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汪达之受陶行知的委派到苏北淮安接任原由陶行知兼任的新安小学校长职务。

汪达之上任后，他对自己接手的新安事业满腔热忱，充满信心，把新安事业看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他和老师们制订出学校发展的三年五年十年规划，描绘出学校未来的美好蓝图；他带领师生运用巧妙的方法，使古庙里的诸神退位，扩大了校舍；他和师生一道自己动手整修校园，美化了学校环境；他带头在校园四周的园地里种植蔬菜瓜果，满足师生伙食的需要；他和师生一起走出校园，帮助当地群众学习文化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还修桥、铺路，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减轻群众的忧患；他和老师们认真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学生读活书，活读书，学做事，学做人。在汪达之主持下，学校办得朝气蓬勃，师生生活生动活泼。当地群众称他们为古庙活菩萨。但他们哪里知道新安小学教师是不拿一分钱薪俸的，和基本学生一样，只供给三顿普通的伙食，而蔬菜还是师生自己的劳动成果。

民国22 年10 月22 日，汪达之创造性地将新安小学7 名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由淮安经镇江到上海旅行了50 天。7 人中，年龄最大的17 岁，最小的12 岁。他们自己民主管理团体的一切，采取到各大学演说和上街卖报的方法，筹集费用，通过参观工厂、调查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租界、凭吊“一·二八”战场等，受到了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新安儿童旅行团的事迹，在当时的教育界、舆论界引起了轰动，成为建国前教育史上的空前创举。陶行知为此赋诗：“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孩子小，划分新时代。”

汪达之（1902～1980），黟县碧山乡碧山村人，是知名的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家境贫寒，出生前，其父在贫病交困中去世，全靠寡母为人缝洗度日。汪达之先后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繁昌县平清铺和望江县吉水镇任小学教师。

青年的汪达之目睹国家的贫弱、人民的苦难，使他处于极度苦闷和徬徨之中，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寻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道路。民国12 年（1923 年），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安徽公学《创立旨趣》中受到启发，向往陶提出的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艰苦”的主张。对陶行知决心“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十分感动。从自己几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的实践中，认识到陶行知提倡的改造中国乡村教育的运动，也就是改造中国的运动。决心到陶行知创办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学习，探索从改造中国教育入手进而改造中国的道路。民国17 年秋，汪达之终于成为“晓庄”的第四期学生。从此，他成为陶行知教育理论最热忱的实践者和为中国革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民国19 年4 月，晓庄师范师生因开展反帝活动，遭到南京国民政府查封，革命青年惨遭屠杀，陶行知被通缉流亡日本。汪达之临危受命，到苏北淮安县河下镇，接任了原由陶行知兼校长的私立新安小学校长职务。

新安小学设在一座破旧的古庙里，创办于民国18 年6 月，是晓庄师范在苏北实践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学校，教师全无薪金报酬。晓庄师范被封后，新安小学就中断了经济来源，政治上承受空前的压力，原在新安小学工作的几名晓庄同学，被迫先后离去。唯有汪达之坚韧不拔，他依靠当地的贫苦群众，在陶行知和一些晓庄同学的支持下，终于战胜政治压迫、封建势力以及传统习俗的阻碍，坚持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陶行知对新安小学的艰苦奋斗精神极其崇敬，他为新安小学的同志写了著名的条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民国22 年10 月22 日，汪达之创造性地将新安小学7 名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由淮安经镇江到上海旅行了50 天。7 人中，年龄最大的17 岁，最小的12 岁。他们自己民主管理团体的一切，采取到各大学演说和上街卖报的方法，筹集费用，通过参观工厂、调查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租界、凭吊“一·二八”战场等，受到了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新安儿童旅行团的事迹，在当时的教育界、舆论界引起了轰动，成为建国前教育史上的空前创举。陶行知为此赋诗：“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孩子小，划分新时代。”

