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985年11月，任部长会议主席。

1981年10月起，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同年12月至1983年7月，任波兰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波兰全国实行“战时状态”）。

1983年11月起，任波兰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兼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

1985年11月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1988年为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990年被解除总统职务。

雅鲁泽尔斯基，1923年7月6日生于扎莱姆布夫村（华沙东南约140公里）的传统的知识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庄园的农业工程师。他的中学年代是在华沙度过的。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苏军进入波兰东部地区。雅鲁泽尔斯基一家同许许多多处于苏军进占区的波兰人一样，被送往西伯利亚，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体力劳动。

1943年5月，当波兰爱国者协会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他应召入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进入梁赞军官学校，是该校首届毕业生。之后编入顿布洛夫斯基步兵第二师，历任排长、骑兵侦察队队长。1944年夏，他随军进入波兰，参加解放华沙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奥得河和易北河战役、攻克柏林战役。在战斗中屡立战功，两度荣获“勇士十字”勋章，三次荣获“战地功臣”银质勋章。人民波兰初期，他也参加过剿匪斗争。

当二战的硝烟散去之后，雅鲁泽尔斯基在年青的军官群体中崭露头角，1947年后，他先后进入高等步兵学校和总参学院深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上级的青睐。他还曾前往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进修。他开始在波军军事院校任教，讲授参谋和战术课程，不久后出任波军战训总部副主任。

1956年7月晋升为少将，成为波军最年轻的将军之一。

1957年任第十二机械化师师长。

1960年后，他在波军中的职务扶摇直上，在党内的地位也随之增强。始则出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继而出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年），总参谋长（1965年），国防部部长（1968年），并在1968年春秋连升两级，由少将而晋升为中将，为上将。他成为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国务委员会主席斯彼哈尔斯基（原国防部长、波军中唯一的一位元帅）颇为器重的人。1964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波兰沿海地区动荡不安，终因群众抗议提高物价，爆发了一场流血事件。对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哥穆尔卡断定是敌对分子在“挑衅”，决定使用武力镇压。据《1970年12月14日以来党领导层关于沿海地区事件会议记录》的记载，雅鲁泽尔斯基出席了由哥穆尔卡主持的决策会议，但他的实际态度究竟如何，说法不一。当时的小道消息说，雅鲁泽尔斯基在平息事件时由于态度暧昧而“被软禁起来”。后来“团结工会”却指控他向军队“下达开枪的命令”。

十二月流血事件激化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的内部矛盾，坚持使用武力的哥穆尔卡被迫离开政治舞台，中央政治局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新任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摈弃哥穆尔卡的做法，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与工人群众的矛盾。此时，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继续上升，开始进入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盖莱克提升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政治局委员（1975年）。同时，在1973年雅鲁泽尔斯基又晋升为波军中唯一的一位大将。他在波兰军队中的权势和地位在盖莱克执政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

70年代后半期，盖莱克推行的“建设第二个波兰”的内外政策受挫，有限度的向西方开放、增加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波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地位的愿望落空，社会上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保卫工人委员会，党内也逐渐出现反对盖莱克的呼声和派别。

1980年夏，团结工会在群众大罢工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党内派系斗争随之加剧，盖莱克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在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卡尼亚取代盖莱克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此后不久，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2月11日又兼任总理，肩负起领导政府的重任，形成了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联手执政的局面。但为时不久，卡尼亚迫于内外压力，1981年10月18日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职务让位给雅鲁泽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开始集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团结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向波兰统一工人党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不断地动摇波兰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用政治手段还是用武力来解决团结工会制造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始终是波兰领导层反复斟酌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波苏矛盾的症结。1981年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的主张占了上风，确定了“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对此，党内强硬派不满，苏联更为怀疑，并向波兰施加强大的压力，一再要求波兰实行军管。

