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万特倍尔教授和马哈博士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继续和他们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法国著名的罗斯可夫（Roscoff）巴黎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普伦郎教授（Prenant）也以优越条件聘请我到该所工作。当时我正和美貌、温柔、多情的在药学院学习的露丝·德维莱（Lucie Devillers）热烈恋爱；因此，她和她的家人更是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国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员。正好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着祖国；东北沧陷、华北告急，几万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祖国的呼唤，民族的需要，使我痛下决心，毅然放弃了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忍痛割断缕缕情丝，于1931年11月底，从巴黎经马赛乘轮船在海上颠波三十五天之久，回到了多灾难的祖国。

回国之后，一心想着科学救国的我，也不得不随着动荡的社会而四处奔波。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师范学院、福建省研究院和厦门大学等单位任教和进行科学研究。我把个人的婚姻大事也推迟了，到34岁时才成家。在当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我自己当然也难有大的作为，仅在1940年才发表了“动植物细胞的细胞质组成物研究”论文，被我国细胞学界公认为是抗战八年期中的一篇细胞学论文，曾被推荐到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展出。

1943年我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45年9月，正式任厦门大学校长。当时日本虽然投降，学校仍然处在万分困难、百废待兴的局面：除了多方筹集资金、完成由长汀搬回厦门的迁校工作外，还要考虑学校的发展。我在理学院设立海洋学系，在工学院设立航空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在商学院设立国际贸易系，在法学院设立南洋经济研究室。这些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空前设立的新系科，对于我国战后国家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人才需要，以及学校和国家今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解放后山东海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厦大经济学院对外贸易系和厦门南洋经济研究室就是在上述四个富有特色的系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被公认为有办学的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人。

早年我受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鼓励百家争鸣，提倡学术自由、实行民主办校、聘请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进步教授来校任院系领导工作。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解放战争中，全国学运澎湃，厦大也不例外。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我下“亲启密令”，要我限期解聘王亚南，开除几十位进步学生，我都多方为他们开脱、辩护，拒不执行，但当事人并不知道。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两次命令我，把可靠的师生和贵重的图书仪器迁往台湾。我皆虚予周旋，以各种借口拖延，使其阴谋无法实现。

一唱雄鸡天下白，沉睡多少个世纪的东方巨狮终于苏醒了！1949年10月中旬，厦门解放了！当时我正应邀在英国参观、考察和讲学，得到接管厦门大学军代表的电报，请我尽快回校。这个喜讯使我欣喜若狂！多年来我追求科学报国的宏愿将要实现了。我一方面回电表示热烈祝贺，另一方面紧缩在英国的计划日程，于1950年3月回到厦门，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洪流。当时，华东教育部立刻任命我为厦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仍用“校长”名义。1950年8月我作为福建省的科学技术界代表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亲自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新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重要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领导决定我参加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为发挥我的特长，组织上委任我为生物学系主任，并从事我所喜爱的细胞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我才能集中精力继续探讨动植物细胞的液胞系和高尔基体的演进规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我也开展海洋动物的人工授精研究，为发展福建省的海洋养殖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也使一大批老革命和科学家受到摧残，我当然也不能幸免；教学科研被迫中断，抄家、批斗、游街等接连不断。我还被扣上“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罪名。但是我当时深深相信党，乌云必将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因此，我利用生物系资料室“劳动改造的机会”，偷偷查阅国内外细胞生物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油印100份，分寄有关单位和同行。我的这种活动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成了后“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

回顾过去的历程，我在旧中国生活了约半世纪，在新中国也生活了约半个世纪。在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我矢志不渝，一直在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而工作着。我的思想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实践不断地升华。应该肯定地说，真正让我认识到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去爱他的国家，并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明确这个道理是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才逐步提高了认识，如果说，我能够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为社会主义大厦添了一砖一瓦的话，那么，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汪德耀1903年2月8日（农历）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孩提时他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后到北京念小学和中学。他小时候路过上海一个公园，亲眼看到门口立着一块写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心里感到莫大的侮辱。这次经历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幕，他从此立下了“要不受外侮，必使国家富强”的信念。后来，他在小学课本里读到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感动得热泪直流，那时的祖国与当年割地赔款的法国何其相似啊！

