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19 18:41
沙逊集团是旧中国英国资本中的一个主要企业集团，其活动经历过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它的历史不仅反映了它本身活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外国资本一个多世纪来在旧中国活动的特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书作者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国家强调调查研究的大好形势下，得到了上海市房地产局等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花了两年多时间查阅摘录了沙逊集团遗留在上海总部的沙逊洋行档案，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该集团档案资料，采访了一些该集团的老职员，参阅了一些有关时期的中外报刊和著作，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综合分析。也许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对旧中国一个典型外资大企业集团的调查研究专著。
本书共分八章，约16万字。
“沙逊集团概况”从一开始就指出，沙逊集团同怡和集团一样，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进入我国，以经营鸦片走私起家，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和英帝国的支持而逐步膨胀起来，至20世纪30年代左右，已俨然成为远东的一大财阀。本章据著名犹太史学家罗思所著《沙逊王朝》等资料考证，沙逊家族祖先和世界上其他犹太人一样原在世界上迁徙不定，后在巴格达定居数百年，一直担任着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由于当地反犹活动日趋激烈，家族迁往印度孟买定居，不久加入英国籍，并在孟买设立沙逊洋行，进入对华贸易领域，鸦片战争后即来上海设立分行。沙逊集团1872年又创办新沙逊洋行，开始大规模的在华企业活动。到1940年前后，新沙逊洋行在印度、香港、上海等地所拥有的全部资产，约合当时的法币50亿元。第一章中专门有一节分析了新沙逊洋行的崛起和发展概况，共分三个阶段，即(一)1872-1880年，以鸦片贸易为主的奠定基础阶段； (二)1880-1920年，上海业务转入房地产的阶段；(三)1920年以后，在上海大力发展房地产并广泛投资于工业、金融的阶段。
“沙逊集团鸦片与其他进出口贸易的兴起和衰落”，根据《海关贸易册》和英国《蓝皮书》中的历年鸦片进口统计分析得出，旧中国鸦片贸易进口，19世纪70年代时还在上升，80年代开始下降，这与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廉价的中国自产鸦片有关。作者估计了1840-1914年间75年的鸦片进口总量，沙逊集团进口的鸦片占全部鸦片进口的比重和鸦片商的利润率，得出沙逊集团的鸦片总利润高达1．4亿银两，年平均约200多万银两，这笔巨额利润为它在印度经营的纺织业、在上海经营的房地产业以及后来在上海进行的工业等方面的投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沙逊集团的房地产经营”分析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捐税、土地估价和房地产的关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前后沙逊集团扩大租地造屋和兴建高层建筑的活动，使集团在解放前上海28幢十层以上高层建筑中占了6幢，获得了巨额房产收益，成为上海的房地产大王。作者根据沙逊有关档案，不同年份的房租收入，推算出1921年前四十四年的房租净收人为1098万银两， 1921-1941年间的房租净收入达4745万元，后一期间还有倒卖房地产利润2094万元，而这一时期高层建筑所投入的建设资金不过2716万元，说明投资资金的来源还是来之于中国人民。
“沙逊集团的工业投资”分析了沙逊集团1923年之后的工业投资一般都具有垄断性的特征，又都与广大居民的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一是垄断市内公共交通。沙逊集团设立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二是发展汽车销售行业。沙逊集团在上海设立的利口威机汽车行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英国奥斯汽车公司的特约经销商。三是垄断货运、驳运和仓库业务、沙逊集团通过控股的办法控制了会德丰、上海拖驳公司、茂泰洋行，从而垄断了上海很大一部分的货运、驳运和仓库业务。四是垄断饮料工业。沙逊集团也是通过控股办法控制了正广和公司和上海啤酒公司。作者指出，沙逊集团对上海人民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住”，在“行”和“吃”方面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沙逊集团的金融活动”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末沙逊集团独资金融机构的创办及其作用，指出由于子公司的不断增加，资产的不断扩张，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沙逊集团需要有若干金融机构作为管理中枢，以便为其所属企业筹划和调度资金，并向它们发号施令。除新沙逊洋行为沙逊集团领导机构外，这些金融机构包括远东营业有限公司、上海地产银股份有限公司，汉弥尔登信托有限公司及新沙逊银行。另外，为了吞并更多的企业，扩张其实力，沙逊集团还纠集了一批二、三流资本集团，于 1930年合资创办了两家投资公司，即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扬子银公司，从而使沙逊集团能以很少资本，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并组成以沙逊集团为核心的资本联盟。作者还分析了沙逊集团金融资本大量发行公司债的活动，操纵股票市场大做空头买卖的活动，以及图谋控制中国币制的“镑券计划”的出笼始末。
“沙逊集团的买办和洞庭山帮”分析了新沙逊洋行买办所承担的任务及这些买办的特点，指出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是上海洞庭山帮的鼻祖。洞庭山帮是以苏州洞庭山沈、席两家为首的上海买办集团。从19世纪70年代起，洞庭山帮几乎完全垄断了上海外商银行和新沙逊洋行的买办职务。沈、席两家为姻亲。沈氏祖孙三代都为新沙逊洋行的奠基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席家则垄断了汇丰银行买办职务，其他姻亲同乡则分别担任其它外商银行的买办。作者指出，这样一个结合体对旧上海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帝国主义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沙逊集团的英镑投资和两次撤退”分析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和日本的对华军事侵略迫在眉睫，沙逊集团开始转变策略，一部分资金以英镑投资的形式转移国外，到1938年时已高达115万英镑。太平洋战争前，沙逊集团预见战事的到来，1939年起开始了第一次撤退行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基本保留，少量脱手；二是大量抛售各附属企业和投资关系公司的股票。抗战胜利后，沙逊集团看到我国人民的民族觉悟空前高涨，过去的特权不复存在，乃将各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并尽量压缩上海业务，最后发展到第二次的撤退。这次撤退在房地产方面的特点是不但将拥有的产业，而且将华懋地产公司的股权大量抛售。
“结束语”中，作者指出沙逊集团这个跨越多种行业和数个国家的企业集团在形式上颇类似当今的跨国公司，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用中国人之财剥削中国人民；二是用少量资本控制大笔资金。作者也指出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的活动对旧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一是沙逊通过不断汇出利润和两次撤退，将其从中国聚敛的财富大部分输出国外，对当时中国国际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有较大关系；二是沙逊集团输入的鸦片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腐蚀了中国社会的肌体；三是沙逊集团的其它企业活动虽不似鸦片贸易那样臭名昭著，但大多是非生产性的，对中国经济来说，它很少有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等积极的一面。
本书附录包括新沙逊洋行与买办签订的合同，租地造屋合同，沙逊集团直属公司、附属公司及投资相关公司共52个单位的中英名称对照表等，还附有本书31个表格的目录及主要参考书目。
本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78—1984年)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