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第二部 新领地

第三部 大人物

第四部 战斗

《河湾》以后殖民时代动乱的非洲国家为背景，用一个在非洲谋生的印度裔杂货店主的口吻，说出了人们不想看到、不愿承认、更不敢说出口的真实：殖民地独立之后，非洲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远远超过殖民地期间。他们在挣脱了部落的枷锁和殖民者统治后，却无法进入现代人的生活。《河湾》被称为奈保尔的巅峰代表作，它是奈保尔继《自由国度》之后的第二部非洲题材的小说。

二次大战结束后，欧洲人纷纷自殖民地撤退，非洲国家也一个个独立起来，迈向现代世界。然而急遽的变革带给非洲人民的只是茫然、不安和骚动，抗争四起，到处都是流血叛变。《河湾》写的就是刚果那段内战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的历史。

萨林姆

萨利姆祖籍印度西北，自幼生活在东非海岸，此地早先由于多种移民的杂居地而形成一种印度洋文化。由于欧洲殖民文化的入侵，再加上自幼便接受英式教育，萨利姆感到无法与此地的穆斯林文化传统相融并强烈地感受到外来殖民文化与本地传统的差异。另外，由于这种差异而导致本地传统与外来文明的文化冲突，使他深深感到缺乏安全感。于是萨利姆离开故地前往非洲中部位于一条大河边上的小镇开店经商。他原本只想到外面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然而在河湾镇，萨利姆与一群同样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外来移民一道陷入了因本地文化对外来文明的抵制而变成“夹缝人”的尴尬困境中。最后，萨利姆几乎经历了一场从毁灭到毁灭的历程，在无奈中离开河湾，开始了无根人悲凉的漂泊生涯。

萨利姆正是受到欧洲强势殖民文化的影响，而同时本地日已僵化的传统文化使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为了重新定位他的文化身份，所以他要开始寻觅一种“新的发现”，一种自我的文化认同和人生的价值，正如他在文中所言，“我只有独立出来，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 。于是，他买下纳扎努丁的商店，驱车前往非洲中部位于大河旁的小镇开店经商。所到之地刚经历过一场动乱，小镇形同废墟，在这个“黑暗深处”，萨利姆感到“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河湾镇所在国刚刚独立不久，新总统又称“大人物” 来自丛林深处，在殖民期间曾在首都受到宗主国殖民文化教育，国家独立上台后，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新的“非洲”，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独裁统治，使他的人民蒙受了深重的苦难。

因达尔

另外一个主人公因达尔，因厌恶河湾地区封闭落后的生活，到英国去留学，谋取自己的成功之路，寻找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归属。尽管他对宗主国的价值观极力膜拜，但是英国并没有接受他。在毕业前夕，他的同学都找到工作，由于种族歧视而只有他的工作毫无着落。在伦敦街头，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之后，因达尔意识到遥远的家乡才是他一展才华的天地。但回到家乡后，经历一阵失意之后，他又感慨到：“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我们的牢笼”，“我那作为一个漂泊的痛苦是虚假的，我对故乡和安全的梦想也只是离群索居的幻梦而已”。马赫士，舒巴这一对亚裔夫妇因违背家庭传统，追求自由的爱情，被迫从东非海岸逃到河湾地区定居。萨林姆发现他们的生活与外界完全脱离了联系，孤零零地呆在非洲，陷入了日渐腐烂败坏的生活。

殖民模仿

《河湾》的主题思想之一即殖民模仿。文本揭示了那些二战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河湾》小说中，奈保尔如实描写了殖民体系解体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殖民模仿特指殖民统治结束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前宗主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殖民渗透过程中对他们的盲目模仿。许多理论家和批评家都曾就这个主题发表过见解。雅克·拉康认为，模仿的效果是隐蔽，它并不是与背景协调的问题，而是依附着斑杂的背景变成斑杂。而霍米·巴巴认为殖民模仿是一种复杂、含混、矛盾的表征形式，而且模仿自身也在不断地产生延迟、差别和超越，一方面，模仿是一种拒绝、不服从和摒弃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挪用一切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来改革、调整和规范自身。另一理论批评家艾勒克·博埃默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殖民地的本土人可以把对殖民者行为的模仿变成一种反抗的策略，他们取来白人的语言，稍加改动，就可以为自己说话。在《河湾》中，奈保尔却通过描绘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现实，揭示了盲目模仿并没有解决殖民统治结束后独立国家面对的任何问题，更没有实现对宗主国统治的颠覆。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非洲国家处于贫困落后、四分五裂的状态。然而获得独立后，非洲人民并未迎来所期望的和平与繁荣。相反，他们所遭受的灾难更甚于殖民地时期。《河湾》中，奈保尔笔下的非洲人几乎都被描绘成拙劣的模仿者。这些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人盲目模仿前宗主国或发达国家，如模仿发达国家人民的奢侈生活，模仿西方的黑人民权运动，模仿白人对其他人种的歧视，模仿法西斯的恐怖宣传等等。模仿导致了非洲国家经济上的不独立及精神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小说中，这种依赖主要表现在：“一切不属于非洲森林的东西，比如金属、机械、电线等等”遍地都是。但非洲人仅仅只是消费者，他们不能生产商品，却以消费西方商品为时尚。“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也照样过来了。这都不是必需品⋯⋯要是⋯⋯该多福气啊！”他们只对新东西甚至现代化的东西感兴趣，但他们都只是在盲目地消费西方来的现代化商品，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用途，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竟然被用来泡木薯。“我们制造不了，但可以买进卖出。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原理是什么。只要有钱，就可以把这些神奇的东西吸收到丛林深处来，让我们如此随意地买进卖出！”而他们买进卖出的正是小说叙述者萨林姆口中的“垃圾”，而且都是些“过时的垃圾”。正因为这种贪婪的消费欲望，传统文化逐渐消失了，“这儿什么也没有”，非洲人在当今世界注定处于被动的模仿者地位。就像不断涌入的“垃圾商品”一样，水葫芦也是非洲森林的“新东西”或“河上的新东西”。它们从南部漂过来，几年前才出现在河道上，是本地人的新敌人。水葫芦“粘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毁掉它，但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这正是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的真实写照，也是奈保尔在作品中力图说明的问题：由于前宗主国强有力的经济渗透，非洲国家面临现代化时根本无法保持其传统的价值观，而只能处于盲目模仿殖民者的境地。