屈辱中的祖国和人民在孕育着反抗。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当时汪德耀正在北京高师附中（即北京师大附中）读二年级。附中有学生自治会，四年级学生、后来和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赵世炎是主席，他是副主席。两人的认识缘于汪德耀的一篇作文：汪德耀曾写作文悼念蔡锷、黄兴，其中的句子“他俩仙逝，于革命事业，如鸟失两翼，车失双轮”被老师加批双圈张贴，赵世炎看到文章后，找到汪德耀交流，两人谈得很投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列强的欺凌和当局的软弱，燃起了热血少年心中的怒火。他俩一起发动附中同学支持大哥哥大姐姐的行动，附中学生率先在全国中学中罢课。为了营救被反动军阀逮捕的大学生，北京大中学生代表于5月6日下午在北大沙滩红楼地下室秘密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汪德耀和赵世炎作为仅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参加联合会，并参与了和军警当局面对面的谈判，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得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两人经常从附中所在的厂甸跑到沙滩红楼去联络，回校后发动同学响应。“五四”运动中的经历，促使汪德耀更迫切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当时认为，国家之所以受到不平等待遇，就是因为贫穷落后、人民愚昧、科学不发达，要想使国家富强，就应该兴科学办教育，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

1921年，汪德耀通过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功课的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赴法留学的资格。但是，去国外学习什么呢？汪德耀的一些老师告诉他，要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人的思想，就必须研究社会学，而研究社会学，必先研究生物学。因为人是高级动物，研究生物学、研究人，才能达到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汪德耀从小又深受有着生物学知识的父亲汪寿序和中学生物老师李士博的影响，于是，他选择攻读生物学。在“为什么要到法国留学”的试题上，汪德耀回答说：“我要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要学习自然科学，改造社会，拯救祖国。”

在异国他乡，汪德耀努力攻读，于1925年获得里昂中法大学理学硕士学位，翌年转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两度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国际解剖学学术会议。汪德耀喜欢阅读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的作品，曾写信向他讨教，并专程前往瑞士拜访他。经罗兰介绍，汪德耀拜见了印度圣雄甘地。通过与两位伟人的交往，汪德耀进一步受到了自由、民主、爱国思想的熏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沦陷，平津告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一直密切关注祖国的汪德耀再也不能等待了，他的耳畔回荡起了当年出国时的誓言：“拯救祖国！拯救祖国！”

汪德耀从巴黎途经马赛，然后乘轮船在海上飘荡35个昼夜，回到了日夜牵挂的祖国。那一年，他才28岁，是我国第一位细胞学博士，也是当时国内7个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

任厦大校长，学习蔡元培

回国后，汪德耀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湖南师院等院校，后转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此间生活虽辗转艰辛，他仍矢志探求科学。1943年汪德耀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后又任代理校长、校长。他曾拿着聘书到永安延聘《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和郭大力到厦大教书。此外，他还聘用了林励儒、洪深等当年被“教育部”解聘的“民主教授”。著名高教专家、厦大教授潘懋元说，汪德耀曾经告诉他，他最崇拜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希望能移植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思想。当时在厦大，各种学说、理论皆可以讲授，相互探讨，汪德耀说，“真理逾辩逾明”，他又引用一位法国哲学家的名言“从论辩中放出光辉”，称这两个原则就是“蔡元培精神”。当时正值抗战烽火最旺之际，内迁到长汀的厦大备受威胁，汪德耀指挥若定，及早做好应变准备。

阻止厦大迁台湾

大约在1949年时，汪德耀接到国民党的密电，要他把厦大“可靠”的师生、贵重的仪器图书搬到台湾，做好把厦大迁移到台湾去的准备，密电接连来了两封。汪德耀说，看来，不装装样子是应付不过去的。他决定到台湾走一趟，为厦大“选址”，走之前，他就告诉妻子，我们回来就告诉他们没找着地方。他们的台湾之行根本就是到处玩。在台湾玩了十天，回来后，汪德耀电告当时的“教育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址。

救学生不畏军统恐吓

萨本栋担任厦大校长时，不允许外人进校抓学生，但是，汪德耀无法阻止，这也使他饱受一些人的指责。厦大1949届毕业生、美国的张德先说，汪德耀想出的妙计是，他把当时政府要拘捕的学生，作为客人请到家中，对于被捕学生，他则亲自前往保释。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的资料，则佐证了汪德耀的清白。洪卜仁无意中发现档案上有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汪德耀下的“亲启密令”，命令他解聘厦大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开除一些进步学生。档案还包括汪德耀发给朱家骅的密信，密信说，王院长为唯物论经济学者，他在讲述“西洋经济思想史”时，必须提及马克思一派学说，如同必须介绍“澳大利亚学派经济学”和“古典学派、历史学派经济学”一样。至于当时“教育部”所开列的黑名单上的人，汪德耀也一并辩解，为其开脱。

