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华民国史》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201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评选论文奖。

1、《和谈将军张治中》，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5

2、《铁军名将－陈铭枢》（与朱宗震合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3、《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559/千，中华书局，2000.9

4、《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398千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略论民国初年的中俄外蒙交涉》，《南京大学学报》，1986第1期

2、《民初裁兵问题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第2期

3、《民国初年的中英西藏交涉》，《西藏研究》，1987第2期

4、《国民党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南京大学学报》，1988第3期

5、《联省自治性质论》，《南京大学学报》，1991第3期

6、《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的军事善后》，《北京档案史料》，1992第1期

7、《199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第5期

8、《一种研究框架中的民国对外关系》，《近代史研究》，1993第5期

9、《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第6期

10、《中苏条约谈判中国民政府东北外交战略》，《民国研究》第4辑，1998

11、《抗战胜利后的黄炎培》，《黄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2、《东北停战与国共战略的调整》，《南京大学学报》，1998第2期

13、《军调部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8第4期

14、《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9第1期

15、《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民国档案》，1999第2期

16、《简论1947年的黄金风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第4期

17、《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第5期

18、《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私人财产的一例调查》，《近代史研究》，2000第3期

19、《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20/千，《历史研究》，2000第6期

20、《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历史研究》，2001第4期

21、《战后初期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2001第4期

22、《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关键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再研究》，24/千，《历史研究》，2001第4期

23、《战后初期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的若干问题》，16/千，《复旦学报》，2001第4期

24、《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顾维钧与中国外交》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5、《评〔抗战时期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国史馆馆刊》第31期（台北），2001

26、《 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22/千，《近代史研究》，2002.1

27、《战与和的变奏》，《近代史研究》，2002第1期

28、《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23/千，《近代史研究》，2002第6期

29、《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20/千，《抗日战争研究》，2003第2期

30、《中华民国史研究の回顾と展望》，12/千，《现代中国研究》(日本)第12号，2003.3.30

31、《平实叙事论从史出－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18/千，《近代史研究》，2003第6期

32、《战后旅大接受问题交涉研究》，20/千，《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33、《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22/千，《中华军史学会会刊》(台北)第9辑，2004.3

34、《20世纪初叶电影在东北边陲之兴──哈尔滨早期电影市场研究》，16/千，《南京大学学报》，2004第4 期

35、《检查控制与导向——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25/千，《近代史研究》，2004第6期

36、《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22/千，《南京大学学报》，2005第1期

37、《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17/千，《民国档案》，2005第1期

38、《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22/千，《史学月刊》，2005第3期

39、《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11/千，《上海大学学报》，2005第3期

40、《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记忆》，17/千，《学术研究》，2005第6期

41、《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23千字，《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2、《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21千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等

《民国影坛》（与朱剑合著），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7

1、《泛政治化的观照—中国影评中的美国电影》，《美国研究》，1996第2期

2、《30年代初的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电影艺术》，1997第3期

3、《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华市场研究》，《电影艺术》，1998第1期

4、《好莱坞的沉浮—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华境遇研究》，《美国研究》，1998第2期

5、《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下的美国电影》，《中美文化交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战后上海国产电影业的启示》，《电影艺术》，2000第5期

7、《战后上海美国电影市场研究》，16/千，《近代史研究》，2001第1期

8、《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18/千，《近代史研究》，2001第3期

9、《战后国民党政府的电影检查》，15/千，《南京大学学报》，2001.6

10、《汉口法租界电影检查风波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1第10期

11、《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20/千，《抗日战争研究》，2002.1

12、《光影中的沉思－民国时期电影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7/千，《历史研究》，2003第1期

13、《早期上海电影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档案与史学》，2003第3期

《中华民国史》

记者独家对话：解读《中华民国史》编纂过程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来之际，《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代科研人员历时几十年，汇聚国内多家单位民国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编纂。作为目前国内民国史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编纂为何历时多年？敏感问题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如何评价？《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时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整套推出《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论著，将有力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有利于海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也有助于社会各界对民国史的正确了解和认知，同时还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出版的繁荣。

从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册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记者：从立项到出版，该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遇到哪些难题？又是如何破解的？

汪朝光：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随后，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工作。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们将这部书中已经出版者作了修订，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终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华书局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民国史是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其编纂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诸如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主题的设置、研究时段的划分等等大的问题，乃至名词术语的定名、历史资料的考辨等等具体的问题。研究先辈们的解决方法是，集思广益，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予以适当的解决。事实说明，当年编纂该书时确立的总体写作原则及种种具体规则，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立场而定的，是适合编纂工作需要的，也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而保证学术品位和质量