非洲国家在其争取独立后，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不顾自己具体国情，一味模仿西方前宗主国的政治理念和具体措施。新总统“大人物”效仿欧洲人，大搞个人崇拜，把“圣母育婴图”挂满国家的角落，并在与他母亲有关的各个地方，建立了朝拜的庙宇，在非洲兴起自己的“圣母朝拜”。“大人物”模仿一种政治生活，照着他在西方见到的样子展示权力，凡事都要找个仿效的榜样，就连他向自己顾问的妻子问候的方式也是从戴高乐那里学来的。当然，“大人物”永远不可能明白法国政治的实质，因为那种政治并非产生于他自己的文化，他所模仿的只不过是与非洲经验迥异的政治生活的表面程式。新总统“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避开了真正的非洲，也就是由丛林和村庄所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洲，而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总统决定模仿欧洲，在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异想天开地创建所谓“现代非洲”（新领地）。新领地的建筑风格是总统年轻时受欧洲建筑风格影响的反映，于是建有许多现代化建筑的新领地变成了体现西方价值观的一个欧式样板。“大人物”本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新非洲的新领地最终免不了衰败的命运，因为他所建的非洲并不是真正的新非洲，而只是欧洲的陪衬物和仿制品，只是“失败和屈辱”的标志，就像小说中惠斯曼神父预言的那样，“非洲式的非洲将要停止，欧洲的移植将取得成功”。这种照搬照抄式的模仿虽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但因为他既无法摆脱原宗主国文化的影响，又无法摆脱深深植根于他意识中的丛林法则的束缚，遵守丛林法则与外来文明之间充满了尖锐的冲突，他的模仿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而不是安宁和幸福。总统在非洲的丛林边上糅合出了一个半生不熟的社会。

小说中知识分子对欧洲帝国中心的盲目模仿。雷蒙德是来自总统身边的欧洲顾问，这位来自欧洲的历史学家，把所有时间都花到记述这个非洲国家历史的著作上，却永远也没能写出那部所谓的“历史巨著”。因为他关于非洲问题的文章，都只是政府告令和报章摘抄的拼凑而已，根本没有根据自己的经验对非洲的现实作一番细致分析。而此前非洲的历史全都是欧洲人写的，从书本上得知的有关印度洋的知识都是由欧洲人写的”自然带着欧洲人的主观或不少偏见。萨林姆的朋友因达尔不同于一般的欧洲专家，他是出生于东非海岸的印度人，由于不甘处于世界边缘位置，便去了欧洲文化的中心英国留学，后来加入一个奈何尔未交待其性质的组织，到“新领地”的大学文理学院执教。因达尔的言谈举止处处流露出刻意模仿英国的风格，说起话来字斟句酌，深思熟虑。他所在的组织背后受到一些神秘人物的操纵，“迫使他走向他们指的方向”，后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原来自己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非洲土著青年费尔迪南接受了欧式公立学校的教育后，自视为非洲的新人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他能重复的只是他在学校里听到的只言片语，在模仿中却弄巧成拙，结果是既不能成为欧洲那样的文明人，又不能再回归丛林，只能充当“大人物”的爪牙。费尔迪南的例子说明在百废待兴但又处于独裁统治的非洲，一味的欧式教育毫无用处。“事实上，我们受的教育愈少，我们活得愈自在、愈心安、愈容易追随我们的文明往前迈进。”小说结尾处，费尔迪南这个肩负建设新非洲重任的土生土长的地方官也对生活充满了绝望：“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

结语

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意识的终结。前宗主国虽停止了军事上的直接占领，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仍对非洲国家进行着殖民渗透。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盲目模仿解决不了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模仿并没有演变成反抗，更没有实现对宗主国统治的颠覆，而是成了消极的逃避。事实证明，在多元文化共存和发展的世界中，一味模仿是行不通的，只有根据各国的特点，寻找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途径，摆脱宗主国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方能走出被殖民的阴影。“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这是奈保尔在小说中向读者传达的基本思想。

流亡

《河湾》的主题思想之二即流亡。

《河湾》揭示了生活在不可扭转的历史潮流中的个人和民族的生存状态，尤其展示了生活在河湾地区的一群形形色色流亡者的生存的困境和心灵上的困惑。正如南丁格尔所说，“奈保尔这部小说探寻了处在后殖民社会困境下个体生命可能做出的反应”。V.S.奈保尔刻画后殖民时代非洲丛林河湾地区一群流亡者的形象，如萨林姆、因达尔、马赫士、舒巴、惠斯曼斯神父、雷蒙德、耶苇特和墨迪、同时深刻地展现了他们所处的困境：不能融入周围环境，遭受置换带来的困惑。

