一响，学生们又纷纷集合了，这次集合的人数特别多，不仅是毕业班学生，而且有高中4个班和初中一、二年级学生都参加了，共计约1200人。学生们一上街直奔县人委会，他们派出了代表，同韩县长对话，要他答复问题。韩县长站在一张方桌上，向学生讲了话，作了答复，接着学生要看正式文件，为此纠缠不休，僵持不下。有的学生对韩县长拉拉扯扯，推推搡搡，这时县人委机关工作人员滕良知冲上去把学生推开了，有几个力大的学生又冲上去用绳子把滕良知捆了起来往外拖。学生涌进县委会，和机关干部发生了冲突，双方对打起来。有的用砖头砸，有的用棍棒打，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中午，高庙乡来了数十名农民群众扛着冲担和扁担，说是来保卫县长的，有的农民要打学生，有的农民骂学生吃饱了胀六了，在学校瞎胡闹。县长韩茂林接见了农民群众，向他们解释说，农民兄弟们，我现在没有危险，没有什么事，请你们快回去，不要耽误了生产。经韩县长这一说，农民群众马上离开了学校。接着蔡甸街上的搬运工人来了几十人，他们说也是来保卫韩县长的,韩县长还是用同样的话动员工人们回去了。
13日晚，校长又召开了一次班主任和教师会议，要求他们继续做好学生的工作，叫学生们不要再闹了。学生们也开了会。有人提出，14日要带着被打伤的学生及药罐、血衣等物到湖北省去请愿去控告。这个意见没有被学生代表采纳。
6月14日上午八、九点钟，孝感地委秘书长、副专员兼公安处长，还有省公安厅部分同志及新华社记者等十多人赶到了学校。他们听完汇报后,沉思了半响，便拍板定案说，这不是一般的为升学而升学的问题，而是借升学之名发起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地委有关领导语重千钧把这个结论的性质一定，其他人一致表示赞同。
14日中午12时，地委秘书长在学校广播室用大喇叭向全校师生宣布了这一结论，他说：老师们、同学们，根据你们这两天的情况，表明学生的行为不是单纯地为升学而升学的问题，而是有人借升学为由制造的一起反革命暴乱事件。希望老师们、同学们不要再上当了，不要再胡闹了，你们要各回各班听候审查。谁要再继续胡闹，我们就要实行武装镇压。
在秘书长宣布这个结论的时候，在操场上师生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副教导主任杨松涛说了句工人不该打学生的话，被一位工人听到了，这位工人一把揪住他就要打，杨松涛挣脱了，连忙往学校办公大楼跑，边跑边喊救命呀，他跑到了学校广播室，连喊救命,我和韩茂林、李德龙等都在广播室，那位工人赶到广播室，还要打。韩县长说什么事什么事，并说不要打，不要打，把这个人交给我们，反正他跑不了。这工人听韩县长一说，就转去了。地区领导这番话一讲，结论一宣布，学生们就树倒胡狲散一个个惊呆了，有的还不服气，哭哭啼啼，大叫大嚷：“我们要求升学有什么罪”，“我们挨了打，还说我们是反革命行为”；有的学生回到了教室，有的学生吓得跑回了家。
6月15日，地县委组织了百人考察团进驻学校。一开始，考察团就对各班派两名成员跟班考察，开展大发动、大揭发、大检举。
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矛头集中指向副校长王建国。王建国时年32岁，1950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分配到汉阳县工作，由于出身富农，又有“三青团”历史问题，申请入党一直被搁置。1956年韩建勋调任一中书记兼校长后，教员中很多人认为他是“土改”干部，是外行，在教学业务上仍相信王建国。考察团认定教师的问题在领导，首先排除了韩建勋，把王建国端了出来。与王建国工作接近的，曾在湖北革大同过学的，甚至关系密切一点的人都被列为“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
有了“首领”和“骨干”，在苦于找不到反革命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学生所写的交待材料，使考察团如获至宝。这个学生上街时，曾向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讨水喝，借电话打。因这名管理员是民盟成员，加上他按县委统战部的意向，曾到一中做过发展王建国为民盟成员的工作(被王建国拒绝)，就这样把王建国和这名管理员硬拉到一起。此时民盟中央已揪出“大右派”章罗同盟，省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考察团认为，以马哲民为总后台，汉阳一中这个“反革命集团”就有了分量。由此，考察团做出结论，汉阳一中“反革命集团”的头头、成员、军师(指图书管理员)及总后台昭然若揭，他们捏造升学比例，利用学代会煽动学生搞大民主，制造“反革命暴乱”。当时，《人民日报》对“汉阳一中事件”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
1957年《天津日报》发表了《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真相》一文：六月中旬，在湖北省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锁，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组织了汉阳县第一中学近千名青年学生罢课游行。捣毁中共汉阳县委员会和县人民委员会机关，捆绑和殴打干部。他們还叫嚣“要毛主席下台”、“打倒中央教育部”、“打倒汉阳县委会”、“欢迎国民党回来”……
汉阳一中事件经过百人考察团考察了一百天，经过师生们的大揭发、大检举“划分”了敌友我三种状况。
9月6号，县委召开了县、区、乡三级扩大会议，县人民法院在一中操场上召开了万人宣判大会，会上由法院院长王志成宣判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3人的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后来判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一中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数学教师邹振钜，语文教师胡斌(女)，高一学生滕永俊等人；送劳教的有教师李穗、张安健、陈天顺；开除学籍的有高中学生许斯武、范贤士等一批人。其他学生则由考察团给每人作了一次鉴定，载入档案。
考察团提出，一中出了这大乱子，你当校长是有责任的，要好好反省，深刻检讨。校长便在反省中把自己骂了一顿，什么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政治上麻痹大意，麻木不仁，“ 听任杨焕尧来一中活动未加制止”“钟毓文借纪念'五四’青年节之机，搞反革命活动，我都没有发现”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当学生将要闹事和已经闹事的时候，所采取的措施不力。所以，最后给了校长一个撤职降级处分(由18级降到22级)。共产党员、团干兼团委书记周秉贤因为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的行动，受到开除党籍、调出一中的处分；团县委干部胡子樵因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的行动受到开除党籍及撤职下放的处分；还有管文教的副县长付彦明、文教部副部长张靖因态度不明，制止不力，受到撤职处分。
9月6日，全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一中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等3人死刑，并对9名教员和1名学生分别判处2至15年徒刑，另有11名教职员及10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汉阳一中事件”在国内国外造成了严重影响。
1986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员会以政法办[1986]4号文将中央领导同志对“汉阳事件”处理意见的批阅件下达湖北省委政法委员会。
1986年1月27日，湖北省委以鄂文[1986]5号文件向武汉市委和汉阳县委发出《关于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通知》。
1986年12月27日，县委召开平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宣告平反善后工作结束。决定平反工作办公室撤销。少数善后遗留问题交县信访办及有关部门继续办理，做到善始善终，不出乱子，不留后遗症。
1987年2月16日--4月15日，在省委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和县委政法委书记李海清领导下，在汉阳县档案馆的具体指导下，对“汉阳事件”复查平反善后工作的全部文书、资料进行了搜集、清理、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