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童传说

日本的河童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古时候的中国，河童叫“河伯”，或者是“水虎”。战国时代初期，在魏国邺县这个地方，每年雨季一到，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常常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当地的女巫以“河伯娶妻”为借口串通官员大肆敛财，并且必须牺牲掉年轻女子取悦河伯。“河伯”传到日本后变成了“河童”。日本民间传说中，河童大部分身高都在60厘米到1米左右，体重45公斤左右，很瘦，外形像4至10岁的儿童，发型呈碗盖状，头顶有一处像盘子一样凹进去的地方，里面有水，如果水干了，河童就会失去法力而虚脱，一个小孩儿都可以打倒它。有的地方河童的头为红色，有的为青黑色，有的为灰色，身体的颜色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河童的身上散发着鱼腥味，身体像泥鳅一样滑溜溜的很难抓到它。两只手臂是贯通的，一只伸长了另一只就会相应地缩短。手掌脚掌很长。手指和脚趾之间有蹼，脚印呈竹枝状，手腕很细，手掌像猴掌，但只有四根手指，指甲很长，眼睛圆圆的，眼光锐利，鼻子很长，长得像狗鼻。嘴上长着鸟喙，牙像龟牙上下有四颗。背上有乌龟一样的硬壳，手脚都可以缩进去。侧腹部有一块柔软的地方，那是河童的要害之处。河童长有三个肛门和一条短尾巴，被杀死的时候就会放出很臭的屁。

河童在日本国家是一种很重要的“动物”，翻译为“居住在河川的孩子”，在古代，人们认为河童是精灵，被当作河神来被崇拜。后来人们不再信奉河神了，河童就逐渐演变成妖怪形象。

日本国河童的来历：1、认为河童是水神的使者。古时候的日本人信仰和尊重水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神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有所动摇，不再是那么神圣高大，就演变成了妖怪河童的形象。2、传说河童来自于中国的黄河上游。据日本《本朝俗谚志》等记载，河童原本居住在中国黄河上游，其中一位名叫九千坊的族长带领部族成员东渡来到日本，定居在九洲球磨川，在这里繁衍生息，由于河童家族成员不断增加致使河童管教的难度增加，有些河童便开始出来扰乱当地居民。这就惹怒了熊本城城主加藤清正，加藤清正指使猴子打退河童，迫使河童许下不再加害当地居民的承诺，随后河童求得城主的谅解搬迁到了熊本县的筑后川，从此与人类友好相处。还有人认为河童是由木偶成妖而来的。3、相传，有一个名叫安倍晴明的法师，安倍做法事时要用一个有灵性的纸人，安倍的夫人非常害怕这个纸人，安倍便把它禁锢在京都的一条戾桥畔，后来这个纸人的子孙变成了河童。与此相似的还有另一种说法，4、民间传说，江户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工匠左甚五郎，左甚五郎在奉命修建一座宫庭时由于人手不够，便用稻草树枝之类的东西做成木偶，他给木偶施与法力，使木偶能像人一样干活，有了这些木偶，左甚五郎终于赶在规定的期限内造好宫廷。工程完成后，木偶们问左甚五郎没活干没饭吃的他们该怎么办，左甚五郎就让他们住到河里吃过路人的肛门球。这些木偶就住到河里成了河童。5、河童由动物成精而来。

1915年，尚在大学学习的芥川龙之介在给挚友恒藤恭的信中曾写道：“社会是丑恶的，自己也是丑恶的。而目睹这样的现实去生活更是痛苦的，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的话，那么这种安排就是最恶毒的嘲弄。有时‘我’曾想对神的复仇就意味着抛弃自己的生命。”芥川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和弊病，但他追求的理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他摆脱不了自己的阶级。

1927年发表的《河童》是芥川晚年一系列“不安”作品的代表作，从道德、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社会制度等等方面揭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发泄了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同时也流露出作者绝望厌世的情绪。晚年的芥川不但对现实社会感到了绝望，对人生也失去了信心。于是他颇费苦心地虚构出一个河童国，又选择了一个狂人为主人公，意在通过虚构的河童国影射当时的日本社会，借狂人之口倾泄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及绝望。

“狂人”——“第23号”