临解放时，汪德耀几次找到军统的毛森，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厦大学生，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对于杀人不眨眼的毛森来说，去一趟就够呛，他居然一连去了好几次。果不其然，最后一次，毛森颇有深意地问他：你知道海军学校校长是怎么死的吧？其实那位校长就是被毛森枪毙的，毛森言下之意是向汪德耀发出恐吓。

为新中国作杰出贡献

厦门解放后，正在英国讲学的汪德耀立即缩短行程，于1950年3月返回厦门参加学校建设。1950年，汪德耀出席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听取了周总理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报告，深受鼓舞。后来，他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此后数十年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把共产党当作诤友，履行着一名忠诚的农工党员的职责。从50年代起，汪德耀就一直参与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从60年代起，他和他领导的科研组承担有关细胞器结构和功能以及核质相互关系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汪德耀在动植物细胞液泡系的演进规律、液泡系与高尔基体的相互关系、细胞质基本组成成分和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他根据福建沿海贝类养殖特点搞出的关于牡蛎人工受精、育苗和大小牡蛎人工杂交的研究成果，解决了我国养殖海产贝类幼苗紧缺的问题。1963年汪德耀受聘兼任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

“文革”中乐观对待逆境

“文革”期间，他忍受着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是怠慢，所幸的是，他不同寻常的乐观性格使他能够笑看人生的一些痛苦。此外，虽然他记忆力很好，但是，他通常会很快“忘记”那些曾经有愧于他的人，他总能心情愉快地生活着。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相信乌云总会被驱散，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继续做一些研究的准备工作。他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刻印100份，分送给各大学及科研单位。这篇文章为沉睡多年的我国细胞生物学界敲响了晨钟。

当时，汪德耀每天都要打扫男生宿舍的厕所，自称“所长”，他还要把尿水挑去浇菜地。汪德耀的女儿汪敏说，父亲认为这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于是很乐观地干。他用硫酸中和了长年累积的黄尿碱，把尿池刷得白白的。在挑大粪去菜地的路上，他高唱京剧“红灯记”给自己鼓劲，为此受到表扬。据说，当时“造反派”最怕和汪德耀辩论，因为他非常热爱毛泽东，能以毛选第几集、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十分准确地引经据典对付他们。人家给他贴大字报，汪德耀也写大字报，为自己辩护，还把它贴到学生食堂去，这个“牛鬼蛇神”的这一举动，把“造反派”看得目瞪口呆。每次被拉去批斗、戴高帽后回宿舍，汪德耀就洗掉墨水，摘掉高帽，拿过报纸就看，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后来报纸不让看了，他就看讲义、教材，从不怀疑自己还要回到讲台上。

改革开放后重现青春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汪德耀重新焕发了青春，他70%的研究成果和论著是在这之后问世的。他一方面继续中断了十年的关于北京鸭精子发生过程的细胞学研究，另一方面开展北京鸭精子发生过程中细胞骨架和核孔复合体的研究，首次报导鸟类精细胞变态过程中的微管空间构型和核孔复合体的超微结构。这些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填补了国际上关于鸟类精子发生过程超微结构研究的空白，也是我国首次发表关于细胞生物学新领域——细胞骨架的第一篇论文。

汪德耀又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同当前医学上的难题——癌症结合起来，开展了现代癌细胞生物学三大重点课题之一——癌细胞诱导分化问题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创办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肿瘤癌细胞工程实验室。他一生共发表论文150多篇，专著6部，主编的《普通细胞生物学》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合著的《膜分子生物学》获“中国图书奖”。他共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十多项。

作为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汪老不仅科研硕果累累，而且桃李遍天下。多少年来，汪德耀始终没有离开过教学第一线。1981年他被国务院审批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生前共指导了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不少学生成为学科带头人。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汪德耀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先后担任了福建省政协委员、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常委等职。1992年在福建省政协会议上，他作了“从战略高度认识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发言，并写出“关于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建议”提案，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工作。

汪德耀教授还利用自己进行学术交流和学生遍布的条件，努力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奔波。

1992年秋，厦门大学庆祝汪德耀回国从教60周年。汪德耀在会上激动地说：“驱使我一生不懈进取、努力拼搏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热爱祖国，我感到社会主义祖国越来越可爱。二是热爱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工作者却应该有他自己的祖国，应该用其所学来报效他的祖国。”直至逝世前，汪老仍关注着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婚姻大事

