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敌伪44个据点，根据地扩大了，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由于工作的开展，急需补充大量干部，江淮大学本身也由于师资缺乏原因，不好再办下云，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经领导上研究，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于是江大结束，全部同学由军部和地方党委统一安排工作。

1944年6月，同学们怀着对母校难忘的感情和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战线上，发挥自己的才智。

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120余人，吸收了一批爱国教授进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了两年左右，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2年9月至1944年6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之时，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一所由新四军军部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江淮大学的创建是根据地党和上海地下党通力合作的成果，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生动体现，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无比威力。这所学校是上海抗日爱国青年来根据地学习和工作的桥梁和熔炉。

一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在苏北参议会上讲话时说，要在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创办大学，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他提出要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地下党由江苏省委领导)来具体组织落实这项工作。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召集省委有关同志和上海地下党同志，分析了根据地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形势，认为黄桥大捷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形势很好，正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参加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后，原在这座“孤岛”上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被敌伪勒令登记，实施奴化教育，否则禁止开办。各校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危机，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上海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具有革命光荣传统，他们向往自由、民主、光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继续办学、学习、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为争取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共江苏省委经过研究，并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决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

江苏省委创办这所大学，经过华中局批准，由新四军军部领导并解决经费和给养。陈毅同志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筹办工作由江苏省委负责，上海地下党尽可能组织动员更多的师生去根据地；新四军军部筹备接待机构和交通站，四师抽调石青、林光前等同志组成了淮北接待站。地下党则派出韩述之(张钢)、姚溱(不久因另有任务调离)、方行等同志前往淮南新铺设立青年招待所，专门接待由沪来校的师生，保证他们能安全到达根据地。江苏省委还决定由宣传部长沙文汉同志负责江大的筹备工作，并指示由省文委梅益同志、省学委张本同志在上海进行教师和学生的组织动员工作，以后待梅益同志到达根据地后，就由他主持这一工作。到校师生先在淮北、淮南两地集中，后定在新四军四师淮北根据地淮宝县仁和集正式开学讲课。从1942年9月到1944年6月停办，前后约二年时间。

江苏省委决定，经华中局批准，任命韦悫(捧丹)为江淮大学校长。韦悫同志原是上海之江、复旦、大夏大学教授，曾留学美国，早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他长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战争时期是进步刊物《译报》和《上海周报》的撰稿人。知名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也应党的号召，自愿到江大任教。应韦校长聘请任教的，还有复旦大学土木系主任孙绳曾教授，之江大学土木系教授陈端柄，交通大学教授姜长英、叶家俊、葛文锦，清华大学周国英，大夏大学王书伦、冯邦彦和李洪钟等生物、医学、教育、外语、体育教授，另有校医两人，护士四人。为了使他们能适应根据地生活，还同意他们带一名厨师。对他们留沪的家属均作了妥善安排。同时响应党的号召赴校任教的还有助教王辛南、荣绎蓉、洪之阶、许景福、颜秀卿、马丽娟等十余人。

江大学生主要来自上海之江、大同、大夏、沪江、东吴等大学和苏州工专，以及部分中学，前后两期约一百二十余名。他们都是由上述各校党组织动员去的。两期江大同学大体可分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已经受到敌伪注意、或被组织上派遣去江大作学生工作的地下党员(第一期十八名，第二期二十四名)；二是参加过党领导的进步活动的培养对象；三是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不甘心在日寇占领下做亡国奴，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四是怀着读书救国的思想想继续学习的爱国青年；五是对社会家庭生活不满，对纸醉金迷的旧世界反感，更不愿过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的学生，有的女同学对重男轻女、包办婚姻不满；六是在师长、朋友的影响下，带着天真美好憧憬的年轻同学。各人的家庭出身、政治觉悟的程度虽有不同，但在要求抗日、向往光明上是一致的。如同学中有一对兄妹，祖父曾在清末任兵部尚书，妹妹在家困体弱多病，有两名仆人服侍，从小娇生惯养，但她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丢弃了优裕的物质享受，毅然离家奔赴解放区，到江大学习。还有一位同学，是在上海北火车站被父母、妹妹拦阻下，毅然说服全家后投奔江大的。有个同学年纪最小，但意志坚强，为了摆脱家庭阻拦，离家出走，在上海过了几个月的流浪生活，等到了交通员接头。有的不顾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毅然投向江淮大学这所革命的大熔炉。

