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方言圈位于长江以北，因长江天堑的分隔而与江南吴语区在文化、血缘上都有所差异，但泰州人中却有相当部分人是来自江南。明初，江北因宋元明时期的战乱而人口凋零，故从苏州调集了大批人口迁移到泰州区域，史称“洪武遣散”。所以泰州方言中有不少元素与吴语区是一致的，泰州方言也是中国的官话体系中与吴语最接近的方言。另一方面，泰州位于江苏中部的里下河地区（里下河是一片面积极大的湿地湖区）以南，向北交通不便，故而相当程度上也阻隔了北方的移民。地理的相对孤立使得这片地区得以保持了相对独立的方言和种群。

泰州方言圈在中国版图上居于南北相对适中的地区。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和淮河，所以严格的来说，这里属于南方。相比之下，泰州方言圈的人处于官话与吴语区的交界处，对吴语和其它南方方言区有着一定的认同和理解。

“官音”的影响

我们知道，普通话即汉民族共同语，其前身就是所谓官话，凭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官话逐渐传播扩散。而方言在和它的接触中，不得不接受其影响，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向普通话集中靠拢是汉语各方言的共同趋势，泰州方言便是其中表现得颇为突出的一员。

我于1961年夏曾询问过泰州的几位老先生，泰州方言的一些书面语语音是何时产生的，年愈八十的陈冕甫老先生说，已无可考，这些音叫做“官音”，乃是幼年读书时由先生传下来的。一位东台人说，在东台，旧时私塾有所谓“京馆”，多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教的，而他们教的音多是本文说的书面语音。可见，书面语音多是由当地的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带进来的“官音”。官音者，官话之音也。因此，只有官话形成并传播它的影响后，泰州方言的诸种音变才能产生。

我们曾经强调指出，泰州方言是通过向宁扬方言接近的具体途径来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宁扬方言的很多音是和普通话比较接近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泰州和扬州的关系：

长期以来它们处在一个行政区内，在清代，扬州府有八县（包括散州）：甘泉、江都、仪征、高邮、寳应、兴化、泰州、东台。前五县皆操宁扬方言，既同在一府，这几县的知识分子和平民互相往来，泰州方言也就易于受到宁扬方言的影响。而在扬八属里，泰州是仅次于扬州的一个文化中心，古来江淮许多文人常聚会于此。在科举时代，府考在扬州，院考却在泰州，各方士子皆来此会试，加上当时一般人员的来往，外来影响自然会被带进泰州方言里。

普通话的影响是促使泰州方言变化的早已存在并一直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近百年来趋势大大增强，应该考虑到此时期内人口的变动。

外来人口迁入

关于泰州人口的来源，夏绍侯先生《耐庵丛着》二集之四《泰县氏族略》（1930年）曾有叙述，这部手稿前附《泰邑氏族来源略述》一文， 该文云来源有五：

1，奉明祖手谕移实吾泰而来者；

2，以避乱来者；

3，以从戎来者；

4，以作宦来者；

5，以经商来者；

其中，1项所指事实是：元末，张士诚部守泰州，朱元璋部攻之，放水淹泰州，死者无数，事后朱元璋移苏郡之人以实之。这些苏州移民对泰州方言究竟有何影响，尚待研究。这里暂不讨论。值得重视的是2、5两项。

19世纪中叶，太平军曾迭克扬州。当时南京、扬州的大批官员及其家人、仆从都曾逃至泰州，更重要的是此时迁入大批安徽人、江南人、镇扬人，其中以徽州人和镇江人最多。他们往往留居不返，子孙遂家焉。镇江人自然操宁扬方言，徽州话复杂难懂，以此徽州人必须操准官话才能和本地人打交道。虽然他们的子孙都说泰州话，但是这些外地话也给战胜者的方言施加影响，那就是令泰州话里的“官音”势力得到巩固。

