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莱姆里季斯的途中，查尔斯决定忘记萨拉，回到欧内斯蒂娜身边。他和欧内斯蒂娜订了婚，查尔斯成了商人，他们有了好多孩子，萨拉从此音信全无。可是，小说叙述者随即说，这不是小说真正的结局，它是查尔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最传统的、符合维多利亚标准的结局。叙述者说，实际的情况是，查尔斯在埃克塞特停了下来，去了萨拉所住的旅馆，萨拉正在那里等他。萨拉引诱查尔斯上了床，他们经历了不足90秒的鱼水之欢，查尔斯发现萨拉还是个处女，她和法国中尉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萨拉承认这是事实，她编造故事的目的是把自己从传统中解脱出来，她把查尔斯送出门外。查尔斯去了教堂，他忽然发现，萨拉不是梦幻，而是实实在在的人。

查尔斯给萨拉写信，说他要娶她为妻。但他的男仆萨姆背叛了他，没有把信送出去。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解除了婚约，他返回旅馆，萨拉却早已离开，不知去向。查尔斯因为解除婚约而惹恼了欧内斯菩娜的父亲，他诉诸法律，把查尔斯搞得声名狼藉，无法在上层社会容身。查尔斯四处打听萨拉的下落，他还去了美国，在那里，他发现自己比在英国自由多了。几年的寻找没有结果，正当他即将忘却此事时，他忽然收到萨姆于方百计托人送来的信息，说萨拉就住在伦敦。原来，萨姆已经和玛丽结婚，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劳，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阵营，生活富足之后，他开始对自己背叛主人的行为感到愧疚。他意外发现了萨拉的住处，便设法告知查尔斯。查尔斯找到萨拉，她已经成为声名狼藉的艺术家但丁·罗塞蒂的秘书兼模特。萨拉对查尔斯说，她永远也不会嫁人，但是，当查尔斯转身离开时，她把他们的女儿抱出来，查尔斯和萨拉都拥抱了他们的女儿。小说的作者远远地看着，他把手表往回拨，倒退了15分钟：这一次，读者看不到他们的女儿了，萨拉拒绝了查尔斯的请求，不肯和他结婚。查尔斯孑然一身，离开萨拉去寻找新的生活。

时代背景

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第二次改革法案，同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提出“现在是在投票箱前给予妇女平等权的时刻了”的年份。这时的英国已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盛世”。

英国在19世纪度过了“饥饿的四十年代”以及宪章运动的三次高潮，以后进入相对稳定的维多利亚盛世，从历史的角度去看，那是一个在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和思想文化都有长足进步的时代；同时，那也是大多数人过着贫困生活，城市和乡村充满非正义的年代，特别明显的是，它在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上有着因循守旧、妄自尊大、虚伪自私的特点。

创作灵感

196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福尔斯半睡半醒，他的大脑中持续不断地浮现出一个孤独女子的形象。该女子久久地伫立在空荡荡的码头上，远眺着大海。作者想该女子是维多利亚时代受谴责者的形象，是一个被遗弃者的形象。福尔斯不知道她犯了什么错，该女子这一神秘而孤独的形象，强烈地吸引着作者，以至于福尔斯中止了正在进行中的小说创作，而转向《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写作。

查尔斯·史密斯

男主人公查尔斯，32岁，是一位贵族青年，对古生物学和地质学颇有兴趣，他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很深，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和虚伪。在去见未婚妻的路上在莱姆镇偶然遇到了萨拉。查尔斯却被这样一个神秘的姑娘吸引，短短的几次交流中，查尔斯发现萨拉是一位有着过人智慧和坚定意志的女人，查尔斯深深地被萨拉的魅力吸引了。他摒弃了世俗的偏见，忠于内心，与未婚妻欧内斯蒂娜解除了婚约，与萨拉结合。该小说出现三种结局：查尔斯压抑自己的感情，与欧内斯蒂娜结合，并孕育了7个孩子；查尔斯千辛万苦找到萨拉，他们孕育了一个孩子，全家团聚；查尔斯找到了萨拉，此时的萨拉已成为独立的新女性，不愿意被婚姻束缚。