民国24 年10 月，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号召，在中共上海左翼教联支部的领导和陶行知的全力资助下，汪达之将新安小学14 名基本学生，组成了闻名海内外的新安旅行团到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直到民国30 年1 月，新安旅行团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冲破了国民政府的重重刁难、打击和迫害，自力更生，历尽艰辛，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坚持向城乡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作抗日宣传和民众组织工作。“皖南事变”后，“新旅”遵照中共南方局的规定，从广西桂林秘密地分批经香港、上海转到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自此，随新四军转战苏北、山东、冀南各地，既是一支工作队，又是一支文艺宣传队。民国38 年春，随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1952 年5 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新安旅行团和其他几个宣传团体合组为上海歌舞剧院。

新安旅行团在历时17 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个重大的革命历史阶段，足迹遍及祖国22 个省、市、自治区，行程2．5 万多公里，为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在实践中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丰硕成果，也是汪达之对党、对人民的巨大贡献。“新旅”的成就，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民国30 年12 月，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说：“汪达之同志是我们党外的优秀的布尔斯维克”。民国35 年5 月20日，毛泽东在致“新旅”的信中说：“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民国33 年，汪达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汪达之已经42 岁，才与从事教育工作的共产党员杨南琛结婚。

在解放战争中，汪达之历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华中、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1951 年，汪达之主持恢复南京晓庄师范并任校长。后调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广东省第三届政协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汪达之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原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1972 年患脑溢血，卧病8 年，1980 年3 月27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9 岁。

中共江苏省委、淮安县委和群众代表，为了继承和发扬汪达之为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特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淮安县河下镇莲花街原新安小学旧址。并在新安小学新校园内，建立了新安旅行团历史陈列馆。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1935年10月10日，汪达之毅然将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带领学生走上抗日救亡的民族战场。

为了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成长的能力，汪达之推却了团长职务，自认“顾问团员”。经其建议，推选徐志贯、嵇钰、朱金山3人为团务干事会成员，徐志贯为总干事，其余成员分别担任账务、管理行李、电影技术管理等工作。出发前，每位团员还领到了“任务卡”，有的负责营业，有的负责管理药品，有的负责交际兼编辑……这些孩子，最大的不到20岁，最小的12岁。

在汪达之带领下，新安旅行团走遍了全国22个省市区，行程5万余里。他们深入城市、农村，组织“小先生”普及教育团，把文化知识带进农家，放映抗日影片，激起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1941年初，新安旅行团根据党的指示，分期分批转移至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直属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领导，同年9月划归中共盐阜区党委直接领导。1942年，汪达之递交了入党申请。

其实，汪达之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是非常早的，他的晓庄同学中就有许多共产党员，其中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中，已经牺牲在雨花台下；也有不少人和他共事多年，往来十分密切。新安旅行团出发后，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许多都亲自关怀和具体指导过新安旅行团的工作。

当时，新安旅行团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活动，公开场合都以无党无派、民间的教育团体面貌出现。汪达之也一直用党外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盐阜区党委慎重考虑后认为，汪达之留在党外工作更有利、更方便。直到1943年，新安学校在涟东县长浦河村复校后，汪达之又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月经盐阜区党委批准，他才得偿所愿。

1945年5月17日，新安旅行团在盐阜区行政公署大礼堂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并成立盐阜地区少年儿童团总部。这时的新安旅行团已成长为一支很有影响的青少年工作劲旅，当年盐阜地区军民口口流传着一句口号：“七旅、八旅、新安旅”。

同年，汪达之和新安旅行团团员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淮安，参加了解放淮安、淮阴的战斗。汪达之带领新安旅行团团员投身到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

南京解放后，汪达之立即提出恢复晓庄师范学校的意见，希望培养具备各种教学能力的新型教师，以加强教育建设。市政府对汪达之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专程到晓庄师范原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1949年7月，汪达之来到晓庄师范主持复校工作并担任校长。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汪达之不畏艰难、迎难而上，首先组建了“南京市晓庄学校筹备处”，又广泛向社会各界求援，募集到桌椅、教学仪器、捐赠图书等物资。1951年2月，晓庄师范学校顺利进行了首届招生。