苏联领导人直接插手波兰党内派系斗争，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前夕，1981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点名批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敌人面前缺乏原则性，指责他们口头说斗争，实际无行动。这封信是苏共对卡尼亚投下的一张不信任票。在它的鼓舞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内亲苏的强硬派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起对卡尼亚的攻击。1981年7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莅临华沙，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会谈，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保持马列主义领导核心”，要求“必须把格拉布斯基（强硬派代表人物）保留在领导层内”。针对葛罗米柯的谈话，卡尼亚诉说了“格拉布斯基电话事件”：在十一中全会休息期间，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开会，格拉布斯基离开会议室去打电话，返回后声言：“是啊，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卡尼亚），你已失去了盟国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就不可能在波兰进行统治！”葛罗米柯表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反问一句，“真是这样说了吗？”雅鲁泽尔斯基回答说，“整个政治局都听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强硬派有恃无恐的气焰由此可见一斑。只是在雅鲁泽尔斯基和军队的坚决支持下，卡尼亚才勉强在“九大”继续当选为第一书记。

在苏波两党内部会谈时，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后，1981年8月，卡尼亚第一书记和雅鲁泽尔斯基总理应邀前往避暑胜地克里米亚举行苏波两党会谈。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直言不讳地把波兰统一工人党分成左、中、右三派，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是右派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给亲苏的强硬派戴上“左派”、“好同志”和“诚实的共产党人”的桂冠，要求中派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保护”左派，疏远右派，修改“九大”路线。勃列日涅夫的逻辑是：“和解吗？好啊，可是同什么人和解？同敌人能和解吗？”“让步已经够了”， “革命必须善于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参加这样的会谈，雅鲁泽尔斯基是硬着头皮去的，其自我感觉并不良好，他曾对朋友说：“去听训斥”。

1981年9月18日，在团结工会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公开干预波兰事务。声明断言，在波兰不断加剧的“反苏主义已达到危险的边缘”，波兰领导“在国内外反革命的压力下步步退让”，因此，苏方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必须“立即采取坚决和果断的措施，制止恶毒的反苏宣传和敌视苏联的行径”。

实际上，波兰党政领导早已处在苏联的严密监控之下。苏联党政军要人不断访波，反客为主，君临波兰党政领导之上。苏联驻波大使阿里斯托夫几乎天天都会见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成为“典型的总督”。他力图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塑造卡尼亚。同时，他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支持所谓的“左派”，是“左派”策划政变的幕后组织者。对阿里斯托夫的频繁约见，雅鲁泽尔斯基实在难于忍受，他叫苦连天地对拉科夫斯基说：“我已经受不了啦。”苏联元帅、华沙条约总司令库利科夫每隔一段时间就率领众多参谋莅临华沙，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在库利科夫面前，雅鲁泽尔斯基的处境相当尴尬。就国家关系而言，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最高领导，库利科夫是访波的客人，有主客之别；就华约而言，库利科夫是华约联军的总司令，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客人是主人的顶头上司。

1981年库利科夫会见雅鲁泽尔斯基竟多达22次。雅鲁泽尔斯基不无感慨地回忆说，“那一年，我同库利科夫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我同妻子和女儿家庭团聚的时间”。有关库利科夫在波兰的言行，雅鲁泽尔斯基曾多次向拉科夫斯基通报。5月，“库利科夫的不满升级了”，语气强硬地说，“妥协，如果有效果，还好；如果没效果，就是灾难。如果苏军受到威胁，我们的回答是：手不会发抖”，“我们不会让波兰受苦受难”。6月，库利科夫坐镇波兰二十余天，雅鲁泽尔斯基认为“俄国人已经进入入侵的准备阶段，现在正在寻找借口”。8月，库利科夫通报说，苏军准备在波兰东部边界和波罗的海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12月初，也就是波兰宣布实行军管的前一周，库利科夫再来波兰，带来了整个参谋部，“呆下来不走了”。