二

从1942年8月至11月，上海一百多名师生在党内交通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敌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淮南根据地。为了避免引起敌伪的注意，选择了两条较安全的交通线：一条由镇江过江至扬州、高邮、宝应，然后乘船到淮北的岔河镇，再到仁和集；一条从南京过江经六合到淮南新铺。这两条路线都由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杨斌同志负责，由在上海地下党专司交通工作的戚原、刘燕如等同志协助，并从准备去江大的同学中挑选党员沈曾华、沈乃恭(沈正光)、黄友华、戴善(利国)、华之毅(华藻)、张立等以及同学吴天闲(吴孟驷)、朱铭勋(夏水)、郑志虬(郑伟)等任临时交通员，担负输送老师和同学们去根据地以及运送江大所需的图书设备的任务。每个小组之间，或以兄妹相称，或假装成夫妇。如有位老宪洪(阿老)同学，满口广东腔，是经不起盘问的，就布置一位比较老练的徐秉渊(左政)女同学，充当他的姐姐，要他装做哑巴，过封锁线时，阿老只要不语，也就混过去了。至于在路上与交通员坐车、坐船：步行如何相随等问题，更布置得具体细致。在宝应还通过地下党县委设立了交通接应站。当同学们被送进根据地时，大家禁不住放声歌唱，看到新四军战士时更为激动。到达招待所时，江大领导亲切相迎，宛似回到了老家。1942年9月问，韦校长及孙绳曾、陈端柄等教授到达淮南，受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以及江苏省委沙文汉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不久就是新四军建军节，他们和江大师生均被邀共同欢庆。大会由张副军长主持，由二师郑位三政委讲话。韦校长也发了言，表示要把江大办好。会上新四军战士表演了精彩节目。这次集会给从“孤岛”上海初到根据地的江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大原拟设土木、农学、医学、教育四个系及普通科，于1942年秋分别在淮北、淮南两地集中，以后由于敌情关系，淮北的同学都集中到淮南。由于师资缺乏，老师也没到齐，各系都未能开课，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主要是请党政军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大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大家认真听，用心记，热烈地学习讨论。

先在淮北集合的江大师生，受到四师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先后听了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和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定等同志的报告。彭师长把国际国内形势、淮北地区当前的敌我斗争形势，讲得深入浅出，十分生动。1942年11月，淮北的全体师生曾被彭师长邀请渡过洪泽湖去半城参加新四军四师召开的全师运动大会，观看了骑兵团的表演和土坦克攻碉堡等军事活动。彭师长致词欢迎说，同志们来边区抗日，条件很差，生活也很艰苦，希望从大城市来这里的爱国青年，在革命队伍里百炼成钢，和工农分子相结合。彭师长很理解青年喜欢骑马的心情，下令骑兵团让同学们练习骑马，一个个骑得高兴极了，尽情体味骑手们跃马杀敌、驰骋祖国大地的豪迈心情。后来又参加了四师政治部举行的联欢晚会，由拂晓剧团演出的精彩节目，使来自大城市的师生赞叹不已。同学们住在师部附近，三五成群地到彭师长住处作客，师长总是在百忙之中热情欢迎大家，平易近人。这时天气已寒冷，彭师长了解到不少同学是从家里跑出来的，衣服带得少，就发给每人一件棉大衣。有的同学生病了，他就请军医来诊治，并开病号伙食。对于不善长途跋涉的教师，他就派驴马来代步，还给韦校长派了警卫员，送了专用马匹。中秋佳节，彭师长还送来了月饼和梨子。这次庆祝大会后，大家深切感到敌后坚持战斗的新四军军容威武，纪律严明，装备整齐，是一支可爱可敬的人民军队，更加确信一定能打败日固本侵略者。为了准备反“扫荡”，领导上通知江大师生乘船回湖酒东，经洪泽湖时，尽管敌机在上空扫射，但条条船上都很镇静沉着，终于平安地抵达仁和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紧急集合，由淮南来到淮北的韩述之同志传达领导上决定全体师生立即向淮南转移的命令。同学们于天黑后出发，午夜渡淮河，漆黑的夜晚要在农村的小路上行军，有人还穿着皮鞋，戴着近视眼镜，经受了艰苦行程的考验。经过几天行军，终于在第三天晚上全部到达张洪营。两处师生在淮南军部附近集中后，学习的条件更为有利了。陈毅代军长十分关心江大的建设和师生的思想生活情况，他除亲题校名外，还专门为欢迎江大师生举行会餐。1943年阴历大年夜，陈毅同志同江大师生一起度过难忘的一个夜晚，他和师生们畅谈国内外形势，分析敌我力量的变化，谈笑风生，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和加强了认真学习的决心。还有张云逸、谭震林、罗炳辉、郑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等同志，也都从百忙中抽空来校作报告。罗师长讲长征，钱俊瑞讲皖南事变，潘汉年讲国际形势和敌占区的文化斗争，叶钦和讲上饶集中营，方毅、汪道涵讲党的政策、减租减息、三三制政权组织等。这些报告使师生们懂得了党的政策，开阔了眼界，懂得了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为民为国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江大同学会师以后，抓紧时间组织起来自学整风文件。1942年冬，日寇准备对淮南根据地“扫荡”，根据地军民积极作反“扫荡”准备，进行破路和全面坚壁清野。因江大目标大，决定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韦校长及教授们随领导机关转移。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有的分成若干组，作农村调查，与农民生活上打成一片，挑水、下地样样都干，如奚绿绮(金敏)同学等还受到区里表扬。