1961年底，海南广东民族学院急需一位干部，当时那里条件艰苦，气候炎热，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汪达之想到“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便主动请求前往。这时他已年近花甲，还像年轻时一样，信心满满地来到五指山。

上世纪60年代的海南，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海南广东民族学院地处五指山少数民族居住区，衣食住行都比较困难，用水要专人到远处去挑，从广州运来的物资不少散乱地堆在露天地里。部分教职员工来到海南后，不适应艰苦环境，情绪多有波动，有些人来后又借故走掉，加上新来教职工和本地员工语言不通，工作开展较为困难。

汪达之来到学院后，第一时间开展实地调研，从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学院十年发展规划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他到任后不久就提出，不学普通话不方便沟通和教学，当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难以提高，因此要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教学中的一项紧迫任务。为培养普通话的师资，汪达之倡议学院成立了“普通话研究班”，他亲自担任班主任，两年里培训出100多名老师、干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普通话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当地文化普及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0年3月27日，汪达之在北京逝世。他的遗物只有一块用了40多年的手表、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书籍、笔记。汪达之生前所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新的，所穿的中山装、大衣等衣物补丁缀补丁，使用了几十年的钢笔早已磨秃，笔帽上的挂钩也不知去向。他一生未留下任何积蓄，财产只是几本密密麻麻记满交纳党费的明细证明。遵照汪达之生前遗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淮安河下镇莲花街旁的萧湖之畔——新安小学原址。

汪达之的一生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和充满博爱的一生，他将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家国情怀，全部融进了他挚爱的教育事业。从新安小学起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着新安旅行团“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实现着汪达之等老一辈人民教育家的教育强国理想。（王辉 庄阳 王辉系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副馆长）

晓庄师范被封闭

陶行知遭通缉，十三位校友牺牲在雨花台下……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给汪达之的新安事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新小与晓师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新小是晓师的特约中心学校，教师是晓庄师范来的，校长原是陶行知兼任的，学校经费来源有一半靠晓师支持，晓师被封闭，新安小学也就艰难了。

当晓庄师范被封闭的消息在报纸上报道后，国民党淮安县党部，县政府立刻变脸了，教育局也改变了态度，冷眼相待了。社会上的谣言象瘟疫一样传开了。有的说：“新安小学和共产党是一家”，有的说：“新安师生穿单鞋，挑大粪……就是证明。”虽然国民党县政府没有抓住学校的任何把柄，但带来的政治压力是很大的。学生数突然减少了，胆子小的人家，不敢让孩子到学饺来了。

晓庄师范支持的每月50元经费断绝了，学校经济濒临危境。李友梅、蓝九盛等以及后来的几位老师，相继被迫离开学校。他和台和中老师一道，支撑着这艘在狂风恶浪中随时会被吞没的小船，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玉米面糊，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对新安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到1933年，学校只剩下汪达之一人，他单身支撑、苦斗，直到1935年带领新旅出发。

1933年秋天，他毅然将七名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到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兴起的大城市上海去修学旅行。旅行团的一切，完全由孩子们自理。他们用演讲，卖报纸等方法取得生活费用。在上海，他们参观工厂，访问“棚户区”，了解平民生活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他们在租界里生活了解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们和报童一同卖报，体验实际生活；他们参观“一·二八”战场遗迹，目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华的罪行，还到上海的沪江、光华、大夏等大学发表爱国演讲，这次旅行历时54天，胜利完成了学习任务。

上海、江苏教育界轰动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舆论界沸腾了，上海的中外文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他们的活动，其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以及南洋群岛，旧金山的华侨中。