1、河湾地区的亚洲流亡者

开创并引领后殖民诗学的赛义德论述道：“萨林姆就是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一则动人例子。他是祖籍印度东非伊斯兰教徒，离开海岸，旅行到非洲内陆，在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中历尽苦难仅以身免，小说中的新国家以蒙博托建立的扎伊尔为原型”。萨林姆《河湾》中的主人公和叙述者，在文章开头就交代了自己的家族史：他们生活在非洲东海岸已经好几个世纪，却与真正的非洲人分割开来。他们的家是属于印度洋的民族，祖籍就在印度西北部，但今天和那些民族相比，他们更像是非洲人。“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所以, 我们也不算那里的人”。他们没有家谱。家族的历史乃至整个印度洋的历史，他都是从欧洲人的著作中得到的。因此，他们没有自己的过去，也没有真正的归属。在宗主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强大的影响的下，殖民地人民对自我的身份和本族的文化产生了严重的认同危机。这些受过西方文化置换的人对前辈人沿袭的传统文化产生了疏离感，觉得与世界格格不入；而对外来身份的认同使他们反倒将西方当成想象的精神家园。

非洲各国在独立的时候，黑人占多数正在觉醒，成为统治者，白人正忙着撤退，而萨林姆的族群，却保持不变，坚守着本民族的传统。具有现代化意识的萨林姆在小说一开始时就看到了本民族文化的落后，保守，不求发展。因为不愿坐以待毙，永远作生活的边缘人，他选择了放弃本民族文化去认同西方文化，“我只有独立出来，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于是，他接受了纳扎努丁的好意，接受了他在非洲中心的河湾地区的小店，一个欧洲人建的城市，一个非洲的欧洲。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离开自己的社区, 抱着寻找欧洲文明的希望，踏上了寻求精神意义上和地域意义上双重流亡的路途。萨林姆离开自己祖辈居住的地方，来到达河湾处的国度。但是他来到这个新的国度，经历了萧条、繁荣、恐怖。于是，他决定前往英国。当站在伦敦机场，他发现这个伦敦并不是他心中那个代表理性，文明，先进，为他们提供商品，用语言滋养他们的伦敦，“我所见到的伦敦——即不是古老的欧洲, 也不是新的欧洲，它萎缩，庸俗，拒人千里之外”。在伦敦，经过一系列挫折，在彻底粉碎了他的西方文明的认同梦之后，回到河湾地区。非洲的本地人对这些移民也是排斥和鄙视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政府官员任意向他们乱收费，在经济国有化的时候，任意没收他们的财产。萨林姆的财产被没收，在茫茫的黑夜中，在飞蛾的陪伴下，又一次踏上征程，走上流亡之路。这个流浪者最终也只能坐船离开这个为混乱愚昧所苦的国家，不知前往何方，“他只能是一个永远的流亡者”。

另外一个主人公因达尔，因厌恶河湾地区封闭落后的生活，到英国去留学，谋取自己的成功之路，寻找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归属。尽管他对宗主国的价值观极力膜拜，但是英国并没有接受他。在毕业前夕，他的同学都找到工作，由于种族歧视而只有他的工作毫无着落。在伦敦街头，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之后，因达尔意识到遥远的家乡才是他一展才华的天地。但回到家乡后，经历一阵失意之后，他又感慨到：“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我们的牢笼”，“我那作为一个漂泊的痛苦是虚假的，我对故乡和安全的梦想也只是离群索居的幻梦而已”。马赫士，舒巴这一对亚裔夫妇因违背家庭传统，追求自由的爱情，被迫从东非海岸逃到河湾地区定居。萨林姆发现他们的生活与外界完全脱离了联系，孤零零地呆在非洲，陷入了日渐腐烂败坏的生活。

2、河湾地区的白人流亡者

当殖民主义的阴云在非洲大地上消散的时候，那些未撤离的殖民者及其后代就充当了新的流亡者。惠斯曼斯神父是河湾地区遗留下来的白人之一，他认为非洲是丛林地非洲，是一个奇妙地地方，那里充满着新鲜地事物，把自己看成渊源久远的非洲历史的一部分。他认为非洲的混乱和破坏性行为是暂时的，当产生新事物或局势转换时就没有这样的现象了。有着渊博的宗教知识，为了拯救消失的历史遗迹，他不遗余力地收集有“价值”的东西：面具和木刻。惠斯曼斯神父一生都在搜集面具，之所以在各地搜集面具，是因为他试图保存非洲的历史：并且，他认为这些独立的国家只是昙花一现，其宗主国肯定会光复。人们对惠斯曼斯神父搜集面具的看法有所转变。最初，当地的人们对惠斯曼斯神父是很崇拜﹑很尊敬的，因为他在帮助他们寻找失去的文明，“大家都把他当作朋友”。但是人们后来发现，惠斯曼神父收集面具供人参观，并不是真正尊重非洲，热爱非洲的表现，而且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窥视非洲原始落后文化的好奇心。最后惠斯曼神父被非洲的神秘组织杀害，原因是“对非洲宗教的不敬”，因而他拥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惠斯曼神父生前热爱生活，迷恋欧洲，发现了人性的丰富饱满，对自己的文明有独到的了解，试图用宗主国文明的光辉来普照河湾地区，对这个白人流亡者来说，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却落得成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雷蒙德和耶苇特，流亡到河湾地区的一对白人夫妻。雷蒙德原先是总统（“大人物”）的顾问，是“大人物”在欧洲留学时的老师。起先，在雷蒙德的建议下，“大人物”模仿欧洲建立新领地；还尽其所能模仿西方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效法欧洲政治生活的外在姿态，加强集权政治和接受了欧洲殖民者的一切模式以便获得权威。可是，一旦“大人物”羽翼丰满，本土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起来的时候，他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再需要雷孟德在旁指手画脚，甚至觉得“雷孟德在身边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于是，雷蒙德从权力的中心被流放在这个河湾地区小镇，被委派完成一部有关这个国家历史的巨著。而他所发表的一些论非洲问题的文章则使萨林姆大吃一惊，因为他过分依赖其它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根本不是对非洲现实所做的细致的分析，不过人云亦云而已。逐渐雷孟德境况日下，“他作为历史学家名声也逐渐被新一代专家所取代，再加上有关非洲的研究不再是欧洲社会所关心的话题，他的文章发表得越来越少并毫无意义”。只好每天无望地翘首盼望从首都传来总统（“大人物”）重新起用他的消息，日复一日地失望最终导致他的绝望。耶苇特、雷孟德的妻子在无聊中寻找刺激来消磨时光。最后，“雷蒙德和耶苇特都走了，谁都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萨林姆所见的其他欧洲人也经完全失去了在《黑暗的心》中征服世界的狂热的生命力、无比的自信心和彭湃激荡的勇气和力量。居住在河湾地区的白人，前途渺茫，惶惶不安，整天龟缩在自己的小世界中。

