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出云尼子一族》

“河源者” 的准确写法应当是“河原者”。从京都车站坐地铁北上去北大路，中间经过一站，名字叫做“ 河原町”（kawaramati）。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就是 “河原者”（kawaramono）。这里的“河原町”和“河原者”中的“河”，指的都是京都市东面那条贺茂川（上游汉字写做贺茂川，下游写做鸭川。按，日语中“贺茂”与“鸭”发音同为“kamo”）。“河原”指的是河边河堤与河水之间的河滩地带。今天的贺茂川在河原町东面，河道被拉直，河床梯级下降，河堤也经过彻底整备，不仅具备充分的防洪功能，而且两岸栽种的樱树和枫树，都长得粗大茁壮，春季樱花如云，秋季枫叶胜火，是京都最可观的胜景。但是，古来的贺茂川的河套要比今天的靠西很多，河床也不像今天这么直。它弯弯曲曲绕着城东，一旦发起大水，立即成灾。《源平盛衰记》记载当年白河上皇称天下有三件不如意的事，令他没有办法。一是双陆。小小的骰子，这从中国传来的赌具吸引了很多人的热情，民间赌博久禁不止；一是山法师，这说的是延历寺的僧兵。这些脾气暴躁的修行者一不高兴，就把庙中的神轿抬到市中横置而去。神轿不是一般人动得的。总不能让神为人间些小细事在露天经风栉雨吧，所以最后总是白河上皇给出妥协条件，求法师们把神轿抬回去；还有一件就是贺茂川常发大水，这也令居住京都的白河上皇头疼不已。

贺茂川发大水常会带来灾害，同时也有一利，发一次大水就是一次大扫除。因为在古代的京都，河原是弃置和埋放死人的地方。

古代日本天皇家和贵族公卿们讲究清洁，对于他们，有一样千万碰不起的东西就是“秽”。秽即不净，是神圣的天皇和贵族们无论如何都要躲避的。什么是秽呢？记载日本宫廷仪式做法的典籍《延喜式》中有明确的规定：人死、产，六畜死、产，吃肉等，都有秽。在其他书籍的记载中，列于秽中的还有改葬，伤胎（流产），怀妊，月事，失火，埋葬等。不难看出，凡是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非常事件，几乎都被看成是秽恶。在所有的秽中，死秽最重。依《延喜式》的记载，“人死忌三十日（自葬日始——原注），产七日，六畜死五日，产三日（鸡非忌限——原注），其吃肉三日”。此外，改葬及四月以上伤胎（流产）时忌三十日，三月以下忌七日。

与秽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观念是触秽，即沾染或传染上秽。当一个人因某种方式接触到了有秽的人或事物，他将同样不同程度地沾染上秽，这就是触秽。秽是无形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却与时间空间均相关。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广狭，都对秽的强度与存在有很大的影响。因而，由于条件的不同，人们对秽的感染程度也不同。《延喜式》规定，甲处有秽，乙入其处着座，乙及同处人同秽。丙再入乙处着座，则只丙一身触秽，同处人不为秽，乙入丙处，人皆为秽，而丁如入丙处着座，丁无秽。就时间而言，距离秽发生的时间越长，则秽的强度越弱。最极端的例子是白骨无秽——尸体已腐烂成白骨，则不再为秽。就空间而言，院墙可以阻秽，而道路、桥梁、河滩、荒野等因为处于开放空间，除了秽存在的地方外，其他地方则无秽。

按照这种划分，凡是死人或死牲畜、或者人和牲畜生产之处都有秽，触秽了要花差花差银两请神官做祓除。而死人和死动物的身体更是秽的源头，对它们，那时日本人的做法就是尽快往河边一扔。如果是有一点身份的，可能还简单用砂土埋一下，立一块木板做塔婆，如果是犯罪受死刑的，很多就是那么一扔了事。

这么草率地处理掉尸体，是因为日本人特殊的灵魂观。日本淳和天皇有名的“散骨诏”称：“人殁精魂皈天，而空存冢墓，鬼物凭焉。终以为祟，长遗后患。今宜碎骨为粉，散之山中。”也就是说，人的灵魂死后已经和肉体没有多大关系。这种情况直到丰臣秀吉时代才有所改变。据《日本刑罚史》记载，当年丰臣秀吉处死自己的养子日本关白丰臣秀次一门妻妾子女几十口，其中一位妾的阴毛特重，曝尸河原后，很多人专门挤着去看，一时成了庶民街谈巷议的话题。于是有人进言说直接曝尸河原有欠风化，以后才大致都那么简单埋上一埋。尽管如此，河边依旧是腥臭之地。只有每年雨季洪水下来，这些尸体才会被洪水冲进淀川，带入大海。