“我为什么会爱上他？”汪德耀当年回国，正值国家多难，民不聊生。汪德耀辗转各地，倍尝生活艰辛，仍矢志探求科学，婚姻大事也置之度外，一拖再拖。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才和王文铮女士结为伉俪。

王文铮五岁就成了孤儿。她和在北京的姑姑王颖生活在一起，王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的遗孀。方声洞牺牲后，他12岁的儿子被送到法国，因此和汪德耀认识，回国后，汪德耀因此结识王颖。王颖有个遗腹女后来得了肺病，临终时，汪德耀叫了一辆救护车，要把她送到德国医院。王文铮说，当时表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汪就把她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王文铮说，使她下决心跟随汪德耀的，这一幕起了关键作用。她说，当时肺病猖獗，汽车内空气又不流通，学生物的老汪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危险。但是，由于年龄的悬殊，婚事遭到了王文铮外婆家的反对，王文铮于是写一封信给当时在瑞典和挪威任公使的姑父，没想到，这位姑父一下就记起了汪德耀，当年汪德耀在法国留学时，他那时刚好担任比利时公使，汪德耀曾带领学生到比利时为祖国请愿。王文铮的姑父说，这个青年那么爱国，又有爱心，当即点头同意。王文铮说，虽然为了汪德耀，她不得不离开了心爱的北京城，但她从未后悔过。汪德耀走时，她一直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始终是热的，她始终觉得他还没走。

在心目中学生第一

汪德耀的女儿汪敏说，她和弟弟从小就知道：在父亲心中，学生第一，他们只能排在第二位。有一回，汪德耀托汪敏的美国导师给在费城的汪敏带去了一只“两个手提把都拉断了的死沉死沉”的箱子，汪德耀神秘地说，这是“金子”。汪敏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是父亲准备推荐给美国几个实验室的学生的论文材料，还有他要委托汪敏寄回厦大的教科书等，翻到最后才有一小瓶父亲给她带的“美加净”。美国导师目瞪口呆，他说：“中国教授了不起，他是学生们的父亲，原来‘金子’是为他们带的。”

对于学生，汪德耀最为独特的一点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宠爱学生了，特别是当他们遇到“拦路虎”的时候，汪德耀恨不得自己化身为骑士，操起刀枪冲在最前头。在美国一家制药公司任高级研究员的郑立谋说，到法国留学时，他每转一个地方，汪德耀都要备好书信为他介绍他的朋友旧识，以便他在需要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还要国外的亲戚照顾刚到那里留学的学生，甚至借钱给他们。王文铮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事，原本不关他的事，他却认为自己有责任。

两心愿显英雄本色

汪德耀一生经历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代。这位饱经百年沧桑的老学人生前曾向人表达了他的两个心愿。一是希望同志，青年，不要忘记历史，尤其不要忘记我国近代受屈辱的历史，永远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二是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爱国心不会老，愿继续为祖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就是一位终生爱国爱党的老科学家教育家崇高的风范！

汪老1931年11月底放弃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国，他是当时中国第一位细胞学博士。汪老于1941年应福建省政府邀请，到福建省省会永安，创办全国第一家地方性研究院——福建省研究院，任院长兼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当时路过长汀，适逢厦大建校廿周年大庆，汪老到厦大参观，会见了萨本栋校长，1943年萨校长聘请汪老为厦大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兼理工学院院长，1944年5月12日任厦大代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厦大二三四年级学生仍留在长汀，新生则在厦门新生院上课。因当时复员工作，非常艰巨，长汀到厦门，只有一条公路，而且只通到南靖的龙山镇，龙山到漳州的公路因抗战毁坏尚未修复，极大的迁校工作，困难重重，汪老抓紧迁校工作。首先在厦门建立新生院、聘请周辨明教授为院长，在厦门设立迁校先遣机构，仅以一年时间顺利完成迁校工作，除了图书仪器等全部运回厦门，鉴于经济困难，把当年在长汀制作的课桌椅、床铺等也运回厦门。1946年秋季，学生回到厦门，上课坐的桌椅，睡的床铺都是从长汀运回来的。在长汀的岁月，深得当地人民的支持，1946年厦大建校廿五周年之际，汪老提请大办庆祝校庆廿五周年大会，生物、化学、物理各实验室全部开放，并作了许多科普性的表演。长汀人民入校参观，盛况空前，一则宣传校史，二则普及科学，感谢长汀人民的支持，也举办了庆廿五周年校庆论文比赛，题目为厦大生活。庆祝校庆廿五周年的主题是大学是文理工综合的学校，体现学海何漾漾，体现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南方之强。

