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26 17:17
沈图（1918年-1993年1月17日），原名申屠筠，字逸松，桐庐县原环溪乡（今江南镇）西坞村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民航事业创建人。曾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
1937年11月，沈图投笔从戎，奔往延安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历任抗大主任教员，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野战军二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二十兵团政治部部长等职。在抗大时他一边与日本鬼子打仗，一边坚持教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到任邱、河间、饶阳、沧县一带组织新兵团，任新兵团指挥。
1947年进军内蒙古，他参加了解放包头的战斗，包头解放后主持军管委工作。1947年冬，又带兵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斗。北平解放后，带兵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斗。后又带部队负责京、津、张家口、山海关一带的警备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沈图奉命投身于中国民航事业建设。历任中苏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后又被选为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198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沈图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
1950年，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达成协议：成立中苏航空公司。按照协议规定，由中苏双方派员轮流任公司总经理。中苏航空公司首任总经理是苏联人，沈图为公司副总经理。从“小米加步枪”道路走过来的沈图，从此与飞机打交道了。周总理找他谈话，笑着问：“沈图，你见过飞机吗？”沈图答：“没见过，也可以说见过。
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我见过的飞机是向我们狂轰滥炸的，那时我们怕见飞机。”总理听了哈哈大笑：“是啊，那时我们怕飞机，现在我们应该爱飞机了。”总理又说：“航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项新兴的有广阔前途的事业。沈图，你首先要爱这个事业，变外行为内行，关键问题是要善于学习。”听了总理的话，沈图深感责任重大。为不辜负总理嘱托，他首先在公司各级干部和职工中掀起了学习航空业务的热潮。他认真听课，和大家一起参加考试，并经常到驾驶舱里看飞行员操作，还亲自驾机从伊宁飞到乌鲁木齐。总理知道此事后，又亲切地对他说：“你实践一下飞行操作是好的，主要是学习管理。”总理的话不多，但给沈图带来了无比温暖，指明了方向，于是他下决心学习管理，很快成为中国民航事业管理的行家。从1952年起，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和同事们一起重点抓专业航空，也搞运输航空，民航两翼齐飞。30多年中，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的上空摄影制图；在长达2300多万公里的飞行中，为国家找出了很多矿藏；在光山秃岭、黄土高原，飞机播种造林、植草近1600万公顷；在防治禾苗和森林病虫害等方面成就更是显著。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卓有远见地指出：“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沈图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开辟国际航线的规划，亲自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通航谈判。
1963年9月，沈图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巴基斯坦谈判两国通航问题。他提出的由西线飞入中国的航线方案，得到周总理的肯定，中巴通航谈判很快达成协议。1964年4月29日，两国正式通航。中巴通航以后，我国西部大门打开了，民航飞机经过巴基斯坦，可以直接飞往欧洲和非洲。当时外电报道：“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的盛举。”
1965年，沈图率代表团赴仰光修订《中缅航空协定》，获得了我国日后飞行东南航线的业务权。从这一点切入，我国的民航事业向外扩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在基本完成东南亚航线布局后，他又着手研究从北线和西线飞出去的计划。
1966年初，沈图率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签订了《中苏航空交通协定》。为我国日后经莫斯科通往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空中通道提供了可能性。同年5月，沈图又率团赴法国，与以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尔方为首的代表团进行中法通航谈判。6月1日，双方签订了《中法航空交通协定》。这不仅为中法顺利通航奠定了基石，而且为我国开辟亚洲到欧洲的航线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利用与法国的通航，开辟通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航线打下了基础。为了建立中法直达航线，必须与航线经过的一些国家建立过境关系。为此，他又访问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国，通过商谈，疏通了关系，为建立西亚和欧洲联程航线做了积极的准备。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关于“飞出去”的指示受到严重干扰，开辟新航线的计划被迫停顿下来。沈图也被无辜关押达5年之久。
1973年，周总理再作指示：“要飞出去打开局面，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建设民航事业。”并下令让沈图从河南南阳返回北京，恢复了他在民航局的工作。沈图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更加努力奋发，坚定地继续执行周总理“飞出去”的指示，把尚未开辟的国际航线陆续开辟出来。
1974年，沈图主持了中日通航谈判。当时谈判很艰难，常要夜以继日地进行。周总理抱病听取了沈图的汇报，并作了很多重要指示。中日通航谈判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理想结果，我国在东方又打开了一扇大门。
1980年的中美通航谈判，是我国通航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最复杂、最棘手的一次谈判，谈判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进行。沈图根据中央指示和《上海公报》的精神，他直接负责与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商讨，把国务院领导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对策，结合通航业务，下达给在一线参加谈判的正副团长，听取他们对谈判情况的汇报，制定具体的可行方案。沈图在同当时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谈话时，曾形象地高度概括了中美通航谈判的情况：“中美航空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在美国一边是‘天空开放，自由竞争’，在中国一边是‘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如何打开这扇大门？简言之就是要把两种冲撞政策调和起来。”经过双方努力，1980年9月10日，在华盛顿白宫内，薄一波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上签字。1981年1月7日上午，沈图飞往美国，庆祝中美正式通航，从此在太平洋上空架起一座中美间1.6万公里长的空中桥梁。
沈图不遗余力地带领民航全体人员踏踏实实地开辟和发展国际航线，先后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航空协定，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通向五大洲的航空网，实现了周总理生前关于“飞出去”的遗愿。
我国民航安全飞行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声誉，在沈图的记录本上，周总理坐我国民航飞机最多，共有73次。总理到全国各地视察、出国访问或陪同外国元首参观，大多由沈图跟随前往或亲自布置专机飞行。
在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史上，正如杨成武、孙毅、唐凯、胡逸洲等同志在《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建者》一书中所说：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沈图同志的业绩，他为新中国民航事业作出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