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 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

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

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

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 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卯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如今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如今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掺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

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参考书目: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宁绍平原特殊的埋藏条件 ,使大批有机质文物及动 、植物遗存得到良好的保存, 这在国内外考古中极为罕见。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了许多保存还相当完好的葫芦籽和葫芦皮。晒干的葫芦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用来取水 、装酒 ,看来河姆渡人也是有可能使用晒干的葫芦作为生活用器的 。其次,从遗址第三文化层发现的由 4 块木纹不同木头雕成木盘及椭圆瓜棱形朱漆木碗看, 当时河姆渡人还应大量使用木质饮食用具。另外 ,河姆渡人也可能用树枝、藤条等编织的篮筐, 因为它不仅与人们的采集经济联系密切 ,而且至今在宁绍地区南部山区农村中仍见广泛使用 。总之,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目前我们对河姆渡人使用有机质饮食用具情况知之甚少 ,留给我们的是大量陶器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按用途分, 主要有炊煮器、饮食器、储藏器和水器(或酒器)等四种 。炊煮器　 最主要的是釜及其配件———釜支架 ,后来又出现了甑、灶和鼎等。釜是河姆渡人烧饭的“锅” ,它既是河姆渡人的主要炊器,也是河姆渡文化最具特征的标型器。二次考古发掘出土数量众多, 而且造型富于变化, 各期特征明显, 是河姆渡文化分期指示器 。由于陶釜经常炊煮食物 ,故出土的陶釜外底部大多有因烧煮留下的烟垢或烟熏痕迹 ;有些釜的内底或陶片上还可见到粘着的烧焦米粒残渣或“锅巴” 。与陶釜共存配套使用的主要是釜支架, 大多是以 3个釜支架架起一个陶釜, 用来烧火做饭 。早期釜支架是方柱形和倒置的“靴”形两种 ,其横断面均为方形或圆形的块状实体, 全器向内侧倾斜 ,顶端有支物面,内侧常有烟熏痕迹。另外 ,还在早期地层中见到一些形似馒头状的石块 ,一侧也有烟熏痕迹 ,它们也具有支架功能。晚期釜支架演变为器身中空的“猪嘴形”和朝天象鼻形。从第三文化层开始出现陶灶和陶甑 。陶灶 ,呈箕形 ,火门上翘 ,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 ,外壁有二半环耳 ,以便搬动 ,显然已考虑到在干栏式木构房子内使用 ,即既便于搬动,又可防患火灾,充分显示了先民的智慧,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架釜炊煮的最早专用灶具 。此外, 在宁绍地区考古发掘中, 还经常发现一些四壁比较厚重的陶片,从 1996 年底发掘的鲻山遗址情况看 ,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似 70 年代以前本地区使用的圆桶状, 近底部有火门的“缸灶”。陶甑形近陶盆, 甑底有密集孔 。孔经 1 厘米左右 ,外壁有一对半环耳以便搬动 。甑的出现表明当时已懂得对蒸汽的利用。至河姆渡文化晚期 ,由于受邻近文化影响 ,开始出现陶鼎 ,这虽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炊煮方法 ,但从发现数量分析 ,河姆渡人并没有普遍使用饮食器

河姆渡人饮食器主要是盘 、钵、豆和杯 。其中盘 、钵的消长是和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河姆渡人早期以盘、钵为主要饮食用器, 故发现数量较多,造型也富有变化 ;豆在早期数量少,器形亦小,到了晚期逐渐取代盘和钵 ,占居主要饮食用器地位, 器形也多样化, 并盛行各种镂孔装饰 ②

储藏器

主要是罐、盆、盂、贮火尊和 等 ,除了贮火尊见于第四 、三层 , 始见于第二层外,其余各器均普遍存在 ,并且器形富于变化 ,其中的双耳罐是河姆渡人最主要的储藏器 。水器(或酒器)　 主要是带嘴器 、 和异形 规 鬲 ,而 和 规 鬲 的出现似乎昭示当时已有了酒 。有带嘴罐形 、垂囊式 和三足 等三种 ,数量较少, 其中以外施红衣前有冲天嘴的垂囊式最具特征 。异形 规鬲 出现时间较晚, 惜无复完器,从碎片观察 ,它前有二袋足, 后为一落地式的半弓形把手 ,器形奇特 。