奈保尔将《河湾》小说设定在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里，这个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故事的叙述者萨林姆是一位印度裔穆斯林，他来到非洲内陆的偏远小镇经营一家商店。萨林姆在经历一系列波折之后，最终离开了小镇，不知去向。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运用了诸多象征手法，向读者阐述了殖民主义统治对非洲大陆的深远影响。象征是一种可以产生强烈共鸣的文学意象，它与象征所包含的寓意有着某种特殊的关联。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大量运用了象征与隐喻的表现方法，描述了他心目中非洲大地的文化生态和历史变迁，使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领略到奈保尔对非洲现实的真切感悟，所以，奈保尔作品中的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并不仅仅是文学技巧的简单运用，它是奈保尔精神世界的一种自然再现，也是对于处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洲人民的现实状态的真实展现。在《河湾》与殖民有关的象征的分为是表示“诡饰”、代表“暴力”和指向“附属”的符号。而这三者恰恰是对殖民非洲的真实写照。

一、诡饰性符号

在《河湾》中，奈保尔提供了两条与诡饰相关的格言。第一条刻在小镇码头门外的纪念碑上，意为“各族融合，团结合一，深合他意”。萨林姆在破败荒芜的码头边发现了这句格言，而周围的环境似乎暗示，整个小镇最终会遭遇不幸，化为废墟。当萨林姆前去拜访小镇的神父惠斯曼时，这位对非洲信仰怀有崇敬之情的神父告诉了萨林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来，这行拉丁文的意思是罗马诸神反对非洲大陆各种族间的融合，但小镇的人们却把它改为了和原来截然相反的语言，也就是说，变成了罗马诸神同意民族混杂。这种诡饰的做法让萨林姆大为惊愕。没过多久，纪念碑就被人毁坏，周围也变成了破败的废墟。更改格言的做法无疑是对罗马诸神旨意的背离。在蒂姆看来，“这种做法只能导致小镇走向毁灭，而萨林姆的这种想法后来也得到了证实。因为，纪念碑是在殖民时代刚刚结束时建立起来的，其本身作为殖民时期的功绩之一，是一种年代错误的产物，最终迅速土崩瓦解了。”第二个格言也同古罗马密切相连。在这个虚构的非洲国家，总统新建了一所学校，该校的校训意为“总有新东西。”然而在这个荒芜的非洲国家里，基本毫无“新东西”存在。除此之外，校训的诡饰性还体现在书中另一位人物费尔迪南的遭遇中。他开始是满怀期待地步入学校深造，最终却沦落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费尔迪南刻意地模仿达官贵人的举止扮相，期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最后却成为了这个充斥虚饰与谎言的非洲国家的随葬品。

由此可见，殖民带来的种种诡计现实体现在“有意识地曲解格言引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纪念碑本是具有神圣含义的象征，却并未建立在庄严肃穆之地；相反，纪念碑前的开阔地带是喧嚣的集市，丝毫没有敬畏可言。在《河湾》中，面具同样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整部小说中，有三处体现了面具的诡计性意象，有两处是真人如同面具般的面孔，另一处是惠斯曼神父收藏的面具。在西方文学中面具作为诡计性的象征可以追溯至济慈的诗歌中，这位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曾经“用面具来解释人性的特点。在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中，他回归到了古希腊或是日本的面具模式，用它们揭示生活中虚假的基本作用。”在奈保尔的《河湾》中，萨林姆初次与费尔迪南相见时，他便察觉出这个男孩独特的面部特征与非洲的传统面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费尔迪南的真实意图似乎总是掩藏在其酷似面具的脸庞下。他很少向萨林姆表露心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费尔迪南的疯狂、绝望并没有写在他的脸上，尽管这些特征实际占据了他性格中的很大一部分。费尔迪南诡计多端的一面在他偷窃惠斯曼神父账簿时暴露得淋漓尽致，让人突然觉得这个角色变得既陌生，又恐怖。在小说结尾处，费尔迪南成为了新领地的一位官员，解救了被困入狱的萨林姆。但那一刻，萨林姆仍然清楚地意识到，费尔迪南那张酷似面具的脸庞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