这次旅行的成功，汪达之受到新的启发，国难日益深重，应该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团体，到全国各地去一边修学旅行，一边宣传抗日救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课堂里实践生活教育思想。汪达之的倡仪，得到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的大力支持和陶行知的全力赞助。于是他将新安小学的十四名基本学生组成了新安旅行团，决心到全国各地修学旅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自己任新旅顾问。1935年10月10日新旅从淮安西门外古运河码头，登上了南下的小轮船，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包恐怖下，他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关怀，突破国民党夏对派的重重刁难、打击和迫害，自力更生，历尽艰辛，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民众共赴国难。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桂林的政治形势恶化了，他们遵照中共南方局的决定，从广西桂林分批分期经香港、上海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盐城。开展抗日宣传，劳军支前，站岗放哨，组织儿童，出色完成了新四军军部和盐阜区党委交给他们的组织十万儿童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新旅随华东野战军转战苏、鲁、冀、豫，成了一支深受部队欢迎的文艺宣传队。沂蒙山麓，济南城下，淮海战场，长江岸边都留下他们战斗的足迹。1949年，他们在黄埔滩头，春申江畔，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全中国的解放。

光荣地完成历史使命后，1952年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新旅在上海和其它几个文艺团体合并，组织上海歌剧院。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1930年陶行知为新安小学教师写的条幅，是对汪达之等新小老一辈教师献身精神的崇高赞誉。汪达之是无愧于这种赞誉的。

汪达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和实验者，正如他自己所说：“33年以来，把握住一个冲心，按陶行知先生‘劳力上劳心’指导思想，搞新实验。”他在给同志的信中说：“我以生命渗和在内面”，“新安这部书是用我的生命来写的。新安小学整年整月在动荡中求生存”，但他总是沉着坚定，蔑视困难。他风趣地告诉同志：“我穷忙……穷趣依然”，“是在痛苦中游泳。”反映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汪达之为了事业，结婚是很晚的。在他20岁的时候，曾有过一段恋爱史。但女方看不起他的家庭，又觉得他当个穷教师，没出息。就这样，他们分手了，他忍着失恋的痛苦，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活教育运动中去。从此，他把自己更加和新安小学，和他奋斗的事业融和在一起，他表示，他在事业没有获得最后成功之前，决不结婚。他信守自己的诺言，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所从事的事业，1941年，新旅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在领导、同志们的不断劝说下，才接受各方意见，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和杨南琛结为终身伴侣，这时他已四十二岁。

忘我的典范

汪达之是忘我的典范，他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到新安小学工作，只有两套旧学生装，一双旧皮鞋，不外出不穿。在校每天和大家一样穿草鞋，吃玉米面、白菜。他外出办事，不能回校，只吃四分钱一碗的面条，舍不得多花集体一分钱。1980年，他逝世后，整理他的遗物，只有一块用了四十多年的手表，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些书籍、笔记。在很少的遗物中，却发现几张向越南驻华大使馆捐款的收条。他在五、六十年代，连续几年，每月都以“一个中国的国际主义者”署名，给那里寄去50元汇款，用以支援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他自己生活简朴，但对有困难的朋友、同志从来都是慷慨解囊，他每月的收入，总有一部分派作这个用场。1972年，他在重病之中说话很费力，而且说不清楚，但当他得知有一位同志来信说到自己的困难处境时，他流泪了。费了很大的劲讲了一句话；“给他寄钱，”他处处关心别人，从不为自己着想。

他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无理要求新旅全体成员参加国民党，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同志的领导下，粉碎了反对派的阴谋，但为了掩护新旅的工作，李克农决定派汪达之以顾问身份参加国民党，汪达之无条件地执行了这一指示。为了这件事，他在“文革”中吃尽苦头，肋骨被打断，人差一点被打死。1941年，新旅到达盐阜抗日根据地后，汪达之正式提出入党要求，当时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同志对他说：“区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希望你暂时不要入党，不是你条件不够，你早是我们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而是考虑到将来和国民党继续作斗争，你不入党，可能对工作更有利些。”汪达之愉快地接受了刘彬同志的意见。直到1944年再次申请，才被批准入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汪达之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早在1972年医院就发出“脑出血，病危”的通知，经抢救虽然脱险，但从此卧病在床长达八年之久。1980年3月27日终于与世长辞。根据汪达之同志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安葬在淮安城北莲花街，新安小学原址。

汪先生是过世了，但，他的爱国热忱、教育思想、革命精神却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