记者：众所周知，民国史当中，许多问题还比较“敏感”。有读者担心由于政治观念或者其他因素存在，该书的客观公允难免受到影响。请问在编纂过程中如何保证其学术质量？

汪朝光：民国史的编纂，因为其距离现实最近，又因民国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难免有一定的“敏感”度，读者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是，还在编纂工作的起始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究“政治挂帅”的客观环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事民国史的编纂工作。针对“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疑问，编写组的同仁们认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经过充分的讨论，编写组达成了编纂共识：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事实说明，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而严肃的编纂指导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编纂思想指导下，民国史研究能够沿着科学研究的道路，得到充分的发展，有如今的进步。这与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分不开，值得后来研究者感念于心。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研究的环境得到更大的改观，“双百”方针得到更好的贯彻，自然对“敏感”问题的处理也更为客观公允。当然，人的认识总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也不例外，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我们认识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参加该书写作的作者众多，历时较长，各个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认识也有不同，其间要把握的关键点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实践的检验出发，从而保证我们研究的学术品位和质量。

国共关系是民国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关键在于以事实为本，据实以论，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看法

记者：该书中的许多新成果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例如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尤为引人瞩目。请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突破之处，以及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在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表现出研究者对于科学研究的执着。国共关系是民国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对其的研究和看法也会引起读者的相当关注。总体而言，该书对于国共关系的处理和评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利用了若干新资料，结合了近些年学界研究的新看法，而有所创新和发展。

比如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既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外敌入侵的危局，能够抛弃前嫌，携手合作，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肯定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不少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也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关键还在于以事实为本，不断深入，梳理个案，据实以论，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记者：有专家说，《中华民国史》在编纂过程中“有所创新，有所继承，有所突破”，那么这些创新、继承和突破表现在哪些方面？

汪朝光：就有所创新而言，民国史是个新的学科领域，将其列入研究范围，从无到有，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成为中国历史学中最具活力、最有发展的学科之一，本身就意味着创新，就是创新的过程及其突出的表现。

就有所继承而言，中国史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方面，诸如对史料和考辨的重视，对平实表述的追求等，这些都得以体现。再如，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方针，而这样的指导方针在该书编纂之初便予以确立并始终得以坚持，充分说明了它的继承性。但是，对于新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不排斥，也予以充分的借鉴和吸收。以实事求是为本，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是民国史研究能有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

就有所突破而言，该书对史料的利用是为学界所肯定的，无论是早期研究对于清末民初报纸材料的利用，还是晚近研究对于台湾和海外所藏史料的利用，都大大突破了过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再如，该书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及其看法和结论，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政治外交，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内外关系，都有明显的新意和突破。

对蒋介石的评价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不以单一看法评判其复杂作为，表明民国史研究的进步

记者：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就以蒋介石为例，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相比，今天的评价有哪些不同？

汪朝光：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民国史亦然。这套民国史，不仅在各卷书中有关于人物的论述和评价，而且专门著有8卷本的民国人物传记，以利于读者对民国人物的了解和认知。

我们也切忌用一个单一的面向去观察一个人物，宋子文也罢、孔祥熙也罢、蒋介石也罢，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认为蒋介石是万恶之源，其实现在看来跟历史未必能够吻合，比如说抗战，蒋就非常坚持抗战，这个确实是历史事实。

至于对民国时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蒋介石，该书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对于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后领导北伐、推倒北洋军阀，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都给予应有的肯定评价。但是，对于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导致国共关系破裂、革命功败垂成，对于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保守性及其个人统治的独裁性，对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违背民意、发动内战的责任，等等，书中也予以充分的揭露和批评。总体而言，书中对蒋介石的评价较以往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而不是以单一的看法评判蒋介石的复杂作为。这也充分表明了民国史研究若干年来的进步。

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方针或其史观，归结为实事求是更能说明其发展变化，不宜简单地以“天翻地覆”定论

记者：有媒体称，该书的出版显示，大陆的“民国史观”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汪朝光：民国史研究在大陆从无到有，如今已成为大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为丰硕、研究队伍最为广大、也最具有国际性和前沿性的学科，这是中国历史学的重大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给学界带来的重要变化，也充分说明了大陆的民国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巨大进步。至于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方针或其史观，如上所论，有其继承性，也有其创造性，并非凭空而出，亦非泥古不化，而归结为实事求是的原则，更能说明其发展和变化，似乎不宜简单地以“天翻地覆”定论。

《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

《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十卷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铁军名将：陈铭枢》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