耶苇特在《河湾》中是个浅薄轻浮、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西方女性，但她的这些性格的特点并没有直接呈现在她的脸上，而是掩藏在她面具般的脸孔下。当萨林姆邀请耶苇特外出时，她面具一般的脸孔忽然变得布满笑意，与她平时的表情截然不同。她成为萨林姆的情人，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她厌倦了在非洲内陆国家单调而乏味的生活。最后，萨林姆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耶苇特虚伪而又诡计的一面，无情地撕破她的伪善假面，离开了这个女人。耶苇特精心设计的面具并没有拯救她的命运，只是使她的内心多了一层伪装而已。也许，面具的真实意义是作为神父惠斯曼的收藏品才得以展现。神父惠斯曼的收藏从传统的非洲雕刻制品，到充满神性的非洲面具，应有尽有。但令人震惊的是，惠斯曼神父去世之后，那些珍贵的面具收藏便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变得破碎不堪。作为对非洲信仰怀有崇敬之情的神职人员，惠斯曼神父一直坚定地维护非洲的宗教，他之所以收集面具，正是为了使非洲的种族信仰得以代代相传。但他不仅在混乱之中残忍地遭到杀害，而且苦心收集的面具也不复存在。如果面具是非洲文化的象征符号，那么神父之死，也使得这些受他保护的文化灰飞烟灭。由此可见，在奈保尔的作品中，其所代表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种虚假的、脱离现实的幻想。它们经不住岁月的涤荡，历史的冲刷。在《河湾》中，面具所包含的意象无论是在殖民时期，抑或在殖民结束时期，都是伪饰和诡计的象征。

对非洲圣母像的崇拜是小说里又一处象征诡计的意象。这个虚构非洲国家的总统希望通过崇拜圣母像的目的来达到宣传非洲妇女解放的宏大主题。然而，这种崇拜的诡计性正是体现在其与这位“大人物”的紧密联系上。实际上，圣母像的原型就是“大人物”的母亲。当地的居民越来越感到所谓的解放非洲妇女仅仅是空话，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而真正的平等自由也遥遥无期。圣母像的建立只是为了强化“大人物”对这个非洲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他不仅在首都建立了庙宇，还在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崇拜圣母的热潮。圣母像从首都到其他地区的逐渐扩散，似乎也印证了总统对国家渐渐强化的控制。总统让人们互相以“男公民” 、“女公民”称呼对方，却没有做出丝毫有助于改变非洲国家现状的举措。蔓生的崇拜让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幻灭感，从而加重了对“大人物”的虚假印象。在整篇小说中，“大人物”设想构建的新领地也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总统希望通过建立新领地的方式，让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然而，几乎所有新领地的新事物都与总统虚假的特征密不可分。“大人物”建立并且管理这个后殖民时期的国家，特别是他苦心在丛林中建立了现代化城市，还希望把丛林中生长的孩子变成学者。这一切都是这个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虚假现状的缩影。“大人物”建立了研究中心和大学城，但并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费尔迪南来到新学校接受教育，渴望学习理工课程，却发现人人都笼罩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中。他根本没有获得新知，反而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一丝隐忧。虚饰的新领地带来的仅仅是空虚和厌倦，并没有为国家的发展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随着新领地的逐步扩张，其内部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书中，奈保尔明显透露出了新领地的最终命运。第一个雨季刚刚过去，那里的许多路边植物都开始腐烂枯萎，似乎也预示着新领地最终会走向腐败，走到尽头。显然，在这片虚假的领地中，人们就像坐在失去指南针的帆船上，生命摇摇欲坠，理想遥遥无期。“大人物”承诺的种种愿望也如同泡沫一般最终破碎。

二、暴力性符号

在《河湾》这部小说里，奈保尔把虚构非洲国家蔓生的暴力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在故事情节方面设置了大量的杀戮、涂屠的场面，而且在小说中，非洲的热带国家繁多的动植物群落也充满了暴力的象征。而不管是这个国家的本土居民，还是外来的异乡客人，都处于凶残动植物的重重包围之中。丛林是小说里时常出现的自然景观，代表着潜在的危险，无边的黑暗和最终的绝望，也是滋生暴力之地。萨林姆越是驶向丛林深处，越是感到丛林黑暗的一面在向他袭来。萨林姆以及其他来到非洲内陆的他乡异客是无根的漂泊者，又是无关的局外人。期望在这个国家得到安全的保障其实只是这些人的幻想罢了。事实上，丛林作为黑暗与危险的象征在历代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根据费博的观点，“木头是自然界的基础，是最基本也是最低等的事物。”在《河湾》中，非洲热带的原始树丛蜿蜒曲折，继而让人无所适从。罗伯（Rob）认为，“丛林是奈保尔形容蛮荒的词汇，这个词与植物毫无关联。”在非洲树丛里，时常有凶猛残忍的热带动物出没, 而他们的存在也对人民构成了威胁。萨林姆在树林中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他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身份，却成为了暴力的无辜受害者，找不到出路何在。当萨林姆夜晚回家时，他感到了月光之下丛林带来的恐怖压力。在这种不安感的笼罩之下，萨林姆的生活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变化，而丛林的意象一直都是危险的化身。可以说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在独立时期，抑或叛乱时刻，这种危险都从未改变过。

水葫芦是《河湾》中最具特色的暴力象征。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因为水葫芦的暴力性最强，而是因为这种植物是非洲大陆的特有物种。奈保尔每次都把它与暴力的特征紧密相连。雨季时节，萨林姆在河堤漫步，初识水葫芦，“水葫芦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结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黏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河道的阻塞，意味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会给人们带来灾难，不同的只是水葫芦的暴力性是“隐型”的，非武力性的，它是以一种渐变的方式实施力量，比一般的那种依靠武器的物质力量实施的暴力更难以抵御。事实上，水葫芦不仅在物质上对当地居民构成威胁，在精神层面，它同样是暴力的体现。这种暴力形式体现它在与小说中的总统，即“大人物”的联系上。水葫芦是新事物，“大人物”的观念则代表的是新思想，表面看来， “大人物”把新思想灌输给了这些非洲民众，但这些观念实际上却充满了危险性与不确定性。水葫芦不仅让萨林姆感到陷入危机，更使整个国家都陷入不安之中，“水葫芦常常让人想起灌木丛林，它永无休止地阻挠着建设文明社会的企图。”更为明显的是，小说中的其他场景也暗示了水葫芦的暴力特性。当惠斯曼神父惨遭杀害时，“他们把遗体放入一只独木舟，独木舟沿着大河一直漂流，最后被水葫芦缠住，靠在了河岸上。”萨林姆注意到“河上的水葫芦还在，不停地飘游：在叛乱时期，他们诉说着鲜血。”这样把一种非洲的植物与血腥的暴力事件直接联系起来的写法，已经喻示着奈保尔要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象征性的内在联系。在小说结尾，萨林姆逃离了这个虚构的非洲国家，而水葫芦也在急流之处到达了它们旅程的终点。对主人公而言，脱离水葫芦的羁绊就意味着逃离这种象征性的暴力威胁。