整个1981年，苏联向波兰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是全面的、多渠道的、持续不断的、逐步升级的。在波兰当局、团结工会、苏联三者之间，团结工会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可波兰当局则不然，它既怕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夺权攻势，又怕苏联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雅鲁泽尔斯基左右逢源，左右为难。他一方面要坚持举着同团结工会实行“和解”的旗帜，一方面又要兑现向苏联许下的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诺言。到底是实行和解，还是“动外科手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的恐惧更甚于对团结工会的恐惧。雅鲁泽尔斯基说过两句足以表明其心态的大实话：第一句，“我的历史使命是防止苏联的干涉”。第二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押往莫斯科”。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在权力巅峰上做出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抉择，也是他思想和行动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自己说，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走了“最后的一条道路”。

雅鲁泽尔斯基为人稳健，他走到这一步绝非心血来潮的鲁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准备的。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理伊始，就把对内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外坚持与苏联同盟视为己任。他一方面支持和协助卡尼亚贯彻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制定的“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一方面对团结工会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姿态，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一再表明其耐心和诚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1981年9月，团结工会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世界观和社会、政治多元化的“自治共和国”的纲领性的口号，使团结工会同当局的矛盾演变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苏联的不安和不满，苏联借口团结工会反苏，公然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施加压力。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讲话中表态，左右周旋。他提出七个问题，期待团结工会领导的答复，并作为同团结工会谅解的基础。这七个问题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团结工会：摆脱极端行为和倾向，放弃无政府化的破坏法制秩序的口号和行动；停止并在实践中放弃接管政权的打算，承认并尊重政府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力；愿意实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新、民主和协商的思想；承认与苏联的同盟，断绝与****颠覆中心的暧昧联系。他指出波兰出现了“新的尖锐的政治形势”，团结工会中的极端派“想把这个工会引入歧途，把它当做通向政权之路的云梯”。他强烈要求团结工会悬崖勒马，放弃其“一大”制定的路线。他再次警告说，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政府已“做好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备”。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话，我行我素的团结工会不予置理。

1981年10月18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届四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出任第一书记，开始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此时的波兰国家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雅鲁泽尔斯基分析国内形势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路线的贯彻“遇到了越来越困难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们正在进行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并把它带到各个领域，制造一系列的危险”。波兰党和政府“从来不寻求对抗，更准确地说，一向都在避免对抗。今天也不致力于对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退却的可能性已经用尽”。即使这样，雅鲁泽尔斯基仍然倡议成立国民和解委员会，为避免采取非常手段而再次作出努力。11月4日，雅鲁泽尔斯基同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首席大主教格伦姆普举行三方会见，商讨成立国民和解委员会的可能性，以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雅鲁泽尔斯基的努力再一次碰壁了。雅鲁泽尔斯基不无痛苦地说：他“伸出和解的手”，对方的回应是“紧握的拳头”。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自任军事救国委员会主席，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实施军管。

在广播电视讲话中，雅鲁泽尔斯基充分阐明了军管的背景、目的、方法、性质和前途。他强调，“我们的祖国已处于深渊的边缘”，“必须依靠自已的力量摆脱危机，用自已的双手消除威胁”。“在冒险分子把祖国推向兄弟残杀的深渊之前，必须捆住他们的手脚”。他声称，救国军事委员会“不想搞军事政变，不想搞军事独裁”，“不取代政权的宪法结构”。“让军队出面援助，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应急的。军队不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机制”。他总结波兰的历史经验，试图唤起波兰人的责任感。他说，“在这个饱经灾难和忧患的国家中，不能再让波兰人流一滴血了。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制止内战的魔影。在需要架桥的地方，不要设置街垒。波兰的历史也有其阴暗的一面——自由否决权、自私自利和无休止的争斗，其结果导致了衰败和灾难。应该打破这一悲剧性的循环。我们经受不起历史的重演”。

雅鲁泽尔斯基认为他已肩负起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但反对者们则把“战时状态”说成是“执政者对人民的宣战”。