由于根据地军民有了充分的反“扫荡”准备，日寇未敢轻举妄动。不久我们重又集合，胜利地经爱了一次临战前的锻炼。这时，江大成立了学生党支部，由沈乃恭任支书，沈曾华任副支书，支委有侯忠澍、华之毅、邱庄鑫同志。

这一期的党支部工作，开始是由华中局领导，以后由淮南路东地委领导。工作重点主要是组织政治学习，座谈讨论听报告后的感想，树立革命人生观；在农村搞调查研究时，要大家克服怕脏怕苦思想，改变大城市小姐、少爷作风。广大师生通过听时事形势、党的政策、根据地当前斗争的报告，实际上是接受了生动的政治教育课程和党的传统教育。还先后参加了边区参政会、路乐八县总农抗代表大会，和与会同志一起学习讨论，并且目睹群众进行民主选举，体验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精神；后来还参加了边区妇代大会和冬学运动，很多同学担任了冬学教师。

．这次日寇“扫荡”阴谋虽未得逞，可是野心不死，还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扫荡”。领导上为了保障江大师生的安全，于1943年初春动员大家暂时返沪隐蔽，由淮南行署汪道涵副主任亲自来校动员，要求同学们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的道理，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由于师生们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都要求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因而党支部在做动员工作时相当困难。经过耐心说服，大家才以大局为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同学们一面唱着《新四军军歌》、《黄水谣》，一面流着眼泪。最后除五个同学不宜回沪留在根据地工作外，其余均依依不舍地分批回沪。

这是前期的江大，历时虽仅半年有余，却是多么不平凡的日子啊!在同学们的历史上，确是深深铭刻于心的珍贵经历。

三

江大同学陆续回上海“打埋伏”，根据江大校党支部和上海地下党的嘱咐，一是要隐蔽好，不出问题；二是布置一些党员和担任交通的同学，定期与大家保持联系，做好思想工作。要求回沪同学尽可能学习一技之长，以便返回根据地后更好地为学习和工作创造条件。因此，有的同学去学习速记，复习外语，学习中英文打字，参加无线电技术学校，学习驾驶技术。有的同学自愿承担风险，发扬了江大团结互助的好作风。把不便回家的同学接到自己家里，象亲姐妹、亲兄弟一样相处，就这样度过了半年。

1943年春，陈毅同志因病住医院，把韦校长请去面谈，传达了党中央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指出目前江大虽不开学，但一定要坚持办下去，要求他抓紧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6、7月间，江大开学的通知到了上海，除少数同学已由上海地下党分配了工作、一些同学因分散隐蔽未及时接到通知外，大部分都迅速返校。“打埋伏”在上海的同学和新来校的同学共八十八人，又一次在仁和集集中。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淮北根据地仁和集隆重举行开学典礼。陈毅、张云逸、彭雪枫、刘瑞龙、范长江、季方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地区负责同志和抗大四分校、淮宝中学都派来了代表。会场设在女生宿舍前面的操场上，布置得朴素庄严，同学们还以墙报形式办了展览会，汇报了学习、生活和到江大以后的思想变化。大会由韦校长主持，他致词后由陈军长、彭师长、季方等同志讲话，使全体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下午，首长和来宾参观了男女生宿舍和教室，傍晚会餐后由同学们自编自演了《雾重庆》片断、小歌剧等文艺节目。