厦大迁回厦门后，当时好多教授都转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学任教，聘请名教授是头等大事，汪老十分了解。办好大学必须有名教授，他在任期内延聘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有经济系王亚南、郭大力、石兆棠等教授（他们又都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外文系洪深教授，教育系林励儒教授、郭一岑教授，理学院工学院化学系钱人元教授，数学系陈世昌教授，工学院寿俊良教授，航空系丁履德教授、林士谔教授、宋懿昌教授，法律系陆季蕃、胡正谒，历史系熊德基、林惠祥，政治系杨东教授等。使厦大教授阵容大大地增强。

在院系方面，率先设立航空工程学系，海洋学系，将工学院分设理学院、工学院、电机系分设机械系及电机系，建立外文系，使厦大成为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增设国际贸易系等五个学院的全新的综合大学。其中，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设数理、化学、生物、海洋四个学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四个学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及司法组。商学院设银行、会计、国际贸易三个学系，形成综合性的大学体例。（五个学院十九个学系）

我们从以上事迹可看出汪老的治校思想。大学之大必须有多科系、文理工法商等渗透的大学。大学之大必须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兼容各种学派，对学生而言，必须使学生活跃于大学海洋创造性思维，从而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汪老一九九二年撰写《萨本栋精神大放光芒》其中提到：“萨本栋精神宝贵之处在于教我们如何做人，归纳起来有：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勤奋好学，知识渊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6年4月6日厦大建校25周年之际，汪老发表《致校友书》，提出兼容并包及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主张，汪老从其青年时代，留法时代以及在工作岗位上所实践的，充分体现了治校必须着眼于做人、而做人必须有爱祖国爱科学，奋斗终生，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抱负。汪老对学生也是倍加关怀的，对职工有困难也是尽量帮助的，工友何国忠妹妹生急病，汪老即叫司机开他的小汽车送病人入院治疗，在那个年代的这种创举是难能可贵的。

汪老幼年时代读私塾，读四书五经，他的父亲是博物学教师，汪老受父亲的熏陶，少年时即爱好大自然爱好科学。1917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附中学学习，五四运动时，他就读于附中，当时附中组织了学生自治会，主席为赵世炎，汪老任副主席，汪老积极组织罢课示威，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威壮山河的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装了青年时代的汪老。他以后由公费留学法国选读细胞学，立志于科学救国，回国后，就任于几个大学教学，始终贯串严谨的科学治学思想。接掌厦大校长，他更有机会发挥科学精神，从科学高度去实现大学之理想。在艰难的岁月里，汪老办好厦大，贯串着大学之大，追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他一直赞扬萨本栋校长的办学风格，简称之为本栋精神。他的科学办校精神，强调大学之大，先学必须有包容精神，必须有学派的自由空间，必须充分发挥科学精神，集中地去追求真理，学海无境，必须是自强不息而止于至善。他继承着五四的光辉，从爱国主义出发，本着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团结教师，为办好厦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汪老更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细胞学培养了许多博士学子，也不顾高龄，到处奔波为厦大生物学系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更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他历任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多年，尽量表达人民关心的意见，作出积极的建议，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汪老师也是位广泛结交文人名家的大师，他和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也有深切交往，他向罗曼·罗兰介绍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把我国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翻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1930年暑期又到瑞士拜访罗曼·罗兰，并在其家里见到圣雄甘地。1971年，他在南京会见女作家丁玲。汪老与大画家徐悲鸿也有过多方面的交往。他与教育大师蔡元培也有过交往，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蔡元培先生往法国里昂出席会议，当时在中法大学学习的汪老充当翻译，青年时代的汪老深深地崇敬蔡元培大师的办学精神。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李约瑟博士从重庆来到山城长汀，汪老以代校长身份，接待了李约瑟博士。李博士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汪老介绍李博士赴永安（当时福建省省会）与王亚南教授会面，介绍王亚南教授翻译出版资本论，还著有中国古代经济史。李博士与王教授会晤，了解了很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把厦大的成就向英国人作了广泛的介绍。1948年汪老在巴黎又与李博士再度会晤，一九四九年八月汪老在英国讲学，第三次会见李博士，特别是汪老借访问英国之际，避开当时教育部朱家骅两次给他的密令要他将厦大贵重图书仪器运转台湾。汪老与多位名流交往，对他的科学办学思想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在此种影响下，汪老坚定不移地为办好大学作出艰苦的努力。汪老在一生中为我国的大学教育作出了许多贡献。他的办学思想即充分体现科学办大学、提倡包容精神，强调学派自由，追求大学之大，学海无限，止于至善而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