当雅鲁泽尔斯基下定决心实施军管的时候，他也为波兰形势的发展绘制了一个蓝图。他设想通过军管，在两三年内取得牢固的立足点，然后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波兰建设成为安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有条不紊的、保证不再发生危机的国家。他希望通过“战时状态”针对两种人，筑起两道堤坝。第一是要清除无政府主义，针对那些“想以民族和国家为代价，倒拨历史时针和推翻社会主义的人”，筑起反对社会主义敌人的堤坝；第二是要清除官僚主义，针对那些“利用工人对事业的忠诚，变得狂妄自大的掌权者”，筑起反对那些玷污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的堤坝。雅鲁泽尔斯基要严厉地教训这两种人，并设想在大乱之后取得大治。

雅鲁泽尔斯基的主观愿望自然是美好的，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用俗话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来形容实施“战时状态”后的波兰局势，恐怕是再贴切不过了。在朝野两大势力的斗争中，“战时状态”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策略目标，中断了团结工会夺权的攻势，防止了流血冲突和外来的“兄弟援助”，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使当局由退守转入进攻，控制了局势，掌握了主动权，但“战时状态”却未能从根本上根除团结工会藉以产生的土壤和彻底肃清团结工会的思想和影响。雅鲁泽尔斯基摆脱了旧的困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国内的威胁表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这就是社会的四分五裂、民心的不顺和党心的涣散均在加深。群情冷漠，“万马齐喑”。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入地下。当局在国内的处境孤立。更有甚者，是国际环境的恶化，是西方的制裁。波兰的国际处境也陷入空前的孤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制裁为手段，向波兰提出难于接受的政治要价，要求波兰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西方的制裁，为团结工会撑起一把保护伞，并使本已陷入危机的波兰经济雪上加霜。

从实施“战时状态”的第一天开始，人们就提出什么时候取消“战时状态”的问题。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但愿尽快取消”，但何时能取消，这取决于现实条件，“即能否保证持久、安全、正常生活的进程和经济的正常运转”。雅鲁泽尔斯基的真实想法是“战时状态”不应维持太久。实际上从1981年12月13日至1983年7月21日，“战时状态”持续了19个月，共585个日日夜夜。在这并不短暂的时间里，雅鲁泽尔斯基不能不绞尽脑汁为取消“战时状态”创造条件。

但“骑虎容易下虎难”。未来的工会怎么办？有近千万的工人群众加入团结工会造反，是保留还是取缔团结工会？是保留还是解散业已陷入困境和濒临瓦解的亲当局的传统工会？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令雅鲁泽尔斯基伤透了脑筋，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直至1982年10月，议会才通过了以“零点选择”为出发点的《工会法》，取缔了团结工会，解散了所有的工会，规定了组织新工会的条件。根据《工会法》，直至1984年才成立了支持当局的波兰工会全国协议会（简称全波工协）。对上千万的团结工会会员，雅鲁泽尔斯基主张，实行区分政策，孤立和惩处其中的极端分子，对“不是存心干坏事而上当受骗的”群众既往不咎，坚决摒弃报复和清算。雅鲁泽尔斯基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不问你来自何方，只问你走向哪里。

党怎么办？有人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或者像工会那样中止活动，或者解散并重建新党。雅鲁泽尔斯基不同意这两种意见，他认为党应沿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名称，应以新的面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党要同前任领导集团的错误和罪过划清界限，要严厉谴责和摒弃“对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原则的背离”，不能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 “恶劣的执政方法”。他坚持党的领导作用，竭力避免给人以军管代替党的领导、枪指挥党的印象。他提出的口号是：党还是原来的那个党，又不是原来那样的党。

“九大”路线怎么办？还要不要 “谅解”，“革新”和经济改革？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明确的，坚定的。他要利用“战时状态”，为实行“九大”路线和推进改革创造出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为了赢得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支持，他采取了各种措施，创立各种机制。针对党政高官和政府部门的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他倡议成立国务法庭和宪法法庭；为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尊重民意，他倡议在党政最高领导部门成立各种咨询委员会；为了动员和团结社会大多数，分化、瓦解和消除团结工会的影响，他倡议掀起民族复兴爱国运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

