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07 12:38
汪云松（1873～1958），字德薰，笔名五四难民，祖籍湖北，随父定居四川巴县。出生于重庆世家，为晚清的秀才，廪生。清末曾在外地做官，任过知县、知府及吉林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等职。辛亥革命后返渝，随父经商，曾任浚川银行经理、大中银行总经理、重庆总商会副会长、会长，重庆参事会主席等职。他成功地在重庆从事商业、实业、公益活动，具有很大的影响与号召力。1919年，与温友松等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被推选为会长。又与温少鹤等集资开设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任董事长兼校长；11月曾出面联系、帮助巴县、江津、长寿、涪陵等县学子聂荣臻等35人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总商会资助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毕业生邓希贤（即邓小平）、周贡植、冉钧等83人离渝赴法勤工俭学。后又与李奎安等倡议筹建重庆大学，并与商界同仁创办重庆孤儿院、重庆平民教养工厂等。重庆解放后，被特邀为重庆市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代表，委任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汪云松，宇德薰，生于清朝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做过清朝的四品官，实授吉林五常府和双城府知府（道台）。辛亥革命后，回到重庆，随父经营商业，先后任过浚川源银行、大中银行总经理，重庆总商会会长，还任过重庆市参议会主席，为重庆商界领袖达20余年。他一心想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尤其注重教育事业，着力潜心培养新学人才。
1918年，汪云松眼见吴玉章组织的成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途经重庆的盛况，心潮澎湃，受到很大启发，立即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出任会长。随之,他不辞辛劳,又出面邀约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筹集了 32000 银元,在城内夫子池即当年文庙“半池”侧(抗日战争时已拆除改为新运市场，后又因市中区旧房改造、早已没有旧貌了),开办重庆法勤工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任校长兼董事长,全校共有学生百余人,学制为一年,设有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和法语知识。预备学校的设立，为重庆地区部分有志青年勤工俭学提供了有利条件。1919 年年仅 15 岁的希贤和他邓绍昌来四川广安老家,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相偕来到重庆，就读于这个学校。经过一年时间的学生生活并通过体检和毕业考试后，共有 83 名学生获准赴法。邓绍昌等 46 名学生取得贷费资格的，由学校每人解决 300 银元路费;其余37 名是自费生，由学校每人助资 100 银元。邓希贤是属于自费生，当时汪云松见着邓希贤年龄最小,但颖资聪敏、成绩上进，他又以私人名义送了他 300 银元,帮助赴法学习。1920 年8月27日年仅16 岁的邓希贤，随同82名同学踏上旅欧学习之路。这位邓希贤，便是后来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此之前，聂荣臻从江津赶到重庆,也是得到汪云松的鼎力相助，才得以赴法成行。
汪云松开办留法勤工预备学校,不辞辛劳，从办校到为学生筹集经费、办理出国护照，直至送走毕业生等各项事务，都是他亲力亲为。毛毛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对此已有叙述。
1949 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逼大西南。12月1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冒雨入城;12月8日刘伯承小平率领二野机关进驻重庆市。岁月匆匆，29 年过去了,邓小平想起了他由重庆起身赴法留学时的情景，想起了当年对他备极爱护的老师，情不自禁地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邓小平派了三个解放军去绣壁街(现在的解放西路)寻找到汪云松的住所，由于去的人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曾任过满清道台，民国时期，又担任过重庆市政府历届顾问、市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心存疑虑，不知是福是祸不敢与解放军见面，叫其长子汪日贤，假言托词把他们打发走了隔了两天，西南军区又有几名解放军,乘坐一辆吉普车来会汪云松,说明了是邓小平政委,特意安排来请他的。于是,汪云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他们一道上车,到了邓小平的住地，小平见到他久别重逢的老师,格外亲热,久久拉着汪云松的手,问长问短，像拉家常似的道个不休。汪云松来时那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去。汪、邓晤谈之间，共同回忆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日子，邓小平还向汪老师讲了他 29 年来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斗争等一些情况这时，正值冬季天寒但师生融洽无比的谈笑,却使这屋子里充满着浓浓的暖意。邓小平夫妇热情款待汪老师后，派车子把他安全地送回家中。汪回家后舒眉笑脸给许多亲友讲述了他与邓小平会面欢谈的经过，十分感慨地说:“谁说共产党不讲人情,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是最讲人情,不忘故旧的，邓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由于邓小平推荐,1950 年，汪云松去北京列席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得到朱德、陈毅等领导优礼相待,邓小平将他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对汪云松在重庆所作贡献，也许早有所闻,笑容满面地与汪亲切握手说:“感谢汪先生。”并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聚餐第一桌的主人是毛泽东,第二桌是邓小平与汪云松等。宴会后，则用陈毅的车子把汪云松送到招待所。宴会上,邓小平曾说:“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后来陈毅说:“加上培养了我,实际算是三个副总理。”从此以后,邓小平还经常派人如方振华、周新岳等来看汪云松，并不时向他征询有关重庆的一些事情。
1952 年春天,成渝铁路即将完工的时候，邓小平特意请汪老师坐着铁路工务车,到工地一块去视察参观，见到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汪云松心潮澎湃,想起旧中国几代人想办没有办到的事情,共产党一来就办到了,对共产党增加了无限的敬意。
鉴于上述一连串使人感动的事情，汪云松主动积极地投入解放后各项民主改革,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向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带头购买胜利折实公债，为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等。并将自己珍藏多年高达一米多的明代大花瓷瓶,送给毛主席作寿礼，在托运之前,特用楠木盒子上刻“东方红”三字装运北京，以表敬意。按照党的规定，党的领导人是不做寿,更不能接受礼物的。统战部对此不好处理。邓小平知道后立即向统战部负责的同志说:“别人的礼可不收，但汪老先生的这份礼不能不收，你们要理解汪老先生。”于是,中共中央作为特殊情况收下了汪云松这份礼物。
邓小平调回中央后，一直惦念着老师汪云松，在他得知汪老师患病期间，还从北京打电话来请他去北京治疗。汪老师 1958 年以84 岁高龄逝世后，又曾发来唁电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慰问。重庆市委统战部为汪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时,邓小平的弟弟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邓垦亲自主持并致悼词,充分肯定热情赞颂了汪云松一生中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好事。后来,汪的家属,遵照汪老遗嘱，将家藏多年的古玩、陶瓷、字画、碑帖等贵重文物共 377件由其媳何佩华和子汪平叔捐献给国家,交重庆市博物馆接收馆藏，了却了汪云松先生爱国夙愿。
汪云松解放后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受聘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