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梁甫行》是借乐府旧题描写海边逃民的困苦生活而作。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考证，有多种说法。有人根据曹植《求自试表》中“臣昔从先武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的叙述，认为这首诗当作于曹植随曹操北征乌桓时，写途中所见。可为不实，因当时曹植虽在戎马之中，未经流离之苦，还不可能对灾难中的人民有如此诗中那样深厚强烈的同情。有人根据曹植《迁都赋·序》中“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的叙述认为作于魏明帝时，是自况。因曹丕父子的迫害，曹植不断地搬家，每况愈下，虽近似“流离”，但并未“失所”，还没有到藏身草野的地步。这首诗写于魏明帝时是无疑的，但不是自况。在曹叡的时代徭役繁兴，赋敛苛细，百姓为了逃避征调，常常不敢家居而窜入山林；诗中写的正是这种悲惨情景。

《泰山梁甫行》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了边海农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

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任访秋：《泰山梁甫行》对那些“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的灾难深重的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与关怀人民疾苦的精神。（《任访秋文集·古代文学研究》）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殷义祥：《泰山梁甫行》原是挽歌，此篇是曹植借用旧题写荒远地区贫民的困苦生活。全诗八句，是一首叙事短歌。诗中具体形象地描写了海边贫民的艰苦穷困生活。他们寄身于草野，过着如同禽兽一般的野人生活。这是曹植唯一的直接描写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值得重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三曹诗选译》）

曹植（192～232），三国魏文学家。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封陈王，谥曰思，故世称陈思王。自称“生乎乱，长乎军”。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终因“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而失宠。其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为建安文学中成就最高者。有集三十卷，已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又有《曹植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