“狂人”恐怕已经三十开外了，乍看上去却显得挺年轻，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纹丝不动地抱着双膝，对医院院长S博士絮絮叨叨地讲了一个故事，三年前的夏天，他去攀高山，愕然之中落入河童国。

他给人讲河童国故事时表现得忧郁而安详。他的疯狂表现在他讲完故事后不管对谁都破口大骂道：“你这家伙也是个愚蠢、好猜忌、淫秽、厚脸皮、傲慢、残暴、自私自利的动物吧。”他看出政治和舆论均受资本家控制；他窥探出恋爱就是“不择手段”；他看透人民就是掌权者的棋子，为了一场因为一只雌河童而引起的战争；他看出纵然是“比尼古莱教堂大十倍的巍峨的建筑物”，也无法遮盖人类对自身信仰的怀疑。他还看出人性中自我中心的本性；在这个荒芜的世界上，他甚至觉得灵魂都不想存活。

《河童》主题思想：绝望的讽刺——社会丑恶“自己”也丑恶。

“狂人”在河童国看到一张为了消灭遗传，而号召健全的雌雄河童去和不健全的雌雄河童结婚的广告。他感到荒唐可笑，根本办不到。学生拉托便讽刺道：“办不到？‘我’总觉得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办着呢。你以为少爷爱女佣人小姐爱上司机是为了什么？那都是不自觉地在消灭恶性遗传呢。”作者在此借河童之口无情地讽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风尚。

由于大批新机器的发明，造成了大批河童的失业。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如此，这个国家却没有罢工的现象。据资本家嘎尔说：“那些职工都被杀掉当作肉食品了。”对此，“狂”人愤愤不平地问道：“难道你们的职工就一声不响地等着给杀掉吗？”培普回答道：“闹也没用，因为有职工屠宰法嘛。”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啊。河童吃河童不但明目张胆，还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吃河童的河童满不在乎地吃着被杀掉的河童的肉做成的食品。而即将被吃者，即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也毫无反抗之意，任人宰割。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幕呵，而吃河童者也毫不在乎地用嘲讽的口吻笑道：“由国家出面来解除饿死和自杀的麻烦，只让他们闻闻毒气就解决问题了，并不怎么痛苦。”说得何等轻松呵，但这字里行间都浸透了河童的血。在这轻松的口气里，狂放着无数在屠刀下痛苦挣扎的河童的令人心碎的呻吟。这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让人愤慨。然而审判官查喀却反唇相讥道：“别开玩笑啦，在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的女儿不也是在当妓女吗？吃职工的肉你感到愤慨，这是感伤主义。”——这讽刺多么深刻。

在河童国：小河童在出生前向他父亲表示：“‘我’不想出生，因为，首先仅爸爸的遗传性精神病‘我’就受不了，其次‘我’不愿做一个河童。”标榜代表河童利益的执政党——喀拉克斯的支配者却是资本家；整天给别人讲经传道，装得十分圣洁的教会长老，竟因偷妻子的钱去买酒喝，而被“大块头”的妻子，当着狂人的面撞倒在地。这一系列讽刺，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抨击了河童国的丑恶，也巧妙地讽刺了人类社会，一箭双雕。

芥川的讽刺辛辣、巧妙、幽默否定了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衰落的历史趋势。但他未提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特别是晚年，越发感到厌恶黑暗的现实社会，他对自己的没有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感到羞耻。他曾自勉：“芥川龙之介啊，芥川龙之介。把你的根牢牢扎下去吧。你是随风摇摆的芦苇。天有不测风云，你可要顶住呵。”但他终于没有勇气摆脱自己所处的阶级，“没有同新时代拥抱的勇气”。这就决定了他的讽刺只能是发自对黑暗社会的厌恶，对将来绝望的悲鸣。而不可能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积极的社会批判。

《河童》中的“狂人”，对当时的压抑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较清醒的认识，也对这种现实极度不满，然而仅此而已，没有反抗，只有逃避。

芥川不但将自己的思想寓于《河童》之中并且将自己的感情、内心世界的矛盾都寄于了《河童》之中。以新理智派著称的芥川，虽然一生抵制“心境小说”，但《河童》却是他自杀前心境的真实流露。作品中几乎无处不留下了作者自己的投影。可以说，《河童》是作家在矛盾、疑惑、绝望心境下的产物。通篇给人一种阴郁、压抑之感。当然，芥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也是相当激烈的。他目睹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恶果，他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但却没有同新时代拥抱的勇气。