萨拉·伍尔夫

萨拉，是一个出生于贫苦雇农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祖先出身高贵，到她父亲这一代才衰落下来。父亲送女儿到寄宿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她18岁学成归家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在她当家庭教师谋生期间，一艘法国轮船沉没，幸存的法国中尉在懂法语的萨拉的照顾下康复，并与她海誓山盟，答应很快从法国返回接她；传闻她与中尉发生了关系，但中尉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抛弃了她。有关她的流言蜚语传遍了莱姆镇，她成为声名狼藉的“法国中尉的女人”。

她后来成了家庭教师。萨拉全身黑色的打扮，衣衫在风中飘拂，而人却纹丝不动。她故意编造种种虚假故事，故意做出一些神秘行为，制造许多假象以掩盖真实的自己，维持自我神秘的外在形象。给查尔斯送纸条、秘密写信，她将名字颠倒为拉夫伍德等一系列行为，都是她遮蔽自。她身上充满矛盾。明明是处女一个，却谎说自己已委身于法国中尉，于是人们都骂她放荡，称之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她却不以为意，安之若素。然而，她的这种不顾一切，正是对当时伦理道德的蔑视和反抗。

“自由”与“颠覆”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中，作者表达了两种类型的自由。其一是主人公在与世俗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获得的身心自由。这是通过讲述故事，交代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而产生的传统的主题意义上的自由。另一种自由，是读者与主人公一道，摆脱传统叙事权威的控制，而获得的自由。

人有选择的自由。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不是那种终生恪守一个原则来砥砺自己行为的道德修养和磨炼，它不遵循任何规律，也不遵守任何规范。在查尔斯眼中，萨拉是神秘莫测的，是捉摸不定的，与同时代的女子大相径庭。查尔斯不知不觉爱上了她，并与之接触渐多，直到发生了关系。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萨拉是个处女，查尔斯这才发现，先前萨拉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那么，为什么萨拉要撒谎？为什么她要用坏名声来糟踏自己？理由很明显，这是萨拉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或策略。她要通过谎言，使自己处于

困境之中，甚至绝境之中，这就是萨拉的自由观。总体上说，这种自由观是否定的而非肯定的，颓废的而非进取的。在她那里，自由并不意味着力量、能力，也不意味着一定成功，在她的逻辑中，自由选择仅仅表现为抵制和排斥，即对自身所处的困境说不。所以，萨拉提倡，我们愈是处于不利的境遇，就愈有施展自由的余地。萨拉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忠实地为自己的信仰而战。处于自己编织的谎言之中，面对人的讥笑与鄙视，声名狼藉的她，生存环境的确堪忧。然而这种境遇就是萨拉想要的，无论她的外形还是行为举止，都与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但在查尔斯看来她是难以捉摸、与众不同却又独具魅力的，而在世俗者看来她是如此离经叛道。萨拉明白，自由就意味着去行动，她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体验：孤独、忧郁、嫉妒、怨恨、欺骗与诱惑。这每一种情绪或体验都是通过她的自由选择来实现的。萨拉认为，在品味个人处在特定境遇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感受与情绪体验后，才能洞悉人生的真谛。

恋人们一方面渴望成为对方爱恋的对象，放弃了主体性，根据对方的喜好在改变着自己，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意识强加在所爱之人的身上，剥夺了对方自由的权利。正如萨拉所说的，“‘我’担心的不是您，而是您对‘我’的爱。‘我’深知，在婚姻与爱情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侵犯的。”在该小说的第三个结局中，查尔斯见到萨拉后，请求与她结合，却遭到拒绝。萨拉决心终身不嫁，因为婚姻将剥夺她的自由，使她失去自我的独立。

