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反映在19世纪殖民统治下的印度，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封建婚姻制度趋于瓦解，新的婚姻制度孕育、诞生的历史变迁。在印度近代史上，封建礼教是极其残酷的，童婚制、寡妇不准再嫁、贞女焚身殉夫等陋习，不知毁灭了多少青年的纯洁爱情，吞噬了多少痴男情女的宝贵生命。以罗摩·穆罕·罗易为首的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孟加拉知识分子，于1828年创建了梵社。这个宗教改革团体反对种姓制度和偶像崇拜，大声疾呼铲除寡妇殉葬制。1911年之前，作为梵社的秘书，泰戈尔大力支持和热烈宣传梵社的这些进步主张。《沉船》就是泰戈尔反映这种主张的一部作品。

罗梅西

罗梅西身为这部作品的男主角，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新型青年，随时随地为人着想，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及自我牺牲精神。为此他们列举罗梅西极力保护卡玛娜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的崇高言行。当汉娜丽妮的哥哥卓健德拉追间他和卡玛娜的真实关系之时，他回答说：“要是这件事只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和名誉，那我一定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们。可现在，我要那样做就会危害到另一个人的前途，所以我只能拒绝作任何回答。”他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对方宣布取消婚约，并不许他再登家门。但是，他想的是：“很显然，在卡玛娜和汉娜丽妮之间，他必须有所选择，要想找出一个妥协的办法，让她们两人共同伴随着他度过一生是决不可能的事。从责任方面讲，他究竟应该怎么作，是无容怀疑的。汉娜丽妮还能有别的路可走；她可以完全忘掉他，去和另一个追求她的人结成夫妇；但如果抛弃卡玛娜那就等于是把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抛向一片茫茫的大海。”为了不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遭受社会鄙视，他宁可自己遭到误解、痛斥，宁可放弃对汉娜丽妮难以割舍的挚爱。直到最后两人分手之时，他添一心为卡玛娜着想：“在我最后和卡玛娜完全断绝关系之前，我一定得对纳里纳克夏把全部情况讲清楚；不然的话，良心上的不安就不会容我去开始新的生活。”由此可见，罗梅西始终把卡玛娜的幸福置于自己的得失之上。

卡玛娜

卡玛娜乘船遇险，在荒无人烟的沙洲上误认为拉穆斯是新郎，与他过了段缠绵的时光，在封建卫道士眼中，她已是“失节”的女人。在迎齐普尔的新宅，她从拉穆斯写给胡蒙莉妮的信中，方知拉穆斯不是自己的丈夫。她如雷轰顶，为曾与拉穆斯卿卿我我、肌肤摩触而羞躁难当，但她并未去自尽殉节，而是执著地去寻回属于自己的爱情，在她身上绝无烈女贞妇的印记。她在贾格罗帕尔迪父女的热情帮助下，找到了丈夫纳里纳克夏，却又十分惧怕被他知道她的过去，甚至甘愿一辈子做他的女仆，这说明在那个历史时期，印度妇女摆脱封建观念的束缚是多么艰难。卡玛娜是已有自强自尊的意识，不甘做旧制度的牺牲品，但未能砸碎精神枷锁的妇女形象。

纳里纳克夏

作者笔下的纳里纳克夏是乐善好施、通情达理的开明人物。他怜贫惜弱，敢于冲破门第的樊篱。他不顾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毅然娶被舅舅当作包袱甩出去的孤女卡玛娜为妻，经受了他当县长的朋友谑称的“一场考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得悉卡玛娜曾与拉穆斯一起生活，却没有厌憎她，没有拒绝接受她，而认为她是无罪的，可以原谅的。作者通过他的口说出了梵社在婚姻问题上的人道主义观点。纳里纳克夏可谓既能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又锐意改革，并身体力行地破除旧婚俗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在《沉船》这个理想化的好人世界里，没有仇恨与歧视，欺诈与遗弃，有的只是乐善好义、尊长爱幼、夫妻恩爱、朋友忠诚，表现了这个具有浓厚的东方伦理色彩的理想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和谐完满的相互关系。作者正是通过上述这些好人群象进而宣示这个以理想化的东方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好人世界是纯粹和谐的世界，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归宿。

《沉船》的基本故事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多角恋爱，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全书竟看不到一点同类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争风吃醋，猜忌仇恨等道德恶习；每个当事人都有高贵的情操，一旦发现自己可能有碍他人，就主动及时地予以纠正，罗梅西、汉娜丽妮和卡玛娜都曾有过类似经历。小说描绘了一个人人关心他人，抵制陈规陋俗，追求平等自由的美满世界，展示了作者自己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社会理想。其次，小说从侧面透露了陈规陋俗的种种违反人道的弊端。从小说内容可看出，造成这场纠缠的婚姻的本根是包办婚姻和宗教偏见。小说结局昭示，要想获致美满爱情和幸福生活，必须勇敢地挣脱陈规陋俗的羁绊。再有，表现了20世纪初印度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罗梅西作为一个优秀的法科大学毕业生，虽然具有丰富的书本知识，但却缺乏处世的实际能力。既无力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又被道德义务与爱情理想两股力量左右得动摇不定。小说暴露了罗梅西这个刚出校门的优等生的致命弱点。

