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史·王行志》载：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45.8万户。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至正八年正月河决济宁路。23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没城墙、漂屋庐、溺众生。26年2月黄河北徙，上至东明、曹州、濮阳，下及济宁皆受其害。济宁路肥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70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持续17年的元末农民战争主战场在黄河下游、黄淮平原一带，使山东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乐陵一县，仅剩400余户；潍县之族姓，惟存李、金二姓……连当朝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同时靖难之役后，永乐帝打胜进入南京，由于河北一带连年战争，人民被杀伤掳掠，夫役差徭，折腾的百姓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在河北这块大平原上赤地千里，没有人烟。永乐登基后开始办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建设北京城，备日后迁都；第二件是往北京附近这片无人耕种的土地上大量移民。派十万人马督押移民的事情，下令把山西的众多百姓移到河北及其它人少的地区来。

正值中原地区大闹灾荒战乱之时。山西晋南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那里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起义军多次进攻山西，可终因地势险要而屡攻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正好那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那里富庶，并且不打仗，便纷纷往那里逃。如此一来，与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相比，山西倒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103450人。以此可知，明朝移民，势在必行。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了恢复生产，维护大明江山，制定了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办法。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谁也不愿迁去，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

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甚至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采用诱骗形式。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大槐树下报道，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情。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大槐树下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从。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闻讯后赶来。自然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牵衣顿足、拦路哭喊”的情景了。

明朝政府为了使移民能顺利进行，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迁移路费）以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到那里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还免其赋税三年。

明朝大移民主要是从山西和江浙一带往中原地区移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据《中国通史·明·》记载：朱元璋为解决宽乡劳力不足，狭乡缺少土地的矛盾，从1370年开始移民垦田。他下令迁苏、松、嘉、湖、杭无田农民四千余户去临濠（安徽怀远、定远、凤阳、嘉山境内），徙江南民四十万于凤阳，迁山西泽（山西晋城）、潞（山西长治）二州无田农民于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有朝廷拨发路费，耕牛和籽种，免税三年。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

明朝大移民经历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皇帝。历时50年时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明朝大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河北142个县市、北京、天津，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河南123个县市。

明朝大移民前后经历三代皇帝长达50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明朝大移民作为历史移民中的一部分，在历史中有重要的作用。

外来移民与各地土著人杂陈而居，既有交流和融合，有矛盾和竞争，在这些不断发生和消解的矛盾和竞争中，克服了民族惰性，激发了聪明才智、生机和活力。融合中，优化和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激活了人的各种潜在素质，在中国中原地带的人类进化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移民促进了民俗的重组。人是民俗事象的“综合载体”，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进入一个新的民俗圈，往往被当地的民俗所同化，这便是所谓的“入乡随俗”。

移民民俗与当地原住民的民俗在融合过程中重组，形成新的民俗。如今莱州民俗就明显与周边地区不同，原因就在于莱州是明朝四川移民的中心。再如即墨是云南移民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即墨一带的民俗带有云南移民的烙印。流行于今山东聊城、菏泽的“梆子戏”，也叫“泽州调”，是洪洞移民带入山东的。

大移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移民主要是垦荒屯田，这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山西移民来到中原地区，看到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一些人有的跑马占地，以马蹄印为界，谁圈起来就是谁的；有的以犁占地，围着大地犁上一圈。有了地就张罗着盖房造屋，建立村落，有的依据地形建造，叫某坡、某坑、某河口、某湾；有的依据自己的姓氏，叫某村、某庄；也有的依据不同的行业，会种菜的叫某菜园；会打油的叫某油坊；会造纸的叫某纸坊。还有的依据盖的房子取庄名，盖瓦房多的就叫某瓦房；盖平房多的就叫某平坊；盖楼多的就叫某楼等。还有不少地方以“屯”、“营”取名的村庄很多。如：丁官屯、马坊屯、欧山屯以及张营、李营、孟营等。这些屯和营的来历大都是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实行军屯田、民屯田、商屯田所致。

据部分调查资料显示，中原一带特别是河南、山东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建立的。如：山东省金乡县共有村庄1247个，元朝以前建村69个，明朝建村830个，清朝建村323个，民国以后建村8个，建村年代不详17个。金乡县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山东省曹县共有自然村2276个，属明代移民建村的就有1606个。滕州市现有1223个自然村，属明代建村的就有687个。现存425部族谱和碑文中，有225部族谱明确记载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民来此。河南省的林县（林州市）、孟县（孟州市）、汤阴、内黄、兰考、修武等大多数县份的村庄都是自山西洪同大槐树移民来此。

明朝大移民，有很多回回从山西洪洞迁至山东。带来了沿岸经济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很多回回商人定居于此，在沿岸的德州、临清、聊城、张秋镇、济宁、台儿庄等地形成回族社区。

