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华

更新时间:2023-10-23 10:29

汪志华(1918—1987),原名汪仁开,曾用名汪真。1918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文竹乡石市村。曾任第一坦克学校政治部主任,装甲兵科学研究院副政委,国防科委后勤部副政委等职。1987年5月5日汪志华因病逝世。

人物生平

汪志华,原名汪仁开,曾用名汪真。1918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文竹乡石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有十个兄弟姐妹被饥寒交迫的生活折磨而死,只活了他和哥哥两人。后来哥哥也死了。父亲忧愤郁积,含恨早亡。只剩下孤儿寡母二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1930年,苏维埃运动在江西蓬勃发展。永新县属湘赣革命根据地,新政权在拉锯式的战斗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十二岁的汪志华在家乡已上过两年私塾,又进了列宁小学。他聪明好学,活动积极,被选为乡儿童团团长,带领小朋友,积极参加了打土豪、站岗放哨、慰问军烈属等革命活动。

1932年3月,十四岁的汪志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三军团。1934年,在红三军团五师政治部宣传队任代理队长。两年时间里,他学会了演戏、绘画、书写标语等本领,在宣传工作上做出了不少成绩。

国民党在对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失败之后,于1933年9月开始,调集百万大军实行第五次“围剿”。战斗极其激烈残酷,1934年秋,在江西广昌地区高虎脑战斗中汪志华负伤,被送往后方医院。鉴于他作战勇敢,治伤期间表现良好,9月间在医院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这次反围剿遭到了严重失败。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此时,苏区情况十分险恶,留在后方医院的重伤员被分散安置在农民家里养伤。院方指定曾辉贤为组长,汪志华为政治战士。1935年3月,敌人大举进犯,全体伤病员被敌人扣押并解往吉安。途中,汪志华乘敌人疏于防备的机会,机警地逃脱了。一路乞求,寻找组织。由于极度劳累,加上伤口溃烂,到了天河街再难以动弹。幸好遇上了一位永新的老表,汪志华托他给家里带去个口信,他的堂兄和邻居闻讯赶来,把他抬回了家。这时,他唯一的亲人母亲已经在孤苦的岁月中,在对儿子极度思念中去世了。汪志华悲痛之余,更加思念红军,决心寻找机会,回到红军去。

1937年11月,湘赣红军游击队保卫干部李启森秘密来到村里,找到汪志华。告诉他红军游击队仍在湘赣边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他高兴极了,随即跟李森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红军里。归队后的第三天,湘赣红军领导人之一的刘培善同志根据汪志华养伤期间政治上坚定,脱离队伍期间一心向革命的表现,介绍汪志华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华东军区政治部决定恢复他1937年以前的党籍和团籍,取消重新入党的决定)。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双方达成协议,把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汪志华在二团先后任文书、宣传员、参谋处书记、参谋、宣传股副股长兼文化干事、宣传股长等职。同年6月,二团在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指挥下,从皖南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汪志华随所在部队,积极参加了拔除京沪线上新丰车站日军据点、袭击句容县城、伏击金坛北犯之敌等一系列战斗,以及粉碎日军多次分进合击的反“扫荡”。后又随部北上,挺进苏北敌后。

1940年初秋,在一次通过日军封锁的遭遇战斗中,汪志华又一次负伤并致残。同年11月,伤愈归队后任二纵队(后称一师二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接着,参加了讨伐投降日军的李长江部的泰州战役。同年入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毕业后任二旅六团政治处主任。

1944年,汪志华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任政治处主任期间,历经浙东多次反“扫荡”和反顽自卫战。他兢兢业业,善于团结同志,思想工作做得很活跃。在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开展群众工作和战时宣传动员,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成绩。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务必于9月底北撤。国民党反动派乘新四军北撤之际,调集重兵于杭州湾两岸,妄图消灭浙东纵队于北撤途中。

9月28日,集结于周巷准备渡海的五支队,遭到国民党九十八军一个团和浙江保安部队的突然袭击。部队就地展开顽强抗击并全线反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10月3日,五支队在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率领下扬帆北渡,向浦进发。

4日凌晨,五支队渡过杭州湾,登上海盐县澉浦镇,又遭到国民党九十八军两个师共七个团的围攻。澉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新四军处境极其不利。何克希司令员果断指挥五支队抢占澉浦全城,取得立足之地,然后又夺取了城外的制高点扇子山和隐马山,经十六小时激战,连夜突出重围。在这次恶战中,汪志华正患病发烧。他带病参战,在夺取制高点的反复争夺战中,和支队政委邱相田一起,鼓励指战员发扬新四军英勇顽强、猛打猛冲、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战斗中他还不顾病体虚弱,和何克希司令员担运伤员,战士们都深受感动。

部队突围后,到达上海郊区青浦县重固镇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随后继续北上,11月到达苏北解放区涟水城。浙东纵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和新四军独立旅,五支队被编为三旅七团。汪志华任团政治主任。解放战争开始后,三旅七团参加了解放泰安、脐济线和鲁南峰枣防御战,连续作战四个月,于1946年11月到鲁南十八风落进行休整。汪志华升任七团副政委(代政委),任团党委书记。12月9日,一纵奉命南下参加宿北战斗。

宿北战斗于15日打响,三旅七团担负穿插分割敌人的任务。15日夜,在团长林辉才和政委汪志华的指挥下,全团从老虎洞敌军结合部向峰山直插进去,接连攻克了许庄、三台山、张林、蔡林一线的村庄和制高点,并在高家洼歼敌工兵五团一营五个排,占领高家洼,完成了对敌整十一师与六十九师的战役分割和对敌预三旅与六十旅、四十一旅的战术分割。

