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军本有战力，在护国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锷曾评价：“黔军此次兵出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寒，功在国家，名垂不朽。”大革命时期，黔军能北占川南、东占湘西，北伐时各参战部队均在主战场担当主力就是明证。

国民革命军第140师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支著名虎贲之师，该师为黔军序列。第140师原为侯之担第25军教导师，因其防地横跨黔、川两省，故另有一个番号——川南边防军。因其防地横跨川黔两省，所以就有两个番号，属贵州地方部队，都是原前北伐第九路军总指挥兼第25军军长、贵州省主席周西成所创建的桐梓系统部队。这个师的师长由25军副军长侯之担兼任，但实际由副师长侯汉佑代行师长。

关于西南在战略后方的地位，蒋介石认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他进而明确指出：“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从此日寇非但三年亡不了中国，纵使三十年也不能亡我中国。”蒋介石从持久的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贵州是西南门户，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经略西南必先要解决贵州。因而，国民政府借“围剿”红军之名，开始经略贵州。

1935年4月，教导师“围剿”红军失利，师长侯之担被诱往重庆遭扣押。该师不久也被调往赤水整训。此时刘湘借口该师番号为“川南边防军”，属于川军序列，企图收编该师。由于蒋介石正设法削落刘湘的实力，便将这个师交给薛岳负责改编。 对于薛岳来说，哪有到手的肥肉放走的道理，便将自己的亲信、原任59师副师长的沈久成调任教导师师长。 沈久成到任后这个师就改番号为新编第25师，同时由原来的三旅八团制师缩编为两旅四团制。该师师部除副师长、师附外皆为沈久成所带人员，全师兵员约6000余人。这个师从改番号为新编25师后就已经不是一个纯贵州人组成的部队了，整个师里除沈久成带来的广东人外，还有云南、四川等地的官兵。之后陈诚、何应钦为争夺这个师，更是将这个师的人员编成“混杂”化了。 该师是时序列为：

师长沈久成、副师长侯汉佑、师附吴传心、参谋长唐宇纵； 第1旅，旅长侯之玺、副旅长易少全； 第1团，团长刘安祯； 第2团，团长王承绪； 第2旅，旅长林秀生、副旅长刘翰吾； 第3团，团长罗振武； 第4团，团长任 骧。

改编140师

1936年1月底，该师开赴广元后，军委会发布了“新编第25师改番号为第140师，所有人员照任原职”的命令。但是宣布未及一个月，就将这个师缩编为三团制师了。此番缩编变动，使得原本在部队里掌握实权的老教导师军官编余的编余、外调的外调，只剩下降任720团团长的林秀生一人仍掌握着部队。在不久之后，副师长侯汉佑更是主动引退，以参谋长唐宇纵兼任副师长。 第1旅旅长侯之玺被调“升”师附后心怀不满，曾煽动旧部叛变和唆使编余军官萧荣光暗杀师长沈久成。行动失败后侯之玺仓促潜逃。另有参谋长唐宇纵兼任副师长后在交出719团代理团长职务与他人后也颇为不满，在侯之玺煽动旧部叛乱后纠集719团全体连长向军委会、军政部、重庆行辕等处联名控诉师长沈久成“克扣军饷、虐待部属”。 经军委会调查后认为师长沈久成对部队裁编确有过激之处，但主要是副师长兼参谋长唐宇纵等人“蓄意夺权、煽众作乱”，再加上派遣沈久成任师长的薛岳有意为沈撑腰。结果，唐宇纵被撤职，以接任719团团长的左藩升充副师长，仍代理原团长职，不久军委会调广东人方日英接任719团团长。 是时该师序列为：

师长沈久成、副师长左藩、师附刘翰吾、参谋长朱岳（代理）； 第718团，团长李靖化，中校团副汤国成（遵义人，贵州崇武学校毕业），少校团副肖泽州（贵阳人），； 第719团，团长方日英； 第720团，团长林秀生。

离开140师

1936年初，140师暂归25军节制。同年秋，沈久成率该师进驻陕西略阳策应第3军“围剿”红军。不久又调赴天水，进驻秦安、通渭、马营、华家岭一带，接替关麟征25师防务，此时该师隶属第3军建制。 同年10月，师长沈久成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何应钦佩乘机将其内弟王文彦接掌140师。

王文彦，贵州兴义人，号人俊，王文华之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通过何应钦的关系任职于军政部。此番调王去接任140师师长，使何应钦想掌握老黔系部队的野心表露无疑。王文彦调任师长的同时将师部人员全部换成自己所带的亲信，此时的原140师高级军官只剩720团的团长林秀生一人了。由于沈久成尚未将140师中央化，使得该师补给诸多不便。王文彦接任后通过与何应钦的姻亲关系，反而让全师的装备补给大为改观。加之王是贵州人，所以在140师办事一帆风顺，未遭受所部官兵为难。沈久成在师长任内虽然能带头勤俭，但是未能改善部队当前所遭受的困境，加之大革命时期，沈久成曾与贺龙接触颇多，也是沈及早离开140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