新的学期开始了，课堂设在一所祠堂里。韦校长教英文，在校的老师也分别开课，李仲融老师的哲学课甚受欢迎。相继开课的有普通科和教育、土木两个系，有的系因为没有老师，开不了课。由于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大学各年级的，也有部分高中学生，水平不一，班次也分得较细，如英文课就分做ABC三个班，但大家学得十分努力，程度高的自动帮程度低的，C班的同学总是抓紧一切时机往前赶。自习时间也抓得很紧，互帮互学的空气十分活跃，这主要是学习的目的性明确了，知道了为谁而学，所以每个同学都能自觉、主动、认真地听课和复习。

这时江大建立了后期的党支部，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同志召集会议宣布支部委员会由沈曾华、侯忠澍、徐秉渊(左政)、褚启元、王慎行(李耀)等五位同志组成，明确华中局委托抗大四分校领导江大支部，具体工作由该校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同志领导。这一期支书由沈曾华同志担任，侯忠澍除负责学生会工作外并做统战工作，徐秉渊负责组织工作，褚启元负责宣传工作，王慎行负责保卫工作。邱一涵同志对江大支部工作十分关心，常找文委汇报情况，思想工作抓得紧。她十分强调江大支部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搞神秘化，要适合青年人心理进行工作，工作方式生动活泼，要做得细，要善于团结群众。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基本上抓了两头，一头是抓原是上海地下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对他们继续考查培养，要求他们在学习、工作、劳动中起骨干作用，为今后发展他们入党作好准备；还有一头是抓少数进入根据地后思想不够稳定的同学，对他们则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分配党员或党的积极分子，有针对性地做联系群众的工作。由于当时江大支部不公开，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学生会来进行。学生会是由同学民主选举产生的，主席是侯忠澍，委员有褚启元、吴天闲、陈南华(陈峰)、朱起葵等同学，分工管秘书、总务、学习、生活、文娱等工作。这一段时间，党支部领导下的学生会工作做得十分活跃、出色。江大党支部既有组织纪律性较强、群众工作做得十分活跃等特点，又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每逢节日或纪念日，都要组织同学进行学习座谈，如“九·一八”纪念日，以各房间为小组，讨论“谁是真正抗日的爱国者?”小组会开得既严肃又活跃。1942年年底，还举行迎新营火晚会。1943年9月中秋节，晚上坐船赏月联欢，自编自演节日助兴。同学之间尽情欢乐，亲密无间。为了培养学生的革命人生观，转变从城市来的同学轻视劳动的现象，组织学生用自己的双手，把绿色的竹杆编成一张张竹排床铺，还铺起一条从女生宿舍到食堂的砖石路，解决了雨天路滑的困难。为了培养学生为工农服务的感情，组织有医学常识的同学和护士一起为农民接生、治病。为使学生树立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观念，把同学组织起来种植自己带来的蔬菜种，基本达到自给，既节约了菜金，又改善了生活。冬天，还抽出同学协助村上办冬学，既上文化课，又上时事教育课，很受农民欢迎。由于同学们在根据地里身受革命熏陶，希望教学内容能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提出了改革现有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要求。在讨论办学方针之际，学生会曾请江大党代表梅益同志讲国际形势。他的讲演深入浅出，甚受同学们欢迎。同时请杭大四分校孙叔平老师来校讲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并自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支部根据青年人的特点，还展开谈心和互帮互学活动。以房间划分互助小组组织谈心。全校还举行作文比赛，王种兰、姚守懿、陆均(陆庆娴)的文章被评为最佳作品。学校有歌咏队，还以房间为单位，成立了歌咏小组，经常展开室与室的比赛，搞得热火朝天。当时江大歌咏队中有位杰出的指挥人才——郑宜琨同学。他十六岁就考上之江大学，不仅功课好，还具有音乐天才；他吹得一口好口琴，还会拉小提琴、吉他、胡琴，会弹钢琴，可以说样样都会。他教歌十分认真，有时大家唱得不够好，个别人走了调，他一遍遍地教练下去。(自卫战争开始不久，郑宜琨同志随拂晓剧团开赴前线，身负重伤，在撤离前线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于运河船上，年仅二十一岁。)