这个结局应该是萨拉的完美结局：追求完美的自由。她从开始撒谎起就注定了这个结局，自始至终她都为这个目标而努力，最终实现了。这完全是存在主义自由观的阐释，萨拉不愿意承认他人的主体性，婚姻就是如此，因为萨拉不可能同时占有爱情和完美自由。既然萨拉的追求是后者，那么她就必须舍弃前者，这是她的绝对选择，只有这样绝对自由才能变为现实。

萨拉——世俗传统的颠覆者：萨拉是一个追求完美自由的存在主义者，同时，她也具有挣脱世俗、反抗传统的颠覆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萨拉颠覆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令人称道的家庭生活，为当时的中产阶级树立了行为的典范，维多利亚女王身居皇位，也不忘女人的天职即相夫教子。所以当时的女性，只要求被看见而不是被听见，女性的地位很低。

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禁欲主义，强调对思想和情感的禁锢，使社会对女性充满了偏见。神学家们认为，女人是魔鬼撒旦引诱男人入地狱的诱饵，女性美被认为是她们堕落的根源。但是对于一个富有的女性而言，美貌会使她的姿质与品德更加耀眼夺目；对于普通姑娘来讲，美艳就预示着她声誉的逐渐败坏；没有财产的保护，漂亮的女性很容易成为那些不择手段的捕猎者的囊中之物。萨拉便是这群不幸女性中的一员，被称为“法国中尉的娼妇”。男性由于自身的自然条件，经济地位，作为社会主体，在一切社会领域都风光独占，而女性娇小、柔弱、无力等自然特点，使她们倍受忽视，一直处于性别的劣势，成为受支配被选择的对象， 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男权世界的点缀品。而且，“当时的众多贵族妇女宛如袅娜葱茏的长春藤，宛如活动的花瓶，美丽而空洞，虽然有许多出色的技艺，但见解浅薄，可以背诵书本上的夸张词句，但却从来没有讲过，也不曾有过自己的见解。”

但是，萨拉与众不同，她不仅发展了自我，而且也成了查尔斯性格发展的催化剂。因此，在这一点上，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成了被救赎的对象。在罗塞蒂家，萨拉有了份体面的工作，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在这里再也不是只让人欣赏而不言说的人， 她们比男性更有思想意识，行动起来更具影响力。“读者可以通过萨拉这一虚构的小说人物，朦胧地窥见出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独立的人格意识。”

其次，萨拉单身的选择颠覆了婚姻观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结婚意味着女性要放弃很多东西，包括自己的财产，把自己完全置于夫权之下。萨拉的反叛意义，在于她的举动凸现了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揭示了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对于婚姻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心灵的默契、精神的共鸣、情感的交融。这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制度是极大的挑战。

在与查尔斯的情感历程中，萨拉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萨拉是一个富有激情、敢爱敢恨的女性，尽管查尔斯已有婚约在身，她还是表达了对他的爱。萨拉的爱是无私的、奉献的。与查尔斯有了肉体之爱，她的行为冒犯了整个英国社会，亵读了其历史、文化、传统、尊严，挑战了以男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和宗教习俗。这在当时无疑是罪不可赦的。而萨拉却微笑着对满怀愧疚的查尔斯说：“因为咱们犯了罪，但又根本不相信这是犯罪。您使‘我’得到了安尉，使‘我’相信假如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另一类生活中，‘我’完全可以成为您的妻子。‘我’的全部希望就是你的幸福，现在‘我’知道了你确实有过爱‘我’的一天，任何想法‘我’都忍受得了，唯有一样不能忍受，那就是想到你一旦死去。”萨拉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查尔斯的爱，却不以此要挟查尔斯，反而把查尔斯的幸福，作为今生最大的期待。这样完美的人格力量，对查尔斯头脑中的传统道德观，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使查尔斯意识到自己婚约的荒唐可笑，进而甘愿放弃名誉和地位，毅然决然地解除了婚约，追寻自己的真爱，走上了一条与时代相悖的不归路。因此，与其说查尔斯拯救了萨拉，不如说萨拉是查尔斯精神上的引路人。