(一)淀粉食物

这里所指的淀粉食物主要是河姆渡人种植的农作物。关于河姆渡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于农作物, 这已为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所证实。首先 , 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中, 在第四文化层共出土木构件总数数千件以上 ,主要是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桩木。从不同走向分析,这里原来可能有 3 栋以上的建筑 ,其中一组干栏式长屋达百米面宽③ 。如此规模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的发现 ,足以说明河姆渡人的定居生活已极为稳定 ,时间较长, 原始村落也已具有相当大规模 。如所周知 ,稳定和长时间定居生活是需要以发达的农业作为基础的 ,从而证明了原始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首要的地位。其次 ,由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鉴定中得知 ,河姆渡人已开始饲养家畜 ,在第二次发掘时还找到了当时圈养家畜的证据 ④ , 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原始饲养业 。而一般情况下原始饲养业与农业生产有较强的依赖关系 ,如果没有农业生产为家畜提供足够的饲料 ,那么长时间和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业则是难以维持的,因而从原始畜养业的发展情况亦可推知河姆渡人已有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第三 ,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成套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其中农业生产工具计有哺乳类动物肩胛骨加工而成的耕作农具骨耜 107 件 ,中耕除草木铲 、收割稻穗骨镰 、骨匕等;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 、木杵 、陶臼等 。上述情况也足以证明河姆渡人已进入到相当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第四 ,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均发现了由稻谷壳、稻秆、稻叶与木屑砂土相间组成多层次连续堆积 ,每层间距 2～ 10厘米不等, 总厚度达 100 厘米, 但不连片。又据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的外观、粒型等研究鉴定 ,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存在类籼 、类粳及中间型的各种谷粒,并在抽样的 81 粒炭化稻谷中发现了 4 粒普通野生稻谷粒⑤ 。又据孢粉分析报告,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单孔禾本科的花粉个体均较大 ,一般为 45 微米左右 ,最大可达 56 微米 ,与现代水稻花粉相似 ,在孢粉谱中水稻花粉含量很高, 最高达孢粉总量的 70% ⑥ 。上述发现和研究, 直接证251明了七千年前河姆渡人生活时期已大量种植水稻。第五, 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还出土了不少表现原始农业题材的艺术品, 如“鱼禾纹盆” 、“猪穗纹盆”等 。艺术来源于生活, 如当时没有水稻种植及丰收景象, 很难想象河姆渡人能刻划出如此生动的画面 。总之,从河姆渡遗址考古资料看, 河姆渡人已有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 ,而且栽培的稻作已有了相当多的收获, 稻米亦已成为河姆渡人的最重要食物来源。

