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5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65年1月26日，在上海逝世，终年63岁。

沈志远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他指出，现代哲学不是别的，恰恰就是辩证的唯物论和物的辩证法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把唯物的辩证法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法则，得出资本主义必然死亡和转变为新的社会组织的必然趋势。

沈志远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学习中国化”“理论现实化”，把哲学的研究和国家的革命、民族的解放大众的生活结合起来，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沈志远对哲学下的定义是形而上学的，对哲学概念的解释是神学的，其认识论是主观唯心论，把哲学与科学对立起来，对辩证法的解释和对唯物史观诸基本问题的理论是机械论的。

沈志远分析了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各个时期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认为计划经济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于“主观上的处置失策或指导与组织未尽完善所致”。并认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困难或亲乱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

沈志远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注意探索现实的经济问题。他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东欧各国的差异点主要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上面。他据此预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是低的，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在经济政策上就会有所不同。东欧国家在其建设初期采取了“限制和孤立资本”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让私人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发展的便利”。

沈志远认为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他反对过分强按劳分配的过渡性，而把事情说成仿佛从社会主义存在的第一天开始，按劳分配规律作用的范围逐步缩小，按需分配法律作用的范围逐步扩大，并积极培育按需分配的萌芽的观点。

截至1965年12月，沈志远出版理论专著、合著和译著57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100余篇，其主要著作有《新经济学大纲》《计划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说史大纲》《新民主主义概论》等。

沈志远筹建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沈志远编著出版的《新经济学大纲》成为中国许多大学和革命根据地党校的教科书。

沈志远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讲授“经济学”等课程。

沈志远指导培养的学生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恩桢等。

沈志远的儿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骥如。

“沈志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经济学人。他兢兢业业潜心学问、实事求是探求真理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宝贵精神资源。”（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道根评）

“沈志远为上海民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评）

“沈志远的一生是研究、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生，也是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的一生，他以国家民族兴衰安危为己任，不计个人成败得失，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丁光宏评）

“沈志远是中国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先行者，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卓越传播者。”（《文汇报》评）

“沈志远在党的关怀和哺育下成长，既是一位人民的哲学家，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理论联系实践，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繁荣富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是一位优秀的启蒙运动家。他的一生给我们经济学界留下了深深的足印。”（经济学家朱绍文评）

“沈志远是一个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他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的著述和翻译，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帮助很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并以传播这个真理为己任。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忘不了包括沈志远在内的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竭心尽力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评）

2007年，沈志远塑像揭幕仪式在上海福寿园举行。

2019年5月7日，“沈志远学术讲坛”揭牌仪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