萨拉不愿意结婚，在她看来，结婚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自由，这个在她看来比生命、名誉都还重要的自由是她断断不愿舍弃的，真实的情形是查尔斯向她求婚遭拒绝，愤然离开去品味这谜一般的人生。萨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操纵着和查尔斯的关系，甚至拒绝结婚，无疑幽了历史一默。如果说萨拉在最开始拒绝和小镇上的求婚者结婚，是因为她所受到的高于她的阶级地位的教育，那么拒绝查尔斯，则表明了萨拉对自身独立人格的追求。萨拉决心过单身生活，和她的女儿拉拉治一起。萨拉将为她的女儿营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父亲而不是母亲缺席，这个世界和她曾经经历的那个母亲缺席，而无法取得身份认同的社会完全不同。这也是萨拉一直渴望得到的自由生活。

“萨拉的出现，使该文本中的维多利亚元素退居幕后成为点缀，萨拉不确定的形象和最后不确定的结局，使《法国中尉的女人》故事呈多元化的趋势”。再次，萨拉也颠覆了主仆关系。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主仆关系，应当如波尔蒂尼夫人和弗尔利夫人一般。弗尔利夫人如一只忠实的狗时刻跟在波尔蒂尼夫人之后，向她汇报仆人的一举一动。萨拉的出现为主仆关系提供了种种可能。她最初是塔尔博特夫人的家庭教师。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教师处于一个极其敏感的地位，因为她们必须自谋生计。家庭教师虽然受过一定的教育，懂得社会礼仪，但在经济地位上等同于仆人。

萨拉受过教育，所以与小镇上的人在精神上不能融合。她爱塔尔博特夫人的孩子，但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们是同龄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萨拉对查尔斯说：“您从来没做过家庭女教师，史密逊先生。一个没有孩子的年轻女人，为了拿薪水而去照顾别人的孩子，‘我’对塔尔博特夫人只有感激和热爱，‘我’可以为她和她的孩子们去死。但是，‘我’每天却要看着幸福的婚姻、家庭和令人羡慕的孩子，看着他们的天伦之乐。再说，塔尔博特夫人跟‘我’正好同年。‘我’好像被允许住在天堂里，却被禁止享受天堂的幸福。”这里萨拉所不满的与其说是女主人，还不如说是当时森严的阶级等级。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萨拉却来质问它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更体现了她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精神特征。

人类所有的生存状态，都是受奴役的状态，而自我解放，则是每个人在黑暗中的一丝亮光。萨拉在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和信心，尤其是萨拉在对查尔斯的引导上，充分显示了女性特有的表达方式和自由意识。萨拉，一个众人眼里的堕落女性，对自由充满渴望。她主体的神秘性和颠覆性特征，诠释着后现代主义作家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命运的理解和同情，她以一个所谓堕落女子的神秘身份挣脱了时代的束缚，以其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向传统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并用她的行动实践了她的自由宣言。

元小说特征

在该作品中，作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一视角，通过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中导入叙述者的声音，对该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加以评论和反思，对作者的权威性进行自我暴露和自我消解，来体现该小说呈露虚构的元小说特征。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开始自问自答：“‘我’夸张了吗？也许是，但是‘我’的话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从‘我’写及的那一年起至今，‘科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由此，作为被创作对象而存在的叙述者，开始不断地通过对该小说内容的质疑和评论来揭示《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的虚构性质。该小说的主人公萨拉，是一个沉浸于自己编造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故事中，而遭到社会的摒弃，游走于社会习俗之外的女性。而在对这个离经叛道、虚幻莫测的主人公进行了一番生动的刻画之后，叙述者竟然坦言自己对萨拉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向读者提问：“萨拉是谁？她是从什么样的阴影里冒出来的”，全然破坏了故事的完整性和可信性，并告诉读者“‘我’正在讲的这个故事完全是想象的。‘我’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在‘我’脑子之外从未存在过”。此时，叙述者反复的自言自语和评论，打破了小说完整的叙述框架，正如电影演员突然转向摄影机，说道：“这个剧本糟透了”。这种叙事方式使得读者阅读体验的连贯性遭到破坏，对该小说情节感到亦真亦幻，捉摸不定，真假难辨。