16日晨8时,号称蒋介石的王牌整十一师所属的一一八旅,在12架“空中堡垒”重轰炸机狂轰滥炸后,步兵实施集团冲锋,企图与六十九师打通联系。高家洼和沈庄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七团阵地既没有设工事,也没有对空火器,指战员顽强抗击敌人天上地下的攻击。战斗中汪志华不断对全团进行战场鼓动,鼓舞士气。指战员浴血奋战,坚决与阵地共存亡,终于打退了敌人五次疯狂进攻,牢牢地保住了阵地达八个小时之久。16日下午4时30分,纵队提前一小时全线反击,彻底打垮了敌一一八旅的进攻,对整个战役全歼敌六十九师师部及三个半旅作出了重要贡献。敌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自杀。宿北战役开创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全歼敌三个半旅的范例。三旅和七团都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表扬。

宿北战役刚刚结束,未及休整,七团便于12月13日匆匆赶回鲁南,参加痛歼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战斗。此后,又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战役。汪志华都积极地履行了团政委的职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汪志华曾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和担任干部大队政委、教员研究班政委。此后,他就转入了装甲兵工作。1950年任职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政治部组织部长,同年12月,调去组建特种师(后改为战车二十六师),任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过师党委书记(当时无师政委)。1952年任第一坦克学校政治部主任,1957年9月,任第五坦克学校政委,1962年调任装甲兵科学研究院副政委。

装甲兵是现代化建设中的新兵种,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还要求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汪志华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勤于学习,不断总结,很快熟悉了这门新工作,胜任了各项领导工作。期间,他在坦克学校工作多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军官,走上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岗位。

1961年,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活跃文娱生活,增强乐观主义,在汪志华政委的积极支持和率先参加下,坦克学校组织起了一个大队干部合唱团。合唱团在晚会上演出后,全校轰动,一下子就把全校的文娱活动带动起来了。汪志华还同校长李治洲通力合作,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发动全校搞好农副业生产,生活也有很大改善。

汪志华调到科研机关后,工作环境和条件有了很大变化。上级要求:必须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科研业务工作。政治教育的时间很少。汪志华采取多样化的工作方法,深入到研究室,同科研人员打成一片,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中去,业余时间成为他工作最活跃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拣砖头,修好了从办公室到食堂的路;他还一次次地和青年科研人员去市内汽车站打扫卫生、为乘客服务。在这些活动中,他和科研人员聊天谈心,讲志向,叙家常,十分融洽。

汪志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历经战争的考验和艰苦岁月的磨炼,他始终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视为首要职责,为了党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敢讲真话,从不随波逐流。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掀起大跃进、公社化等群众运动,造成“五风”严重,人民生活困难,建设比例失调,以及政治教育简单化等弊病。汪志华同志对这些不良形势的发展十分担心。当时他在坦克学校任政委,他能严守组织原则,从不在群众中散布;但1961年7月,在装甲兵党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形势教育问题的时候,他以党委委员的身份,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坦诚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这些意见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鼓励,反而被“左”倾思想严重的某些领导人指为“右倾言论”,背着党委主要负责人上报并进行打击与迫害。

汪志华虽然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1962年5月,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装甲兵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时,汪志华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最近几年党内斗争过火,轰轰烈烈的运动多,忽视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把运动当成了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把外部斗争敌我斗争的手段,搬到了党内来,混淆了矛盾性质,伤害了同志感情,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党的威信。他建议:“划清两种(敌我、是非、成绩和缺点)界线,实事求是,平等待人,健全党内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认真学习,执行中央政策。”这些言论在当时能够如此尖锐鲜明地提出来,足以证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共产党人的胆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汪志华被作为“三反分子”揪斗,他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他说:“我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十四岁参加红军,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哪有我汪志华的今天,我“三反不沾边”。他被无数次的批斗,最后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送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达数年之久。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严重的折磨。但汪志华坚信久经考验的党迟早会拨乱反正的。

1974年1月,装甲兵党委对汪志华的问题进行复议后,撤销了“文革”中对他问题的定性和处理。组织上分配他去成都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兼直属党委书记。但装甲兵党委在复议中对他在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仍然保留“认识错误”的尾巴,他却不顾别人的劝阻,非常坦然地去成都赴任。他说:“我八年没有工作了,组织上分配我做任何工作,我都要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事业心和宽广的胸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装甲兵党委经反复查证核实,才给汪志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8年6月,他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委后勤部副政委。

由于多年来身心受摧残,1979年汪志华突发心肌梗塞,经及时抢救,才保住性命。此后,病情时有发作。为了弥补十年浩劫中失去的时间,他仍竭尽全力地工作,直至1982年奉命离休。

离休后,他却不甘于闲适。他利用一切机会参与各种活动,做各种公益事业。为少年儿童讲革命传统,帮干休所做力所能及的事。同时,在书法、绘画、音乐、球类、棋艺等方面都抓紧时间勤奋学习,在北京老年台球友谊赛中他名列第四;他的书法作品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里都有陈列和收藏。在解放军总医院治病期间,他仍笔耕不止,为医务人员和病友写了许多条幅。直至临终前一天,他还在挥笔疾书。同志们都赞扬他多才多艺,在“工农干部知识化”方面有一定的成绩。

1987年5月5日,汪志华再次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猝然长逝。

人物荣誉

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汪志华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授予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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