辛辣幽默的讽刺

讽刺是芥川龙之介尤为擅长的艺术手法。疯人在河童国看到一张为了消灭遗传，而号召健全的雌雄河童去和不健全的雌雄河童结婚的广告，他感到荒唐可笑，根本办不到，学生拉卟便讽刺道：“办不到？‘我’总觉得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办着呢。你以为少爷爱上女佣人，小姐爱上司机，是为了什么？那都是不自觉地在消灭恶性遗传呢。”作者在此借河童之口无情地讽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风尚。当疯人对吃河童职工的肉感到愤慨时，被嘲笑说“这是感伤主义”，并被河童反唇相讥道：“在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的闺女不也在当妓女吗？”这讽刺多么深刻。小河童在出生前向他父亲表示：“我不想生下来。首先光是我父亲的精神病遗传下来就不得了。再说，‘我’认为河童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人类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父母只从自身利益着想，而忽视孩子的未来，本来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此时看来是多么荒诞无稽啊。而教堂里整天给别人讲经传道，装得十分圣洁的长老，竟因偷妻子的钱去买酒喝，而被“大块头”的妻子又骂又打。这一系列讽刺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抨击了河童国的丑恶，也巧妙地讽刺了人类社会，可谓一箭双雕。

芥川把虚构、夸张和讽刺作为揭露社会黑暗的重要艺术武器，使人沉浸在幻想国度中发笑之余，掩卷深思，进一步认识到被讽刺对象的丑恶本质。芥川的讽刺辛辣、巧妙而幽默，不仅否定了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衰落的历史趋势。芥川龙之介以河童国为蓝本，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等方面阐述自身完整的思想体系。

审丑艺术

作家不仅以河童国种种公开不讳的怪事、丑事来折射日本社会文明表象下隐藏着的黑暗和残忍，其中还包括法律的不公、战争的荒诞，“职工屠杀法”，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工业文明”的吃人惨象，河童国的政治关系，其实就是作家对日本社会情况的一种勾画。国家——内阁——政治家——新闻社——资本家，资本家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深入到人生方面，所有亲子、夫妇、兄弟等大家都互相苦痛的集合着，以此为唯一乐事而生活下去，尤其是“家族制度实在是愚蠢的愚蠢之至”，男女关系的混乱，宗教虚伪荒诞，“河童长老却说他根本不信奉这里的神明，末了还发生了长老夫妇为一袋金钱而打架的事”。还写到艺术界同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写到河童诗人的自杀事件。根据“狂人”的经历，河童国是人类社会的讽刺画，是一个滑稽的世界。在大街上可以看到，雌河童发疯似地追赶着雄河童，脖子上挂着一家大大小小，幼小的雄河童奄奄一息。

在河童国里没有生产的限制，但生产前必须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国家对绘画、文艺不加干涉，但却对音乐采取并不合理的镇压，其唯一的理由是，河童没有耳朵，即使是伤风败俗的音乐，河童也听不懂。另一方面机械工业迅猛发展，书籍制造也完全机械化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工人被解雇，即使如此也绝不会发展成罢工，因为国家制定了职工屠宰法，省去了饥饿、自杀的麻烦。政党的政策纯属乌有，政治家的一言一行都受到资本家的操控，左翼报纸也受资本家的支配，没有自由。在河童国里有基督教、佛教等各种宗教。

芥川创作的基点是暴露，无情地暴露，暴露社会生活中各色各样的丑态，审视现实生活中各色各类丑态的人生，丑态的社会。小说中所叙述的，无论是离奇荒诞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还是充满讽刺意味又发人深思的人物故事，都是昏暗一团，从中看不到一点一丝的理想之光。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等方面的病态的自私，都逃不出作者那犀利敏锐的目光，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丑。这似乎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丑的社会，丑的人性，可恨、可鄙、可耻的人性。

1、美在批判：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按芥川的话说，河童是缘自对一切事物——其中也包括对自我的厌恶而创作的。芥川龙之介在《河童》里流露出的心情，都是针对他所关心的问题，从内容上讲，作品以虚构的地下黑暗的河童国观照日本现实。作品对资本家发战争财，士兵受虐待，当权者对文化艺术横加压制等等予以揭露和批判，鞭挞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通篇在谐虐中寓有辛辣的讽刺。

