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2 21:34
唐代宫廷舞变种之说：汾阳民俗研究会会长、作家刘瑞祥认为，汾阳地秧歌由唐代在汾阳民间流传的宫廷舞演变而来。汾阳城以西栗家庄、堡城寺曾是汾阳王郭子仪的饷田。堡城寺村历史上也叫郭太尉庄。郭氏家族中饷田的经管人，由长安来到汾阳后，将宫廷中流行的打击乐舞传到了栗家庄，并由此发展为汾阳地秧歌。汉以来，民间流传一种踏地为节，边歌边舞的“踏歌”。“踏歌”在唐代分为两支，一支在民间流行，另一支被加工成宫廷舞蹈。周穆门《武林踏灯词》曰：“且看灯前村妇艳，插秧先试踏歌声”。“踏歌”可能是秧歌的前身。栗家庄民间也有，“磕花棒的全凭腿脚哩，打鼓的全凭胳膊哩，筛锣的全凭‘圪尺’哩”的行话，这说明秧歌在这一代非常盛行。
歌颂梁山好汉之说：传说北宋末年，河北猎户田虎占据汾州、平阳、潞安等五州五十六县，并在汾州称晋王，与北宋对峙。梁山好汉曾来此平乱，汾阳人民仰慕梁山好汉的侠义，于是形成以歌颂梁山好汉为内容的民间舞蹈。汾阳地秧歌中磕棒小生是武松的化身，腰鼓花脸是时迁的扮相，小锣女子是孙二娘的装束。田虎在汾阳起造宫殿的事情，汾阳历代文献中尚未找到佐证，只在《水浒传》中有提及，但秧歌的表演形式已经和现代大抵相同。潮州莺歌也有饰梁山好汉的情节，而且其表演形式与汾阳地秧歌并无太大分别，此外，在山西平定武迓鼓的表演中也有梁山英雄的情节。因此，汾阳民间传说地秧歌中融入梁山故事并非空谈。康保成在《傩戏艺术源流》一书中，明确地谈到，“山西汾孝地秧歌也属于同类”，将平定迓鼓、潮州莺歌与汾阳地秧歌归为一类，既有文场也有武场。
祭神禳瘟之说：这一说法源自汾阳地秧歌演员的脸谱常常绘有蝎子、蜘蛛、蜈蚣、蛇、蟾蜍“五毒”的图案。汾阳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易遭虫灾祸害。每年人们都要举行专门的活动，祈神求雨，禳除虫灾。在这些酬神赛享的活动中，人们将灭杀的蝗虫等尸体送入田间埋，并以舞蹈的形式，以示神圣，表达希冀。明代嘉靖年间，邑人孔天胤在《谢郡侯张公祷雨辄应》中写道，“笙鼓水龙喧社处，儿童竹马跃城阴。”正是这一活动的真实写照。
插秧说：“秧歌是中国农民在从事集体的农作劳动中，为了统一动作、减轻疲劳、增加速率，而集体创作出来的”。这一结论从起源学上对秧歌进行解释，即秧歌是插秧之歌。清代汾阳提督学政李观光有这样的诗句，“载酒莺啼闻晛睆，插秧人满滴空濛”。这说明，历史上汾阳民众种植水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秧歌是很有可能的。
形成期：据已故秧歌艺人朱学宽和马振胜讲，汾阳地秧歌形成的时间应在清代之前。《山西戏剧概览》中明确指出，“祁太秧歌的形成，应不晚于明代末期，它是受汾孝秧歌的影响而产生的，当时属于踩街秧歌，不在舞台上演唱，唱词大都是第三人称的。”据此，在明代晚期，汾阳地秧歌已经形成了，而且不再是以舞为主的形式，已开始在平地演唱。
活跃期：20世纪20—3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汾阳地秧歌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当时活跃在汾阳、孝义一带的秧歌班不下20个，其传承以自愿为特征，为社会松散型组织，并非家族性传承。当时收徒授艺、学唱秧歌非常盛行，以胡银兆（艺名一根胡）最有影响，跟他学唱艺的徒弟很多。汾阳三泉镇任家堡的朱氏兄弟（艺名五宝、六宝）组织了秧歌班招徒授艺。抗战时期，汾阳磕板秧歌的演出一度停止，一些秧歌唱手即兴编词，宣传抗日，多用旧调编新词，如《八路军威名震天响》《抗日领袖人人都爱他》等。
繁荣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汾阳地秧歌成为人们庆贺丰收、欢度佳节的文艺形式。20世纪50年代，汾阳县文化馆多次召集汾阳磕板秧歌演唱骨干进行培训，并对武场地秧歌的音乐和服装进行改革，组建“汾孝秧歌”队，1961年汾阳罗城大队地秧歌队参加了山西省民间文艺调演，武场地秧歌首次被搬上了舞台，为了适合舞台调度，对原来“掏场子”套路作了较大的改动，使地秧歌的面貌焕然一新。文革期间汾阳地秧歌曾一度衰竭。文革结束后，再次复兴。这一时期全市近200多个村庄有地秧歌队，也曾有过一个村就有十几支秧歌队的红火景象。
衰落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汾阳地秧歌的演出活动越来越困难，许多秧歌班纷纷解散，只有少量村落中的秧歌班进行磕板秧歌的演出。直至2005年后，汾阳文化局开始了对汾阳地秧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汾阳地秧歌分为文场和武场。文场，就是不配丝弦的干板腔秧歌。原是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唱的一种民间小调，后随着武场秧歌的兴起，发展为文场地秧歌。唱秧歌的演员，在武场停止表演打奏后演唱，由十二个武场角色和器乐伴奏者轻敲乐器边，掌握节奏，唱完后武场乐器乐即奏，双方配合默契，唱角一般不化妆，全凭唱取胜。唱角一般箍上白羊肚手巾，别一枝纸花，耳朵上吊上两个染红的棉花球，当作耳环，头上插一朵花，扮武生的则反穿老羊皮袄当戏服。文场秧歌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过街唱的四六句子，也俗称过“街板”，由一个人演唱，还有是两人唱或多人对唱，内容未定。其中，一部分是采用传统的秧歌小段，一部分是由艺人们自己编创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小剧目。