叙述特点

叙述者还通过“混淆文本外的物理时空和文本内的虚拟时空”，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营造一种真实的“幻觉”来瓦解叙述语言的真实性。如在第4章中，在对波尔坦尼太太的豪宅进行了一番现实主义的描述之后，叙述者忽然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对此创作内容加以评论：“其底层的厨房，以今天的眼光看，设备不全，功能不足，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当萨拉到达恩迪克特家庭旅馆的时候，叙述者又不厌其烦地对她行李中的物品一一加以描述：“接着打开的是一只托比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制造的那种色彩过于鲜艳的怪物，而是一件小巧玲珑的东西，淡紫色和淡黄色，快活汉子外形被上了一层柔和的蓝釉，托比壶已经有裂痕，时间久了，裂痕还会扩大，‘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一两年前‘我’自己也买过一只。萨拉才花了三便士，‘我’买的价格比那高得多。但是‘我’购买的动机与她不同，‘我’看中的是它出自拉尔夫·伍德之手，她看中的却是那快活汉子的微笑。”

此外，《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还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关于“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历史资料，用来强调叙述的真实性。而与此同时，叙述者却自我暴露自己“生活在罗伯·格里耶和罗兰·巴特的时代”，在叙述过程中还提到弗洛伊德、希特勒、马歇尔·麦克卢汉等现代人，以及电影、电视、雷达、喷气式飞机等现代事物。叙述者一再使用的亲切口吻、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态度，以及将《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等同于历史记录片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增加文本的可信度，反而在破坏读者阅读乐趣的同时，完全摧毁了叙述文本中所谓真实的幻觉，使读者意识到，现实生活与该小说中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激发读者对现实与艺术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

然而，福尔斯似乎还不满足于这种暴露虚构的程度，甚至将叙述者角色化，使其进入文本，化身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中的人物，直接参与到该小说情节的发展之中。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的第55章中，叙述者被描述成一个“大胡子”，“四十岁左右，显得颇为放肆，什么都志在必得的样子”。他与查尔斯在火车车厢不期而遇，紧盯着查尔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说到：“现在‘我’可以使用你吗？‘我’到底该怎么处置你？”紧接着，叙述者“我”发现查尔斯竟然也以厌恶的目光回盯着“我”，并“拿起帽子，掸去绒毛上看不见的尘土微粒（“我”的替代物），把帽子戴在头上”。此处作者让《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人物，把自己当做灰尘掸去的描述，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的创作不满的强烈的元意识。此时，作者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和作者笔下的虚构世界之间不再界限分明，而元小说“关注小说虚构身份”的本质暴露无余，读者无法再相信叙述者描绘的支离破碎的故事，由此产生对该小说自身以及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为深入的思考。

写作技巧

作者采用有侵入性的旁白，不断地提醒读者，该小说是被构想出来的，永远不能代表现实。另外，该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设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作者所控制。在该小说中，作者化为侵略性的旁白，对人物形象进行评论，并指出情节可能的发展。

例如，在第12章中，作者安排了查尔斯与萨拉美丽的相遇。之后查尔斯知道了萨拉凄惨的生活现状而且知道他们相遇的那天萨拉正在考虑自杀。在这一章的结束，作者问“谁是萨拉？她来自什么样的阴影？”以此来提醒读者这只是《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