三、结论

奈保尔是当代无可争辩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不仅题材丰富，而且寓意深刻。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剖析了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现实问题，探讨了殖民统治产生的影响。西方学者波尔（Ball）认为，奈保尔“并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第三世界的记录者和代言人。”在奈保尔的代表作《河湾》这部小说中，他运用了许多象征殖民的意象和符号，以此阐释殖民的过程，以及殖民对非洲大陆造成的后继影响。殖民过程由虚假政策手段开始，渐渐过渡到明目张胆的武装镇压，最后又导致了殖民地国家对宗主国的附属状态。表面看来，小说中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已经完全摆脱了殖民时代的屈辱历史，赢得了走向现代化的契机；但实际上，“大人物”不过是殖民者的另一种体现，其推行的非洲政策并未使这个国家从原始状态中解脱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奈保尔既是称得上是一名无根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多元文化学者。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视角让人们得以从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殖民给非洲大陆带来的种种影响。

文化身份的男权书写：解读《河湾》

1、身份放逐与性别困惑

小说《河湾》以印度后裔萨林姆在非洲内陆小镇河湾的经历为叙事主线，展现了前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却内乱不断的困境。然而，作品的关注点并不局限于后殖民时代的政治问题，而是延伸到前殖民地人民文化心理与身份意识的嬗变。如果说独立后的非洲本地人经过政治身份的更替置换，通过重构民族文化可以恢复文化自我意识，那么对萨林姆等移民后裔来说，殖民地的独立则意味着他们要直面痛苦而无奈的身份放逐之旅，而在文化认同的动态过程中萨林姆却又明显透露出对自身男性身份的性别困惑。萨林姆的祖先是穆斯林，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到东非海岸，“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形成一种印度洋文化，与非洲内地迥然有别”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萨林姆对欧洲与本地文化的差异极为敏感，但文化身份的意识却异常模糊，对文化他者的盲目排斥也始终伴随着自身的性别困惑。可以说，他既无历史的根基，也没有民族的文化，更没有理想的女性他者以建构自身的男性气概。生活在非洲东海岸已有几个世纪，萨林姆却与真正的非洲文化隔离：非洲女性在他眼中既丑陋又色情，她们“身材矮小瘦削，看上去像秃头，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工装”，而且据说“这里的女人你只要开口，他们随时和你睡，男人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女人的门和她睡觉”；有时他坚信自己是属于印度的穆斯林后裔，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看着自己的婶婶搽拭作为穆斯林神器的铜瓶，他又感到“这个虔诚的女人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屑”，而“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有时他崇拜欧洲文化并认为“如果没有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却又感到“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梦幻的欧洲女人自始至终也都没有给予他以性幻想的空间；有时他认同“我们阿拉伯人是当年的冒险家和作家”，时而坚持“‘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是我们波斯人”，却又憎恨阿拉伯人与当地黑人女子混血失去穆斯林的民族血缘和文化谱系，转而认定“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起来，我们又感觉自己是非洲人”。然而，无论从血缘关系还是人种特征来讲，作为“异乡客”的萨林姆都不可能属于非洲大陆；无论是从宗教信仰还是历史认同来说，他作为“说英语的老爷”，也不能融入真正的非洲文化；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欲望层次上来说，他作为格格不入的文化他者，也不会对非洲女人和本族女子产生任何同情和认同。身处非洲大陆的黑人文化之中，他既没有自己的过去历史，没有真正的未来归属，没有“自己的旗帜”，更没有对文化身份的自我意识。生活在非洲，熟悉非洲本土，但非洲人认为他是外国人；接受欧洲的教育，拥有宗主国的合法身份，欧洲人却把他当作印度或非洲人；他祖籍印度，认同印度文化，然而印度人又说他属于非洲。对于非洲、欧洲、印度文化来说，萨林姆只是民族文化中身份意识的隐性他者，至少是文化差异的参照物，只能游离在世界文化的边缘，在民族文化的夹缝中放逐自我身份。因此，他既羡慕于欧洲男人的文化权力，又惧怕非洲男人的本土意识，却更不满本族的男性的生存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身份放逐的萨林姆，性别意识是不完整的，或者可以说他的男性意识是被自我阉割的。本族女子为他所轻蔑，非洲女人为他所排斥，而欧洲女人对他来讲又不可想象。女性他者与男性理想的缺失，使得萨林姆陷入充满矛盾和无奈的性别困惑当中：虽然他很清楚纳扎努丁的女儿“受过更好的教育，论条件，她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却又感到“和她结婚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不过和她结婚也会压抑得不能再压抑”；他经常去找非洲女人过夜，却又不得不遮遮掩掩，以维护印度后裔的纯正血统和良好声誉；他渴望收获像非洲人或欧洲人那样完整的性别经验，却又苦于边缘身份的格格不入而无法建构理想的男性意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萨林姆来说，欧洲女人只会存在于白日梦式的性幻想中，而毫无情欲感觉和性别体验；非洲女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舒缓和释放过盛的性能力，而毫无心理欲望和性别情趣可言；本族女人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与本族男性完成古老印度文化的某种宗教仪式，而毫无自我意识和性别内涵。因此，既出于对文化归属的身份焦虑，也是由于对男性权力的性别困惑，萨林姆在非洲内乱前离开了生养他的东海岸，迫切地踏上了前往内陆小镇河湾的自我放逐之行，同时也开始了对自身性别欲望和男性权力的找寻之旅。