(二)肉类食物

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资料得知 ,河姆渡人的饮食生活并非单一的依赖种植稻米 ,肉类食物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而当时肉类食物的获取 ,一方面来自原始家畜饲养业,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先民的渔猎活动。家畜饲养 　 在河姆渡遗址采集的 61 种动物遗骸中, 经鉴定家畜有猪、狗和水牛三种 。猪骨在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较多 ,并且家猪和野猪同时存在,但它们在形态上已有相当明显的区别 ,河姆渡家猪属正在驯化中的类型 。从第一次发掘出土的 72件猪头骨鉴定结果看 ,河姆渡家猪大多在幼年和未成年时便被宰杀 ,说明河姆渡人有以猪为主要食物来源的现象。河姆渡犬“体型小,吻部变短, 鼻骨近端比较凹陷 ,下颌骨下呈弧形外 ,矢状嵴已显著退化” ,明显呈现现代家犬特征 。遗址出土的 16 件水牛头骨及碎片经鉴定形态特征与殷墟的水牛骨骸一致, 可以肯定河姆渡遗址的水牛也是家养的 。除了上述三种家畜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遗址出土的鹿类材料相当多 ,其中四不像鹿的鹿角就有 500 余件,但完整的角仅一件,另一特点是非自然脱落的和年青个体较多 ,再加上四不像鹿在其它几处遗址中也有较多发现,而且在历史时期它们又曾被人们所驯养 ⑦ ,故猜想这种动物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被驯养 。渔猎业 　 除了原始家畜饲养业外 , 渔猎活动也应是河姆渡人获取肉类食物的重要手段 。河姆渡遗址地处山地与平原湖沼交接地带,背靠四明山 ,三面临湖河沼泽,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具有从事渔猎经的便利条件 。在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中 ,不仅发现了石球、陶弹丸 、木矛、骨哨、木棍棒等一大批狩猎工具 ,而且伴出了大量野兽骨骼, 这些兽骨大都较破碎, 遍及发掘区每个角落, 许多骨骼上还留有刮切 、敲咂以及烧烤痕迹 ,无疑是当时人们食用时敲骨吸髓 、吃完后扔弃之遗物。河姆渡遗址有骨镞和骨鳔, 而没有发现用鱼网的证据。按当时人们的技术水平,人们既能纺织、编织苇席, 使用弓箭、弹丸 ,行舟水上, 想来织鱼网也不成问题的, 可是没有发现网坠。能做而不去做 ,说明鱼网需要不是很迫切 。也许由于当时湖沼多, 水不深 ,水生动物很多,容易捕捞,就没有重视鱼具改革 ,去制作和使用渔网捕鱼 ,这是环境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人们的生产活动例证 。河姆渡遗址采集的 61 种动物中 ,无脊椎动物仅 3 种, 脊椎动物有 58 种 , 包括鸟类 、爬行类、鱼类及哺乳类,其中尤以哺乳类种类最多 ,占 34 个属、种 ,上述动物当然并非全是当时渔猎所得的食用动物 ,也不是当时所食用的野生动物全部。从河姆渡人利用的动物遗骸数量上看 ,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水生动物。在遗址发掘区内 ,鱼类 、龟鳖类等水生动物的遗骸之多 ,不胜细数,个体更无法全部区分统计 。许多陶釜内也装有龟 、鳖 、蚌 、鱼等水生动物遗骸, 乃至连狗粪中也有鱼骨 。而鲨鱼 、鲸等海产的发现, 则进一步证明了渔猎业发达及渔业在肉食中重要地位 。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四不像 、梅花鹿一类野生食草动物, 栖居森林的兽类 ,在总数上所占比例并不大, 如按漫长岁月平均 ,数目就更少了 。从标本鉴定中发现,一些凶猛、善跑或身躯庞大的动物,在捕猎武力不大条件下,估计一是强中捕弱,二是选择反抗力弱数量多 、行动成群的动物作为捕猎对象 。总之, 当时河姆渡人的肉食来源 ,主要是下水捕捞, 其次是草原狩猎活动。值得一提的是, 河姆渡遗址出土不少猴头骨标本中 ,依其破损现状,经古动物学家鉴定,认为河姆渡人有吸食猴脑习俗。以猴脑为美食 ,在《临海水土异物志》及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述,在今日的广东、福建、浙江一带遗风尚存

(三)天然食物

采集天然食物是河姆渡人饮食的重要补充。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不少储存野果的灰坑, 有的是麻栎果满坑 ,有的是橡子成堆,有的是整坑酸枣 ,有的菱角一坑 。这些果实中有的完好无损, 果实饱满, 表明河姆渡人采集经济比较发达, 还略有富余。但河姆渡人的采集范围不可能局限于上述几种植物, 还应包括其它可食植物根、茎、叶、花、果等 。有时人们也拣拾鸟蛋或割取蜂蜜等 ,只是这些采集物没有引起重视或不易保存罢了 。再则, 河姆渡人也种植蔬菜 ,如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葫芦籽、葫芦皮, 可能是当时种植的蔬菜,以丰富人们的饮食生活。

采集天然食物是河姆渡人饮食的重要补充。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不少储存野果的灰坑, 有的是麻栎果满坑 ,有的是橡子成堆,有的是整坑酸枣 ,有的菱角一坑 。这些果实中有的完好无损, 果实饱满, 表明河姆渡人采集经济比较发达, 还略有富余。但河姆渡人的采集范围不可能局限于上述几种植物, 还应包括其它可食植物根、茎、叶、花、果等 。有时人们也拣拾鸟蛋或割取蜂蜜等 ,只是这些采集物没有引起重视或不易保存罢了 。再则, 河姆渡人也种植蔬菜 ,如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葫芦籽、葫芦皮, 可能是当时种植的蔬菜,以丰富人们的饮食生活。

(一)淀粉食物加工

我国古代曾流行“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 万民以济”说法 。从考古资料看,河姆渡人生活时期稻谷脱壳主要是使用杵臼舂捣。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曾发现 1 件杵头硕大 、断面呈圆形的木杵 。此外, 一些个体较大的自然卵石有可能当作石杵使用。陶臼仅发现 1 件,器形硕大而器壁厚重粗糙, 形似陶盆而底较小。至于那些体型较大 、磨槽阔而平缓所谓石磨盘和天然砾石的石磨棒, 由于器形相对较小而浅, 难以用来脱稻谷壳, 可能是用来磨块根及米粉等的工具