1983年7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发表讲话，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宣布他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准备辞去总理的职务。他认为“战时状态”已完成使命：“为复兴创造了条件”。但雅鲁泽尔斯基十分清楚，波兰仍然面临一个“复杂的时期”，前面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和安全的”，“不会从明天起就带来奇迹”。经济危机依旧，“‘战时状态’未能导致完全克服经济中的危机现象。当时的基本目标首先是制止危险趋势，然后才能扭转局势”。

实施“战时状态”以来，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赢得了7年的相对的社会稳定。他千方百计做到了想办而又能办的事。拥护当局的全波工协在1984年成立了，九届议会大选在1985年顺利过关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86年成功召开了，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也发展扩大了。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影响削弱了。雅鲁泽尔斯基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到了顶点。但雅鲁泽尔斯基始料所不及的是，1988年波兰统一工人党推行的笫二阶段经济改革一出台就遭到反对，在全民公决中未获通过。团结工会乘机东山再起，掀起春秋两次工潮。波兰社会的一池静水，重起波澜。波兰朝野两大势力的攻守态势重新易位，波兰统一工人党被迫采取退守的姿态，团结工会乘势进攻，频频得手。

恰恰是在此期间，国际大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台，对波兰等东欧国家实行“松绑”。雅鲁泽尔斯基从戈尔巴乔夫那里找到了前进的动力，他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兰统一工人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影响上升。与此同时，波兰同西方国家关系逐步走向缓和，但西方国家利用波兰困难，公然支持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恢复团结工会。得到西方支持的团结工会更因苏联对东欧“松绑”而有恃无恐。

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和新的动荡兴起，雅鲁泽尔斯基排除了再次实行军管的可能性，并进一步采纳了党内自由派的主张，划定了活动界限和范围，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一要大胆求新，二要决不复旧。雅鲁泽尔斯基决心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打破陈规旧律，打破限制和障碍”。他在批判团结工会提出的“政治和社会多元化”的口号时，却于1986年12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概念，并进而在1987年7月，著文阐述“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实质是，在保持和巩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从根本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把“政治多元化”一词第一次写入党的正式文件。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认为，政治多元化就是：尊重各种观点和世界观产生的动机，承认它是各种不同利益的反映，为了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要把它置于对话的范畴，使它变成发展和谅解的动力。“政治多元化”的提出，无疑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先声。

又半年，1988年6月，雅鲁泽尔斯基代表政治局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他强调“同尚未参加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但准备参加改革和谅解事业的集团协同行动”，以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地”。大家明白，这里所说的 “集团”是团结工会的代名词。雅鲁泽尔斯基的结论是：解决波兰最棘手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相互争斗的兄弟，理应并肩站在一起”，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只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波兰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雅鲁泽尔斯基的这段话，标志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开始。

雅鲁泽尔斯基竭力打破常规，推动“和解”，终于在1989年2月走到了“圆桌会议”这一站。他认为，他放弃的只是“过时的陈规旧律”，他争取到的则是“民族和解的大好的机会”。他取得了苏联的理解和支持，接受了波兰教会的斡旋和称赞，也迎合了西方国家的要求。在他看来，这种机会是来之不易的。但他在理论上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在实践过程中却变成为另一个样子。

1989年2月，“圆桌会议”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决策层大胆追求的“历史性的大妥协”走向高潮。随后而来的则是，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取得合法地位；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大选中败北；政权落入团结工会手中；雅鲁泽尔斯基虽然勉强出任总统，但大权旁落，成为强弩之末。雅鲁泽尔斯基主张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竟然突破了他划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一切的一切均事与愿违，他看到了他不想看到和不愿看到的后果：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历史走向终结，人民波兰的历史走向终结。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清楚地知道，舆论更多地把我同‘战时状态’联系在一起，而很少把我同改革路线、同十中全会如此重要的决策联系在一起”。他的主要助手、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党的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叹息地说，“改革者自觉地为新秩序开辟道路，却很快地成了多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