2、性别经验与父权政治

文化的错位使得萨林姆对欧洲、印度与非洲文化间的差异极为敏感，但身份的错位却让他在文化夹缝中处于三重的他者地位，“时刻感觉到自己处于不安与警觉之中，随时可能会被排斥，而无意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导致大祸临头”。在非洲内陆的河湾小镇，他既惧怕“大人物” 、“偶像”和总统这些内心矛盾的本土民族主义者，又羡慕在新领地的文理学院中像雷蒙德、因达尔这类靠“非洲题材发学术财”的寄生虫，却更加担忧仆人墓迪恢复的非洲本土意识与费尔迪南的新非洲人身份。实际上，让萨林姆恐惧的是自己在非洲文化中作为他者的危险境地，而让他无比羡慕得则是其他人作为男性在民族文化中所自然拥有的身份意识与男性权力。出于这种恐惧和妒忌交织的焦虑情感，萨林姆在对非洲土人妇女与欧洲白人女性的不同性别经验中，无不透露出某种看似迥异而实质相同的性别欲望与父权政治。按照萨林姆的说法，河湾小镇的唯一乐趣就是“啤酒、酒吧和女人”，“男女问题的随便是这个地方混乱和腐败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也不遗余力地花钱利用非洲本土女人来排解心理寂寞和身体需要。在他的眼中，这里的非洲女人要不就像女先知扎贝思那样具有浓郁异域性和魔幻色彩，要么就像他所临幸过的土著妓女一样身体黑瘦却情欲横流。或许在这些非洲女人的身体上，萨林姆找到的不仅仅是习以为常的生理愉悦，更多的还是久违了的权力欲望的心理满足。作为弱小他者的非洲女人对于他来说或许只是某种漂浮的性别符号，至多也就是男性权力的廉价慰问品。身份错位引起的权力缺失，使得萨林姆一方面极为担心让其他男性知道他与非洲女人厮混，另一方面又控制不住自己对非洲女人的身体欲望和权力诉求。在这种畸形的性别心理中，如果说萨林姆与非洲女人的身体龌和，暂时舒缓或者遮蔽了他对自身男性身份的性别焦虑，那么与欧洲女性耶伟特的罗曼体验，则使他在父权政治的性幻想中再次陷入文化身份与男性权力的双重危机。

萨林姆对耶伟特的最初印象，是源自她丈夫雷蒙德作为非洲问题专家的错觉，更是出于对于非洲领地中欧洲文化气氛的想象。新领地初次聚会的欧洲文化气氛让萨林姆着迷：天鹅绒、欧式别墅、琼·贝兹的歌曲让他流连忘返，而最触动他神经的无疑是聚会中跳舞的欧洲白人女性。看着她们跳舞，萨林姆“心里突然涌出一种温馨的感觉，好象突然发现了自己身上已经迷失的某个部分”。如果是跳舞的欧洲女孩唤起了萨林姆的性别潜意识，那么与耶伟特的交往则让他拥有崭新的男性理想和性别体验。耶伟特的黑色丝绸衫裤和白皙的双脚与非洲土族妇女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她的优雅谈吐与欧洲气质也与保守的穆斯林妇女形成明显的对照。对于耶伟特的白人身份，萨林姆承认，“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有点可怕，但正因为可怕，它也让我着迷”。耶伟特在萨林姆的生活中的确扮演了双重的启蒙角色：一方面，她的出现调整和控制着萨林姆的男性权力和性别欲望；另一方面，她的离去又触发后者潜在的身份危机和性别政治。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哪里有欲望，权力关系早已存在”， 萨林姆与耶伟特之间的性经验，实际上反映了性别权利关系的双向动态机制。表面上看，耶伟特对萨林姆的性交欲望，表现了欧洲白人宗主国文化对异域殖民地文化的猎奇心理；而反过来看，萨林姆对耶伟特的占有欲望，则体现了边缘文化的男性对欧洲女性的某种象征性的权力摄取和文化征服。关于萨林姆内心这种在性别与种族话语交织中的权力情节，后殖民批评家霍米·芭芭曾指出，“话语层面的殖民主体的构建，以及殖民权力通过话语的行使，要求以种族与性别差异的形式得以表达, 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变得极其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身体总是同时（或是矛盾的）表现为愉快与欲望的结构和话语、统治与权力的体系”。对于萨林姆来说，与耶韦特的偷欢的确是“全新的体验”，而失去她的想法却又“无法让人忍受” 。与耶韦特交欢满足了萨林姆对男性权力和文化权力的欲望，而她丈夫雷蒙德的存在却成为了萨林姆父权情节的潜在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耶韦特身体控制，成为萨林姆主体建构和权力认证的唯一手段，而耶韦特的身体则成为萨林姆与雷蒙德之间、两种文化身份和男性权力的权力对抗地带。出于身份错位的焦虑和非洲他者的敏感，在异乡客的诚惶诚恐情绪之中，萨林姆对雷蒙德从文化身份的羡慕转变为性别权力的妒忌，他无法忍受像雷蒙德这样窝囊的男人却能拥有耶韦特的身体和情感；而萨林姆对耶韦特的身体欲望，则由于她对雷蒙德的身份崇拜而转变为某种排他性的父权政治。出于这种父权政治的身份焦虑，萨林姆最终将自身的文化身份问题转向性别权力的验证，也就是转向对耶韦特身体的暴力控制：他不停地用巴掌抽打她娇好的脸庞，用脚踢打她丰满的臀部，甚至于不停地用吐沫啐向她的性器。或许，对于萨林姆而言，耶韦特的启蒙只局限于身体和性欲层面，真正的启蒙却有待于文化身份和男性权力的自我觉醒；但对于笔者来说，作者奈保尔对萨林姆不同性别欲望和身份经验的刻意描述，也同时透露出了这种性别身份与种族身体相互交织的父权政治。