移民是否真实存在

关于大槐树研究中多把民间大量的传说故事等口碑资料视为史实而作为立论的依据。但是如果仔细查看明朝遗留下来的官方文献，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问题，更不用说大槐树了。当前学者多把正史中关于山西移民的记载想当然地视为洪洞移民。同时，在洪洞本地的县志中也没有确凿的记载可供分析。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认为，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因此在历史记忆的意义上，传说与正史文献传达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平等的。

是否出现被迫移民

有传说认为，人们不愿离开故土，明政府便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消息赶来后，却发现被骗了，只能被迫移民。

大槐树景区文化顾问樊德昌认为，这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根据。大槐树移民前后持续了近50年，明政府不可能总骗老百姓，而是提出了很多优惠政策，如减免税赋，发放银两、种子、耕牛等。

“解手”一词是否出自大槐树移民

有人认为，为避免移民逃跑，官府下令将所有人从背后捆手，用长绳联结在一起。在押解途中，要上厕所就得让解开手。后来，“解手”也就成了如厕的代名词。

大槐树景区文化顾问樊德昌认为这是后人的一种编排、演绎，没有可靠依据。

移民后裔脚小趾指甲是否复形

据说，官兵在移民的脚小趾指甲上，用刀子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至今，移民后裔的小脚趾指甲都是复形的。

大槐树景区文化顾问樊德昌认为，从遗传学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会有这种传说，是人们想通过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辨认老乡。

在黄淮地区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民间还流传着若干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

根据民国《洪洞县志·卷七·舆地志》记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　动身一般是在秋收后，为的是多积攒点安家落户的费用。飒飒秋风之中，树叶凋落，一个个老鹳窝更加醒目。移民拖儿带女上路了，故土难舍，忍不住频频回首，再看一眼故乡。路远了，村舍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唯有那棵巍峨的大槐树和错落其上的一个个老鹳窝。于是，这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为故乡的标志。

大多数方志、家谱、墓碑以及口头传承只是笼统地说来自洪洞县，也有一些具体到某个村落，如核桃园村、打水巷子、卧疃村、老吴村、双龙街、东门里、双狮子胡同等等。在山东洪洞移民村落中，也有不少是洪洞以外其他府县的。

清朝末年，有个叫景大启的为官曹州（今山东菏泽），当地土民听说他是洪洞人，像远嫁的女儿见了娘家人一般，格外亲热，有些人还翻出族谱给他看，说祖上本也是洪洞人。景大启很受感动，就和另一个在山东做官的洪洞人刘子林相商，募资修复古大槐树遗址。此议得到了若干洪洞人的支持。于是，在大槐树旁建起了碑亭，还有牌坊。牌坊横额两面刻有4首怀古诗，其中一首云：

迁民往事忆当年，拄杖穿云窗夕烟。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

景大启等人还编辑了一本《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出现，洪洞移民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关于洪洞移民的研究论著，数量也颇为可观。

移民中的一些不愿意移民的男女老幼被反绑着双手，在官兵的押解下上路了。需要大小便，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我要方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解手。

据移民后的后裔讲，他们有两个特征：“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背抄手走路，那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趾甲是两个，说的是脚的小拇趾甲盖儿上有一道竖纹，乍一看像是两个指甲。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惟洪洞移民有此特征。一个更为盛行的传说，说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就让他们脱掉鞋子，在每人的小拇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

民间还传说移民到达各地后，由于当地荒无人烟，他们可以随便占地。有的“跑马圈地”，骑马跑一圈，马蹄所至之处，都属于他的土地；有的“以犁占地”，看好哪一片地，就犁上一圈，等等。

迄今为止，栖息在胶莱平原上的百姓寿终正寝，家人还要举行一种送魂回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

其仪式是：死后第二天黄昏，子女拖着“哭丧棍”，亲朋抬着纸扎的一辆车、一匹马、一个童子，携带着大量纸钱，一路哭着来到村东的“土地庙”前，长子（或长孙）拿一根高粱秸，顶端夹一张纸钱，手握另一端绕“土地庙”拖着走，谓之“拖魂”。待觉得高粱秸沉重时，便是拖着“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祭品——这是请“魂”用餐，好上路。一会儿，估摸“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请上纸扎的车，驾好马，那童子便是车夫。家人训诫童子：“吃饭别离车中间，宿店别等黑了天”云云。然后，把车、马、童子烧掉，并焚烧大量的纸钱——这是送给“魂”的盘缠。火光中，长子站在凳子上顿脚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连喊三遍，谓之“指路”——指明回云南老家之路也。

1991年开始，举办“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大典”。

2006年陆毅主演电视剧《大槐树》。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