另一个例子，查尔斯乘火车去伦敦找萨拉时，旁白化身为一个坐在查尔斯身边的大胡子形象。他装作不知道莎拉住在哪儿，也不知道她想要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查尔斯，他自己应该先经历哪个结局。这样的例子，在该小说中随处可见。写作是由作者作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一个人物形象的意识所操控的，在一定的点对行为、人物动机和可能性进行论述，并解释事情可能会出现的不同。能够同样容易地转换未来或者指出荒唐之处，该小说家是反复无常的，不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一个空想家，他的诡计都是伪造的，或者只是一个晚到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诡计多端的组织者。表达自由的意愿、玩弄小说的限制条件和社会习俗，作者想表明小说家的权威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读者从一开始就应该头脑清醒，清楚这个构想中的世界的荒唐。“读者是自由和独立的”，福尔斯是以这种方式写作的成功开拓者。

赋予读者选择自由的权利：通过扮演侵入性的旁白，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中，自由地存在来提醒读者，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以这种方式，福尔斯对读者自由意愿和对自由的选择表达了尊重。

最好的例子，是作者在该小说中计划了三个结局。他把哪个是合理的选择权留给了读者。其中一个结局，查尔斯完成了他对欧内斯蒂娜的承诺。他们结婚了，而萨拉的命运并未提及；第二种结局，是查尔斯毁了他与欧内斯蒂娜的订婚，成了一个被剥夺继承权和名誉扫地的人。他最终找到了萨拉，萨拉没有通知他，就逃到了伦敦。查尔斯发现，他小女儿的存在，暗示了皆大欢喜的结局；第三种结局，萨拉决定去寻找自由和独立，拒绝和查尔斯一起生活。最后，旁白再次出现提醒读者尽管不令人愉快，最后一个结局和前面的一样合理。所有的人，包括旁白都死了。只有读者还活着。这种安排，使读者意识到，创造性地读法成为可能。前两种结局给了读者空前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作者也想让读者经历存在的感觉。在最后一种结局中，读者被扔进一个绝对孤单的世界，这就迫使读者去经历存在主义的焦虑和空虚。

对读者而言，哪一种结局是真实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结局的力量把人们放进了一个空虚的世界，使他们突然意识到现实世界的残酷和荒诞。

在《法国上尉的女人》中，作者描绘了男女主人公打破传统社会的束缚，和重建他们新的自由生活的旅程。作者在《法国上尉的女人》小说的很多方面，传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人类在荒诞的社会中，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他们的选择也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艺术引领自由的个体，去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存在主义是特殊社会背景和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哲学家试图把人类从困难境遇中解放出来的另一个尝试。文化和文学共同存在。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历代作家追求精神解放的历史。历史快速向前发展，然而伟大的思想家和他们的作品将永远不会被埋葬于尘埃中，相反，他们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和重要。

1969年，《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出版，开创了英国小说创作新时代。该作品成为反击文学枯竭论的力作。该小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居高不下，其影响盖过了当时畅销一时的通俗小说《教父》。到1977年为止，其销售量已达300万册之多。

该小说刚一面世就被图书馆杂志《美国图书馆》评价为“1969年值得关注的图书”之一。因受到读者和评论界好评，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其英文版，并被翻译成德语、汉语、俄语等十几种语言。鉴于其持久的影响，美国《时代》周刊在2005年将其评选为1923—2005年间出版的100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

约翰·加德纳：《法国上尉的女人》是作者对存在主义思想的一次证明。

约翰·福尔斯（John Robert Fowles），英国作家。1926年3月31日生于英国埃塞克斯郡一个位于泰晤士河河口的小镇，逝于2005年11月5日。父亲是烟草商人，母亲是教师。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德国的轰炸，福尔斯全家迁到德文郡一个小村庄住了3年。

福尔斯曾短期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之后，1945年至1947年，他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两年。战后，他拿到牛津大学法语文学学位，并先后在法国和希腊执教。1963年，他的小说《收藏家》一出版就大获成功，成为当年畅销书。福尔斯于是立刻辞去薪水低微的教职，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他的写作生涯长达40多年，所创作的多部小说都是畅销书。除《法国中尉的女人》外，还有《占星家》（1966年）、《丹尼尔·马丁》（1977年）、《尾数》（1982年）等等。他还写过一些短篇故事、诗歌和非小说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