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04 03:13
河姆渡一带系沼泽地,河姆渡人建造住宅时,木桩上架设纵横交错地龙骨(地梁),其后于地梁上铺设10多厘米厚地板,地板上再立柱、架梁、敷橼、盖顶。地板起防湿、御虫蛇作用。其下可用来豢养家畜。地板上为起居住室。从柱子高度看,人还不能直立进出,但较巢居已大有进步。房屋规模大小及内部结构,视居住成员多寡而定,从住宅营建看,河姆渡人已较熟练地掌握伐木、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建筑构件技术,梁柱间已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不同榫卯形式均基本符合受力要求,与晚期木构大致相同,木构件上刻有双圆、直线、斜线、植物茎叶等装饰图案。因工具限制,加工显得较粗糙。销钉的使用和企口板的发明,揭示七千年前先民已较熟练掌握房屋建筑技术,体现原始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毅力,为中国古典建筑木结构技术对世界建筑史的独特贡献奠定基础。遗址还出土6支木质船桨,1支外形基本完整,轮廓清楚,分桨柄、桨叶两部分,一块原木制成,形如长柄树叶,柄上刻满线条组合图案,轻巧实用,与现代游船划桨大体接近,是中国已发现船桨中最古老一支。船桨及一只陶舟均证明河姆渡人已开始用船、筏载人荷物、浮水采集。第三、四文化层中还出土200多件木器,有刀、匕、锤、铲、矛、碗、筒、小棍、器柄、纺轮、蝶形器等,不少器物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少见或未见。用于生产的占大多数,木锤系加工锤击工具,木予是狩猎扎戳武器,木碗为生活用品,木质器柄则是石器工具发挥更大效用的附属件,小木棍既是农业点穴播种工具,也是采集野生植物时挖根刨茎的采集工具,木器制作大多要经过切断、剖开、削、茬、挖凿、修磨、髹漆及火烧硬化等工序,其中碗、筒、蝶形器制作颇精细,表面经过磨光、髹漆,出土时油光可鉴,出土的20多只木筒系用整段木材制成,形似毛竹筒,内外壁锉磨光洁、内壁还凿有一浅槽,塞以圆木饼,有的外缠藤篾,可能作敲击乐器用。第二文化层中发现木架方形井,证明河姆渡人已掌握凿井技术。众多保存完好的木器出土,为世界木器工具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门前化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