以经商来泰者大多是安徽人、镇江人。皖南人居泰经营茶叶、漆业的有洪姓、胡姓，经营盐业的有吕姓、汪姓，经营布业的有江姓，经营香业的有姚姓。镇江人经营南货业，福建人经营旱烟业。在泰州， 安徽人有新安会馆，旌德会馆，镇江人有京江会馆，福建人有闽中会馆。此外， 山西汾阳人卖汾酒，陕西人开皮货店。直至解放前，泰州商业中还有两帮：徽帮和江帮。可见徽州人和镇江人在泰州的影响。

清末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起来，泰州位于里下河之端，作为苏中的商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也繁荣起来，与苏中各县关系也极为密切，西与扬州、镇江、南京，南与吴语区各大城市的联系也与日俱增。泰州人外出求学的非常多，外路人到泰州来的或迁入泰州的也非常多。这样，使得各方言相互接近，加速了语言融合的过程。

民国以后，苏北战事不息，泰州未罹兵灾，因此商业畸形繁荣，人口激增，外地人口迁入者日多。1927年后盐城、阜宁、淮阴人不少来泰，抗战时，南方的江阴、丹徒、无锡，北方的徐州、淮阴、盐城、阜宁及附近县镇俱有大批人迁入。抗战后海安、姜堰迁入不少。泰州现在人口中，很多不是地道的泰州人。这对泰州方言语音岂了一定的冲击作用，动摇了语音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了分歧摇摆的现象，不过主流却是加速了泰州方言向普通话集中的过程。

泰州话的语音要素有一部分和普通话相同。比如普通话21个声母有16个和泰州话相同；普通话39个韵母有18个和泰州话相同；普通话4个声调的调势，其中一半和泰州话相同。

尽管如此，泰州话与普通话，还是有较大差别的。仅从语音上看，大概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1）普通话舌边音l（le），泰州人不会发或发不好，即如人们所说“泰州人n、l不分”；

（2）普通话舌尖后音zh、ch、sh、r，泰州人不会发或发不好，即如人们所说“泰州人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分”；

（3）普通话两组前后鼻韵母en－eng、in－ing，泰州人发得不好，即如人们常说“泰州人前、后鼻音不分”；

（4）普通话的复韵母，泰州人发音大部分弱化，脱落其中1个元音，形成“复韵母单化”缺陷；

（5）普通话有轻声、儿化、“啊”音变、上声变调和“一、不”变调等。泰州话虽然也有轻声、儿化和“啊”音变，但发音情况与普通话存有一定差异。泰州话没有上声变调和“一、不”变调现象。

在今天的泰兴、如皋话里，虽然也有不少字产生了像泰州话那种书面语音，但是有大量字即使在念文言文时和现代的标准书面语时也还是和口语一致。这两个姐妹方言的情况有助于对泰州方言以前面貌的推测。可以推想，原来泰州方言在语音上是“言文一致”的，有些较文的词儿至今也只有口语音，这一点可以证明。后来，泰州知识分子接受了“官音”的影响。在读古书的时候，有些字采用了“官音”。对于当时而言，这种音还不如说是“读书音”更准确些。因为它一般是在“读书”时才出现的。

清末民初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文学语言－－晚近的“白话”－－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那时候，泰州的知识分子也学“白话”，用“白话”。白话里的新词新语逐渐成了日常语言中必须的、无法替换的东西。泰州方言由来缺少自己的方言文学，白话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它的书面语。而读这些“书面语”的词一般就是用“官音”，特别在学堂里更是如此。泰州中学堂1902年冬创办，1903年10月开学（据《宣统泰州志》） 。初等小学堂办于1904年，此据马锡纯编《泰州乡土志（泰州历史）》（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据仲一侯先生回忆说，那时在学堂里，读教科书的新词语音与口语迥然不同。泰州方言书面语词里异于土音的音就是所谓“书面语音”，亦即从前的官音。但此时，它的势力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