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介庵已年逾古稀，却仍力倡改建为三合土路，并亲为督成。对此，往来商旅无不交口赞誉。广东巡抚周起元在《港头修路碑记》中盛赞县令周本卓和沈介庵的功绩，称“此举也，普济两省，经营逾周岁，惠泽及万年”。沈介庵不仅热心造桥修路，还经常关注国家大事。明末，鉴于“红裔(指荷兰殖民者)侵入海岛，肆掠内地”，“海寇出没，桑梓罹殃”，介庵毅然上书南抚台，请求派人去暹罗联系，制止“红裔”活动。他对澎、台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台湾去澎湖数十里……实漳泉咽喉。”(《上南台书》)他认为必须先据守澎湖，然后徐图收复台湾。他又在《上南抚台经营澎湖六策书》中提出富有政治远见的六条策略。六策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在澎湖“设游击一员坐镇”，设水陆戎兵2000，以备调度；修造兵船，添置枪炮，以防红裔侵犯；移民澎湖，从事生产，以利兵民安居；设置官廨兵营，以利守御；拟订通商便民制度。他以为若“六策”得以实施，那么“澎湖岛堪与南澳并称重镇，而八闽士民永有攸赖矣。”《六策书》堪称珍贵文献，后该文被清著名学者顾炎武编入《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崇祯七年(1634年)，介庵“因族事受法”，竟遭杀头。当时，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千里寄书营救。汤在《寄孙区吴宪伯》信中认为介庵所犯不过是“里门之疑”，并不是十恶不赦之罪。当时，曾有人劝他自尽，介庵回答：“宁全国宪，毋幸生躯”。于是，介庵成为封建法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