武场，是十二个角色边敲打锣鼓边按套路进行，可在固定场地表演，也可以边走边表演。表演中，除了各自的独特演技外，地秧歌的队形变幻也融进了兵家陈势的演变，有二龙出水、梳辫子、四对面、蛇褪皮、蒜辫子、单勾心、十字花、三十六连勾、剪子股等多种。时间可长可短，有的不重复套路队行可表演长达三，四个小时。
汾阳地秧歌的动作很有特点，它的各种势法与流传在当地的武术动作的架势有密切的关系。除打小锣的女角外，凡是参加“地秧歌”者，差不多都会两下拳脚。“汾阳地秧歌”的舞蹈动作丰富多彩。磕花棒的动作刚劲舒展，基本动作有“狮子大开口”“叫棒”“虎势”“丁字七星步”“金鸡独立”“杆子势”“旋风脚”“跳马势”“饿虎扑羊”“踢腿打虎势”等。打小锣的女角婀娜多资，基本动作有“怀中抱月”“天女散花”“坐盘”“挑辫链”“筛锣”等。打鼓子的动作滑稽矫捷，基本动作有“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串花”“虎势”“马势”“硬翻身”“朝天一柱香”“猴格佬马蜂”“黑虎拖鞭”“兔刨土土”“野鸡串”等。表演队伍的底功越好，场子掏的就越精彩。
不管走到谁家门口，都要停下来唱几句“四六句子”，这叫做“打过街板”。由于唱的都是些恭贺喜庆、滑稽诙谐的词句，因此，家家户户为图吉利，都要厚备烟茶糖洒来酬谢。人们习惯地称此为“排街”。当时把这些唱曲儿的歌手称之为“蠢厮儿”“蠢女子”。汾阳地秧歌曲调淳朴、健康、音调别致，特色鲜明。曲调各有特点，韵味各有不同，有的以曲调优美、秀丽，节奏舒展、抒情性强见长，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鲜明的地方特色。有的则以节奏紧凑、音调简洁，似说似唱，善于叙事著称。有的又因曲调较快、活泼，风格清新、开朗，适于载歌舞的表演。
地秧歌作为道具的乐器有花棒、小锣、腰鼓。外围烘托气氛的乐器主要有大锣、大鼓、饶钹和亮锣。花棒由两根长30厘米，直径为3厘米的枣木木棒削制而成。小锣形似晋剧小锣，直径20厘米，发音尖怪。腰鼓又称“花鼓”，长33厘米，口径为15厘米。外面的大锣口面直径为40厘米，锣边宽3厘米，发音低沉，音色洪厚。大鼓种类不一，大小不等，全由秧歌队的建制而定，参与的人多就用较大的鼓，参与的人少就用较小的鼓。饶钹的大小规格不定，只要求两付饶钹音色不同即可，为的是在演奏中形成对比。亮锣的口径约25厘米，发音要“苏”，它在其中起间奏的作用，听起来欢快活泼。
传承价值
汾阳地秧歌不仅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浓郁的生活气息，炽热的思想感情，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还保留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古老的民间艺术特色，为汾阳民间传统文化底蕴增添光彩，对于研究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探索当地人民娱神崇祀等民俗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
传承状况
汾阳地秧歌传人匮乏，技艺日渐简单化，演出队伍萎缩，人员老化现象严重，亟待抢救。
保护措施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汾阳市人民文化馆获得“秧歌（汾阳地秧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2023年10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汾阳市人民文化馆获得“秧歌（汾阳地秧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重要活动
2014年，汾阳市文广新局主办的活力汾阳·百姓大舞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活动在汾阳市城市广场举办，汾阳地秧歌进行了表演。
2017年9月28日，2017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在山西省汾阳市开幕，汾阳地秧歌在开幕式上进行表演。
2019年9月13日，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晋陕甘宁秧歌舞创新人才培养》在山西大剧院小剧场举行汇报演出，演出节目包含汾阳地秧歌为元素的《对·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