文化身份的男权书写与小说主人公萨林姆相似，奈保尔也是祖籍印度的穆斯林后裔、成长于英属殖民地特里尼达，并从小接受英国殖民地的教育，同样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文化权力的焦虑。从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时间来看，奈保尔的创作归为后殖民主义时代，却对后殖民文学传统形成了某种颠覆性的挑战。在看似背悖的作品定位之中，奈保尔追求的是一种格格不入的身份书写，一种身份错位的自我表述。在小说《河湾》“身份困惑”和“非洲叙事”的双层叙述中，奈保尔对后殖民非洲的关注透露出他本人对移民后裔的身份焦虑，而通过萨林姆对自我身份的放逐历程，作者的身份困惑在多样化的文学世界里也得到暂时的舒缓。应该说，格格不入的身份经历提供给奈保尔的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视角，而作者本人的认同困惑和权力焦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又直接表现出某种赤裸裸的父权意识与性别政治。在后殖民文学的书写策略问题上，奈保尔比较赞同福朗兹·范农的观点，“殖民主义的终结意味着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同时消亡，新型关系并不意味着不同野蛮行为的交替，也并不意味着人为压迫形式的置换”。在奈保尔作品中，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二元对立的颠覆、殖民主客体的消亡促进的是后殖民文化的身份书写，而遗憾的是，在这种基于文化身份的新型叙事之中，殖民主义的压迫形式却转变为性别政治的权力表述。换句话说，旧有的父权意识得到了重新强化，女性群体取代了被殖民者的传统形象继而成为文化身份的他者、男权书写的被压迫者。奈保尔在文学题材上有意效仿的或许是约瑟夫·康拉德，他从这个描写帝国的移民作家身上找到可取之处，发现自身也有传统缺失和身份错位的经历，也同样具有文化认同的想象、身份书写的冲动和男权意识的表述。然而，考虑到他的“三重他者”身份经历，奈保尔对种族和性别的言论似乎没有了康拉德的那份强烈的欧洲情结，毕竟他的姿态是旁观者的，他的目光是游离的，他的作品也只是自我想象的身份书写。正如诺贝尔奖评委所言，“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泊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家” 。然而，在奈保尔的文学世界之中，男性角色总是内心丰富的文化主体，而女性人物却是边缘的刻板形象；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似乎也充满了男性权力和父权意识。对于奈保尔这种文化身份的男权书写，西方学者海伦·伍德曾指出，“他的想象似乎总是联系到对女性的暴力而侮辱性的再现，而这种性别的暴力是权力关系的扩展”。和小说人物萨林姆一样，作为前殖民地的男性代表，奈保尔在对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暴力侵犯中，总是在试图寻找一种“缺场权力的替代品”，而处于身份困惑中的个人关系似乎也总是为一种性别政治学所左右。文化的错位造成权力关系的失衡，而身份的错位却引发权力缺失的焦虑。萨林姆选择了身份放逐和身体纵欲以摆脱身份问题与性别困惑，而奈保尔却选择了性别臆想和父权政治以替代自身的认同困惑和权力焦虑。对于他们来说，三种不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或许只是父权意识的参照系、男性权力的验证品，在本质上都只是父权文化与性别政治中沉默的牺牲品。应该说，奈保尔等人的身份写作实践，引导了后殖民批评内部的视域转移，使其逐渐转向后殖民经验中“杂体性、异质性和分离性”的“散居美学”，具有某种正面的批评理论的导向作用。但是，在奈保尔式的身份叙事中，文化权力的问题总是转变为某种性别暴力的逻辑：女性群体总是缺席的他者，沉默的祭物，被身份错位所阉割的男性权力总能以她们作为替代品寻得自己缺席的文化权力。关于文化错位与身份写作的讨论，揭示了后殖民阅读政治的理论盲点，促进了后殖民文学研究的“文化身份”转向。然而，奈保尔式的身份写作, 在回归文本细读、关怀个体话语的文化潮流中，却又不合时宜地陷入了文化身份的父权政治。或许，奈保尔以及其它身份写作的实践者们需要特别警醒的是：后殖民世界中的女性群体同样具有文化表征的权力和身份写作的诉求，而刻意忽略了女性主体介入的身份书写或许只是性别政治的文学产物，其实质也无非是父权文化与男性权力的自恋性独白。

在《河湾》中，奈保尔以他具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所囿的详细考察，让读者看清了被隐蔽的一段历史的真相：即第三世界非洲国家在摆脱原殖民宗主国殖民统治后，一味抵抗外来文明的侵入，采取极端激进的政策，使人民颠沛流离，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反映出后殖民地边缘文化与欧洲主流文化的激烈冲突。同时，奈保尔用其客观冷静的笔触，审视了后殖民时代给失去文化之根的流亡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心灵的创伤，揭示了缺乏文化归属感的现代人尴尬的生存困境。总之，《河湾》让人们认识到，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意识的终结。对于生存于后殖民社会中的流亡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无法逃出自身的“文化之网”，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

——汪家海

V.S.奈保尔（V.S.Naipaul），英国著名作家。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著有《米格尔街》、《斯通与骑士伙伴》、《自由国度》、《河湾》、“印度三部曲”、《非洲的假面剧》等作品。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