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当时的人卢若腾在诗中说：

“天寒日又西，男妇相扶携。

去去将安适？掩面道旁啼。

胡骑严驱遣，克日不容稽。

务使濒海土，鞠为茂草萋。

富者忽焉贫，贫者谁提撕？

欲渔无深渊，欲畊无广畦。

内地忧人满，妇姑应勃溪。

聚众易生乱，矧为饥所挤。

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

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

既丧乐生心，溃决谁能堤。”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

在严格的沿海迁界下，沿海人民离开了海，而台湾在缺乏物资的时候，也无法获得沿海地区的补给。大陆沿海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同时，也使得台湾方面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打击，客观上为后来的施琅收复台湾起到先决条件。

《南明史》中引用当时人的记载，广东的情况是“ 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李率泰本身是清廷的官吏奴 才，他当然没有任何将情况故意夸张的动机。而且注意，这是他的遗疏，也就这些话只有在他明知自己快死的时候，才敢大着胆子写下来。所谓的“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死掉了，这对照前面屈大均所说的“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便可以知道并非夸张虚语。按照他们的说法，清朝的沿海迁界是自从有广东这个地方来，生灵遭受的最大的惨祸，这话恐怕不仅适用于广东，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

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 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十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清人从降将黄梧之策，迁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入内地，禁出海，以绝接济，并毁郑氏祖坟。成功闻之，叹曰：“使吾徇诸将意，不自断东征，得一块土，英雄无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员上下数千里，尽委而弃之，使田庐丘墟，坟墓无主，寡妇孤儿，望哭天末，唯吾之故。以今虽披猖，亦复何用，但当收拾残民，移我东土，辟地休兵，养精蓄锐，以待天下之清未晚也。”

迁界禁海的实施，让曾经打败荷兰殖民者的台湾郑氏政权得不到大陆的物资，为后来施琅攻陷台湾，清朝统一全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迁界禁海对中国沿海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恶性影响，其残暴，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也严重摧残了明代晚期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和诸多闭关锁国的政策一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它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也对世界历史乃至世界近代格局都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