“狂人”在河童国看到一张为消灭遗传而号召健全的雌雄河童和不健全的雌雄河童结婚的广告。他感到荒唐可笑，根本办不到。作者借河童之口无情讽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风尚。“在你的国家里，第四阶级的女人不也成了卖笑女了吗？对吃职工的肉表示愤慨是感伤主义”。这是芥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速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同时还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思想的“自然成长”。从形式上讲，作家用狂人讲述的离奇古怪的河童国来观照日本资本社会，实际是提供了一种象征物，一面哈哈镜。河童国的虚构，不仅成为故事内容的载体，为他对从社会到人生、历史、哲学、宗教进行全面批判提供了框架，而且这黑暗、古怪、丑陋的象征物本身也包含着巨大讽刺。作家用包含着阴郁、悲观、绝望、痛苦的“黑色幽默”来揭露社会中的丑恶和畸形事物，用幽默的苦笑掩盖憎恨、痛苦和绝望，这更显出浓重的悲剧意味。读者从他的幽默中，在感受到荒诞和苦涩的同时，也可感受到一种坚韧和力度，这就是从幽默的讥笑中产生的力量。在当时情况下，再没有比讥笑更尖锐的武器了，因为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嘲笑声。

2、美在审丑：芥川的一切的写丑都是为了达到让人觉醒、警示世人这一深度的美。芥川在《河童》中竭力塑造了一系列丑陋无比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在对这些人物嗤之以鼻时体会到整个小说的意旨，从而更好地体会整篇小说的美学价值，同时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审丑”在小说创作中异乎寻常的意义。

在日本，审丑性意识在文学艺术中历来占有一定地位，芥川作品都抛开了传统文学中对现实的反抗、爱情的追求、荣誉的渴望等所有理想的、崇高的、优美的悲剧审美和歌颂，把笔触伸向平庸、卑微、愚昧、残酷的事物和现实。并以独特的手法，从心理学的角度描写扭曲的人欲和变态的心理。芥川文学创作中审丑性的内容给予读者的是建立在哲学思考上的美的体验，是关于生存的卑俗、屈辱和冷峻的哲学。另外，《河童》的创作，还存在着结构散乱、情节不完整、语言晦涩滞重、人物形象平庸模糊的审丑性意味。作品还显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因为他似乎更着力于以平庸、丑陋的事物表现凝重的感受，用粗浅的笔致来开掘沉重的主题。这形成了芥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

河童世界存在的问题，都是作者自身痛切感触到的问题。

——吉田精一（日本文学研究者）

《河童》是一部类似《葛里弗旅行记》式的寓意小说，倾注了晚年的芥川的全部思想、感情。

——中村真一郎（日本文学评论家）

《河童》讲述了对河童即河童、人即人本身显露的厌恶和绝望。《河童》是作者在死之前的一幅荒凉的意象风景，是对走投无路的现实的最后的、毫无结果的反抗。《河童》不单体现了芥川龙之介的绝望、颓废的厌世态度，也表现出了他仍不放弃用笔墨对这一社会进行口诛笔伐。

——王传礼（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新思潮派代表作家，生于东京市京桥区入船街八丁目一番地（现在的中央区明石街），因辰年辰月辰日辰刻出生，故起名为龙之介。龙之介的父亲新原敏三从事牛乳业，母亲在他9个月的时候患了精神病，因此被母亲的娘家芥川家收养，在他13岁的时候正式成为养子。

在书香门第的芥川家，龙之介受到了文人气氛的熏陶，广泛阅读汉文古书。大正二年（1913）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学习，在校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等人一起出版发行了第三次《新思潮》，第二年发表了《罗生门》。大正五年，在第四次《新思潮》的创刊号上发表《鼻》。随后《芋粥》、《毛巾》等作品问世，由此确立了新人作家的地位。大正八年，辞去海军机关学校教官的职位，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职员，专心从事写作事业。

代表作还有：《戯作三昧》、《蜘蛛の糸》、《地狱変》、《奉教人の死》、《枯野抄》、《舞踏会》、《秋》、《杜子春》、《朱儒の言叶》《玄鹤山房》、《河童》、《歯车》、《ある阿呆の一生》、《西方の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