当时，抗大四分校和江大住得很近，抗大学员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负责保护江大的安全，江大和抗大常举行联欢活动。抗大的学习展览室、缴自敌人的武器、宿舍、简朴的集会场所，都是同学们学习参观的对象。抗大同志还请加入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表演日本传统舞蹈，同学们都体会到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的无比威力和党的俘虏政策的正确。江大和抗大每次联欢活动，都要举行篮球、排球等球类比赛，当时江大的九人排球队可与抗大一博，每当进行这样的比赛时，更是欢声震天，达到联欢高潮。

学生会还经常组织民主生活会，按寝室分组活动。有的同学提出，生活在敌后战争环境里，应该有必要的军事知识。彭师长任开学典礼讲话中明确表示，可以请抗大教员讲军事课，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组织站岗放哨、侦察、紧急集合、夜行军等，随时作好反“扫荡”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学生会就及时请抗大四分；校陈秉德教员来校讲军事课，组织大家进行力所能及的军事训练。1943年年底，传达上级通知，有了敌情，要迅速转移，由身体较为强壮的同学如陆司(陆熙耀)、张克宇、黄淳(黄春)等同学组成警卫班，每人发给了手榴弹，并立即开始急行军，个个意气风发地投入战斗训练。从此，白天进行军事训练，夜间站岗放哨，以加强敌情观念。为了使同学们广泛接触社会，在实践中丰富知识，1944年3月还派出了土木系的张敬岳(张汶)、朱铭勋、沈铧(洪犁)、汪敬业(金坚)、郑宜琨、赵开琪等六位同学，参加了淮北区党委领导的治淮工程。同学们还分组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农村阶级状况和贫雇农生活变化状况，向劳动人民学习，并参加减租减息工作。在工作告一段落时进行总结，积累经验，提高认识，以便更好的学习与理解党的政策。

1944年春，敌我形势有了根本变化，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希特勒在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严重打击下摇摇欲坠，自身难保。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敌伪四十四个据点，根据地扩大了。由于工作的开展，急需补充大量干部，江大本身也由于师资缺乏原因，不好再办下去；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经领导研究，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于是江大结束，全部同学(包括新发展的八名党员)由军部及地方党委统一安排工作。在分配工作前，淮北区党委还请组织部副部长谢邦治、教育处长潘琪、建设处长刘宠光、青救会主任曾谋同志向同要学们作报告，介绍情况。同学们也根据各自志愿、特长和工作需要，于1944年6月，怀着对母校难忘的感情和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辞别了韦校长，分头走向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各条战线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之前几个月，即1944年4月，先期分配去淮南新四军军部卫生部学习医务工作的有：徐欢、王嘉顺(贾顺)、史思嘉(施稼)，谢宁、邢浩林(林铮)等五位女同学。最后一部分同学因参加淮北区党委的夏收工作队，在边沿区搞了三个月减租减息运动之后，才正式分配了工作岗位。

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一百二十余人，吸收了一批爱国教授进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了两年左右，这在党的统战史上，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江大师生由于党的培养，从韦校长到绝大多数同学，后来均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解放后，韦悫同志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后因积劳成疾病逝。郑宜琨、蒋文华同学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俞华良同学作为参加万隆会议工作人员因飞机失事遇难；田超(楼廷芳)、顾芸(田嘉禾)、蒋家骅(姜华)、黄友华、戴善同学，先后病逝。韦校长和这几位同学，为中国革命而献出了生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江淮大学的创建过程，说明了新四军和华中局及江苏省委领导同志的高瞻远瞩，体现了更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和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从办学的两年多时间里，还证明了这所出现在新四军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第一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是一所抗日的革命大学。在两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在这个大熔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使从大城市来的这批知识分子，在学校停办时，都毅然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为以后的斗争和上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十年前的江大，曾是哺育年轻人的革命摇篮。正如杜淑贞同学诗中所说的：“江淮风雪育新兵，百炼千锤四十春。梦回跃马半城镇，心系高歌大柳营。喜泪纵横花怒放，欢颜焕发草初青。今朝共庆神洲好，老骥长存赤子心。”这首诗代表了江大全体同学和老师的心情，愿以此作为校史的结束语。(江淮大学校史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