(二)肉类食物加工

家畜和猎获物的食用前加工, 主要是刮掉皮毛和切割皮革, 然后再切成碎块 ,以便于煮食 。前不久笔者参加的鲻山遗址发掘中 ,我们曾发现成堆鱼鳞 ,表明河姆渡人吃鱼前也刮去鱼鳞 。河姆渡人加工肉类食物的工具 ,主要是燧石质打制刮削器、石斧 、石锛和石刀等 ,它们器形都较小巧 ,可直接手握,有的也可装柄使用

家畜和猎获物的食用前加工, 主要是刮掉皮毛和切割皮革, 然后再切成碎块 ,以便于煮食 。前不久笔者参加的鲻山遗址发掘中 ,我们曾发现成堆鱼鳞 ,表明河姆渡人吃鱼前也刮去鱼鳞 。河姆渡人加工肉类食物的工具 ,主要是燧石质打制刮削器、石斧 、石锛和石刀等 ,它们器形都较小巧 ,可直接手握,有的也可装柄使用

家畜和猎获物的食用前加工, 主要是刮掉皮毛和切割皮革, 然后再切成碎块 ,以便于煮食 。前不久笔者参加的鲻山遗址发掘中 ,我们曾发现成堆鱼鳞 ,表明河姆渡人吃鱼前也刮去鱼鳞 。河姆渡人加工肉类食物的工具 ,主要是燧石质打制刮削器、石斧 、石锛和石刀等 ,它们器形都较小巧 ,可直接手握,有的也可装柄使用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 河姆渡人的炊煮食物的方法主要是烤、煮、蒸三种 。

(一)烤

是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炊煮方法 ,不需要用任何炊煮器具, 直接把兽肉及植物果实等放在火中烧熟即可食用 。在离河姆渡遗址仅 1 公里的鲞架山遗址发掘时 ,曾发现 2 处河姆渡人烧烤食物的遗存 。一处遗迹在平地上, 由一些杂乱树枝堆成, 其中部树枝有火烧痕迹, 周围则散乱地分布着烧烤过碎骨及食余残骸。另一遗存原为灰坑 ,淤积一半后,人们便在上面填上一层石块作为烧烤面, 其上是一层灰烬夹杂鱼骨及野兽骨堆积 ,一些骨骸还因火烧而呈黑色 。上述资料表明在河姆渡人中用火直接烧烤肉食的作法仍较为盛行

(二)煮

是一种最普遍的炊煮方法 。它是将加工完食物放入陶釜中 ,同时加上足够的水 ,然后再用火加热陶釜,使水沸腾以煮熟食物 。这种方法是河姆渡人煮米的饭、肉类食物及野果等最常用方法 。河姆渡遗址出土陶釜底部或陶片上见到的烧焦米粒残渣或“锅巴”, 是河姆渡人用陶釜烧煮米饭的证据 。从这些烧焦米粒残渣及“锅巴”分析 ,河姆渡人烧煮米饭如《孟子·滕文公上》及《礼记·檀弓上》中所记载的“ 饣 粥而食。”其米水比例当介于现代人烧干饭和煮稀饭米水比例之间 ⑨。而河姆渡出土陶釜内发现龟、鳖 、鱼类遗骨,应是河姆渡人煮熟后未食用完的遗存 。

(三)蒸

是利用蒸汽热能炊煮食物一种先进的烹饮方法 。河姆渡人使用甑外形如陶盆, 底有许多孔,孔径 1 厘米左右 ,其上有盖 。使用时先将食物放入甑内, 再将其置于釜上 ,釜内加适量水 ,然后在釜底加热 。由于甑与水保持有一段距离,因而水沸腾时不会触及食物,从而使食物的营养价值全部保存在食物内部。从甑孔径看,河姆渡人蒸熟食物主要是野果及兽肉,而不太适用于稻米。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史记》等古籍中的“饭稻羹鱼”来概括河姆渡人饮食习俗。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史记》等古籍中的“饭稻羹鱼”来概括河姆渡人饮食习俗。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史记》等古籍中的“饭稻羹鱼”来概括河姆渡人饮食习俗。

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等打猎工具，也有装饰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纺织工具。

河姆渡人生活在长江流域，在浙江余姚市河姆渡村，住干栏式房屋，原因是该地温暖湿润，水网密布。

主要种植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