第一，小说把戏剧性的情节和生活化的逻辑巧妙地组织在一起。小说紧紧围绕着主题与人物命运，把罗梅西与汉娜丽妮这对情人，卡玛娜和纳里纳克夏这对夫妻的悲欢离合密不可分地缝合在一起，并结构出偶然从生、巧合遍布、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充满引人入胜的传奇意味。有时小说的情节似乎已经发展到了没有回旋余地的处境，忽然，象天外来鸿似的萌发出一个“偶然”或者一个“巧合”，逐使情节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转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之中。不过，作者并不是为吸引读者特意故弄玄虚地制造一些插曲和悬念，而是按照生活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必然性来精心结构情节的。尽管旋风掀翻婚礼彩船这个偶然性的意外事故使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漂到了一起，以致两人相互间误以为是劫后重逢的夫妻。但是，假如没有人物自身性格的逻辑必然性，也不会造成这种凑巧的认识。正是由于罗梅西屈从父命而违心结婚，在婚礼上无心看一看新婚的妻子，新婚之夜又通宵用脊背对着新娘而枕，翌晨大清早就匆匆离开新房，以致根本没有和新婚的妻子相识。又由于卡玛娜被舅父匆促嫁给一个过路陌生人，因而不知道丈夫的姓名，卡玛娜出于新娘的羞涩，婚礼上不好意思看新郎一眼，以致对新郎的相貌毫无印象。这才双双闹出这场“对错象”的误会。小说中的这场旋风虽然纯属偶然性的意外事故，但它所引起的情节发展，却又十分入情入理。

第二，小说在生动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的同时，又安排抒情味浓的自然景物描绘，使个性化的心理刻画和背景化的环境氛围互相烘托，相映生辉。由于刚刚乔迁新居，卡玛娜兴高采烈地邀赛娜佳一起娱乐，她们闲坐在谏树下，这时，“清凉的树荫、柔和的阳光和河上的景色，在卡玛娜看来，正是可以让他们开怀畅谈的奇妙的环境，”她心中的烦恼“已变得象飘摇在她们头顶上的风筝一样遥远，那些风筝在蓝色的天空中已只余几星黑点了。”可是好景不长，就在这天卡玛娜偶然看到了罗梅西向汉娜丽妮说明事情真相的信，知道了自己“误认丈夫”的爱情悲剧。于是，奇妙的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展开在她头顶上的冬夜的天空，象一座黑色的大理石拱门，冷漠得令人不敢逼视。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地面看不见半点烟雾，只有无数寒星在太空中闪闪发光。花园前面挡着一排矮小的芒果树，使眼前的景象更显得一派阴森。在她的想象中，她看不出任何地方有一条可以让她逃出苦难的途径。她屈身在清冷的草地上坐了下来，痴呆得象一座石象，没有洒一滴眼泪，也没有发出一声叹息。”这里自然景物化成了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再看书中关于纳里纳克夏知道卡玛娜真实身份后的一段心理描写：“十二月的太阳已渐渐西沉，满屋子里一片红光，那颜色简直象新娘子脸上的红晕。那血红的光更仿佛从他毛孔里照进去，布遍了他的全身。当天早晨，有一个印度斯坦的朋友给他送来一篮玫瑰花，克西曼卡瑞把它交给卡玛娜去整理；她就把那些花插进花瓶放在纳里纳克夏的卧房里了。现在这花的香味一阵阵迎鼻扑来。在这宁静的气氛中，红色的落日配合着玫瑰花香竟搅得他神魂迷乱了。在以往那些年里，他一直是寄身于一个严酷的、一味克制情欲的毫无情趣的世界;而现在他却仿佛听到由一支多弦琴奏出的乐曲正四处洋溢，感觉到一群无形的舞蹈者的脚步声和铃当鼓声正在整个宇宙中迥荡。”这段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的景物描绘和心理活动水乳交融在一起，读者不仅从中体味到了纳里纳克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卡玛娜的情感和心态，而且还得到了美的享受。

第三，泰戈尔的诗化的叙述风格，体现在他的一切文学作品中，这部小说的语言洗炼委婉，富有诗的韵律和意境，耐人寻味。

印度泰戈尔研究专家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除了《吉檀迦利》之外，泰戈尔的任何著作都没有像它（《沉船》）那样用那么多种语言翻译过。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郭祝崧：《沉船》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它以爱情婚姻的悲剧性主题抨击了印度社会的封建陋习，批评了知识青年的软弱性格；它的喜剧性结局，礼赞了以人道主义、利他主义救世的思想。

拉宾德拉纳特 ·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861年5月7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泰戈尔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