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董琴作为福建省代表，参加了1926年1月1日开始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见到了从欧洲回国参会的邓演达，从此，他们的人生发生了交集。1926年4月，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在厦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党部，在江董琴的领导下会议开得相当顺利。党部依然在进步力量（国民党左派）的掌握中，江董琴仍旧主持党务，当选为执委会主席，还有三个共产党员当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罗扬才、李觉民和阮山。

江董琴主持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期间，在政治上，完全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展了很多一心为革命的青年，不少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骨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很多福建的国民党左派纷纷要求加入中共。在刀光剑影、血腥屠杀的氛围中加入中共，说明他们的革命精神多么难得可贵，这同江董琴主持福建党务期间的苦心孤诣是分不开的。在军事上，他注意拉拢团结福建民军。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没有任何一部分福建民军被北洋军阀所利用，使国民革命军顺利地平定福建。

1926年夏，江董琴离开福建到广东。国民革命军组织北伐时，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江董琴任总政治部总务科科长。后因他与福建的渊源，邓演达改派他担任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东路军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由何应钦指挥。此时，江董琴已加入中共，他在政治部重用左派，其中有很多中共党员，使东路军的政治工作朝气蓬勃。1927年3月，江董琴与李富春、柳亚子等当选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3月下旬，蒋介石下令撤销江董琴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职务，由陈群继任。国民党右派闻悉，欣喜若狂。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董琴转赴武汉参加武汉国民政府，被任命为汉口公安局局长。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江董琴前往南昌任叶挺部原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后，他携眷赴上海。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他，他遂改名江春孚，行踪隐秘，风声紧时还潜往漳州躲避。

后来在老战友庄希泉的帮助下，冒名顶替老华侨名字，携眷前往菲律宾，开办一间书局维持生计。安排就绪后，他只身回国，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江董琴与出走国外的邓演达常有联系，并商量创建新党。邓演达在柏林期间，江董琴为了建党的问题，曾计划去柏林同邓演达当面商量，由于不懂外语及经费不足而未果。

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江董琴请他的老友出面，租得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现淡水路）劳神父路（现合肥路）口33里3号，以供住宿，并作为革命活动场所。西邻是邓演达、江董琴两人的老友，北京大学名教授陈启修和他的眷属住所，东边房子空着。在那时这地方是偏僻的，无人注意。邓演达、江董琴和其他重要党员经常前来讨论党务，和邓即将要发表的重要文章，特别是讨论行动纲领时人最多，最为热烈。有时则只有邓演达和江董琴两人面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江董琴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

邓演达被捕后，江董琴在上海参加营救工作，多方奔走。邓演达殉难后，江董琴携眷回到福建漳州，一面继续开展政治活动，一面从事地方建设。江董琴根据北伐时的政治经验，在漳州设立军政训练班，想继续邓演达遗志、发扬他的政治主张而培养备用人才。

1932年十九路军到福建后，江董琴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往来很密切。他经常来往于漳州、厦门、福州之间，有时也到上海，频繁与陈铭枢等人联络磋商“福建事变”事宜。他一方面决心协调好旧部张贞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一方面认定，要改组福建省政府，继续革命，没有实力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跟掌握广东的陈济棠商议，请他出兵福建与十九路军合作，共同夺取福建政权。

1933年11月间，江董琴再一次出现在上海了。他对老友江文新说：“我想改组福建省政府，把政权弄到手，好继续革命，不过这样做没有实力是不行的。我想以张贞的代表的名义跟陈济棠商量。请他出兵入福建与张贞合作共同攻取福州，夺取福建省政权。”江文新后来认为，江董琴说是充当张贞的代表，实际上是代表十九路军到广州去要求陈济棠合作、支援，定于是年11月成立反蒋政府。他不说他当十九路军的代表，而说是张贞的代表，这是因为他知道江文新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事关重大，怕泄露机密。他于11月中旬离开上海，抵广州后，还没有会见到陈济棠，便被陈的宪兵司令缪培楠杀害了！时为1933年11月29日，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首尾只不过9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