既然尸体是秽，天皇家和贵族们当然自己不会去抬，老百姓上行下效，也躲之犹恐不及，那么谁来处理这些尸体呢？处理这些尸体，在古代就是“河原者”的工作。

“河原者”是指古代居住在京都贺茂川河堤与河水之间滩涂地带的特殊群落。他们居住的河堤与河水之间的地带，日语叫做“河原”。要理解“河原”这个称谓所包含的意义，就要了解日本人对于“界”的认识。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时，“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一点其实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此相关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古代日本人非常发达的界限分隔观念。在日本的神社前，通常都竖有两柱横一杆的“鸟居”。这个“鸟居”就是一条界，它标志着由此向内已经是“神域”。过去在日本的村落入口，经常看得见挂有白色纸条的“注连绳”。“注连绳”的作用也是用来标明村落内外的边界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除了这些用绳子和建筑物表明的界限外，还有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各种界限，而在古都京都的历史中，贺茂川的河堤就是一条重要的标明人与“非人”的界线。在这条 “界”之外生活的“河原者”，尽管生活于都市的边缘，但并不被看成是城市的居民，而是被歧视、被从社会排除掉的存在。

在古代日本，“河原者”是特殊的存在。“河原者”可以不交任何赋税，因为他们已经被排除于社会之外，不被承认是社会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事大家认为肮脏污秽不肯做或不能做的活计——比如处理人和动物的尸体——他们是日本社会的暗部。他们所居住的，是河滩上搭建的简易的、非永久性建筑，这些建筑只要发洪水就会被冲没。在他们生活的周边，河滩上扔弃和埋着大量的尸体。一四六一年日本出现大饥馑，死亡人多。《碧山日录》记载洪水冲来时的情景说： “流尸无数，如块石磊落，流水壅塞，其腐鼻不可当也。”想象一下“河原者”们所生活居住的河原，想象一下无数具“其腐鼻不可当”的死尸，可以想知他们生活景况的凄惨。为这些人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问题，在日本后来成为“部落问题”。

这个特殊阶层出现很早。按照大山乔平教授的考察，早在七八世纪，秽的观念已经非常成型。有关“河原者”，就文字记载而言，公元十一世纪的《左经记》中已经有剥牛皮的“河原者”登场。如果从那时算起，今天日本社会的 “部落问题”，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尽管“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河原者”仅仅依靠处理死人维持生计还是困难的。因此除了做搬运、掩埋死者的工作外，这些人还从事诸如皮革业、造园业、盘灶凿井、苫房补墙等等——他们其中甚至出现帮助看守囚犯甚至执行死刑的角色。当然，河原者中不乏能人高手，日本著名的银阁寺的设计者善阿弥就是一位“河原者”。更有一些人为了讨饭乞食方便，开始唱起日本的“莲花落”——他们读祭文、唱净琉璃、弹三弦琴、跳蜘蛛舞，他们是日本艺术史一个重要的源头。在日本传统的艺能诸如歌舞伎、田乐、猿乐、相扑等领域中，都有“河原者”留下的深深的脚印。日本能乐的代表人物观阿弥、世阿弥就都是“河原者”。江户后半期，称呼那些从事艺能活动的人为“河原者”，根源就在此。

“河原者”在日本还有其他的称谓，诸如“贱民”、“秽多”、“非人”。正如这些称谓字面所展示的那样，他们是卑贱的民，是不洁的人，他们不被看成人。在京都之外，很多地方城市也都有这种“贱民”的群落。直到今天，对他们的歧视仍旧存在，日本的部落解放运动也没有完全结束。当年我儿子在日本读小学，班级中有一位小姑娘就是“河原者”的后代，她和她妹妹都曾来我家玩。刚上小学时还没有什么，但大概到了小学四年级后，听儿子说她多次被其他孩子歧视性殴打。动手的那些孩子大都是“氏子”，亦即周围神社的社家的后代。我想，在她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她的出身大概会给她带来很多常人没有的困扰。但是，从歧视中也会产生新的歧视。一次，我看到她的妹妹在河边爬一座桥沿，下面很高，很危险。我喊着把她拉到路面上来。也许玩的正开心却被制止，心中很不爽，那女孩子上来后用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没有想到，她小小的口中骂出两个字——“外人”（gaijinn）。这是只有在日语语境中才能体会到的漫骂。“外人”是对外国人歧视性的称谓，这种叫法后面潜含的是，你是一个“外来者”，是被差别对待的对象。这正与日本人的“内外”观念相关。

日本学者管孝行曾经撰写著作《现代部落制度和天皇制》。按照他的分析， “河原者”们的存在是天皇制的制度性产物。这一思路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神圣的天皇和满身臭秽的“河原者”，看似毫无关系，但却正构成一个等级制度的两极。从历史上说，等级制度一直是日本社会内在的特点，它的核心是差别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皇族、华族、国民、新国民、非国民的序列中，在日本“脱亚入欧”后对中国、朝鲜等东亚其他民族的蔑视甚至歧视中，我们都能看到同一个差别化逻辑在发生作用。这是理解日本民族性很重要的问题点。

京都，一座埋藏很多故事的城市。如果您有一天到京都旅游，建议到繁华的河原町那里看上一看，并且希望您能记起，那里曾经是贺茂川洪水肆虐的地带，是日本的暗部。

——摘自 刘晓峰《日本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