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盛时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包括洪湖、湘鄂边、襄枣宜、荆当远、巴兴归等八块根据地，控制50余个县，370多万人口，主力红军3万余人，地方武装20余万人。它地处华中腹地，威逼武汉、长沙等重要城市及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与鄂豫皖、湘鄂赣、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川东游击区和川陕根据地遥相呼应，相互配合，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民国十七年）春夏之交，国民政府在湖北反复进行“清乡”。5月底，设于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机关遭受破坏，书记张计储等大部分领导人被害。此时，正在监利、石首一带指挥游击战的周逸群闻讯后，立即赶至沙市，集合流散同志，组成中共鄂西临时特委，并将机关迁至宜昌。7月中旬，中共鄂西特委在宜昌重建，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

鄂西特委重建后，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和地方主义观念，改组了各县县委，重新登记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党，群组织，在军事上，组织各种精干特务队，在斗争中发展游击队；在群运工作上，城乡兼顾，而以农村为重点，提出了土地分配的原则，集镇则以“反苟捐杂税”，“抗债抗租”等口号发展职工斗争，争取中小商人的同情和支持。至1928年冬，各地党组织及农民协会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游击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发展较快的有邹资生带领的特务队，段德昌、彭国材指挥的洪湖沿岸游击队，和段玉林带领的石首、江陵游击队。在石首、华容交界的东山也有零星游击队。至此，游击队在洪湖畔的柳集、剑口等地，白露湖附近的沙岗、龙湾等地，以及石首、华容交界的东山等地，初步立稳脚跟，打破了国民党的“清乡”计划。

1928年秋后，由于鄂中特委遭到破坏，鄂西特委除领导鄂西各县的党和游击武装外，还指导原鄂中区所属各县的党组织和武装斗争。鄂西特委实际管辖包括原鄂中的沔阳等县，鄂西区及湖南省委拨归湖北领导的华容、南县、安乡等县在内的大片地区。

1929年3月6日，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扩大会议，确定政治、经济、军事任务。会后，江陵、石首、监利游击队合编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段德昌指挥。经过一段艰苦斗争，至1929年夏，初步形成包括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及湖南华容等县农村的洪湖革命根据地。

由于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洪湖地区武装割据范围日益扩大。正如1929年8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所说的，“在江陵、监利、石首、沔阳几县斗争，已经发展到横互几百里成为赤色区域，广大的成千成万的群众，已经成为有组织的伟大力量，一切封建剥削关系在赤色区域已经渐次扫除，土地已经归诸农民……这些区域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在农民协会管理之下”，12月中旬，洪湖游击总队攻克沔阳南部重镇峰口后，特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将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亦称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下辖3个纵队，全师共四五千人。这时候，传来红四军进抵长阳、枝江一带的消息，令人振奋。为此，鄂西特委决定红独一师一、二纵队集结于江陵，以便两军配合行动，扩大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1930年2月上旬，红独一师一、二纵队，在监利县会师，鄂西特委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宣布红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孙德清（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接任），副军长段德昌，政治委员周逸群；还组成了红六军前敌委员会，王一鸣任书记。

红六军组成后立即投人战斗，先后攻克江陵县的龙湾、熊口、老新口等重镇，接着挥师东下，占领监利新沟咀和沔阳渔洋镇等地。2月22日，红六军攻克潜江县城。于是，江、石、人、监、潜边的割据区域大体联成了一体。4月初，红六军又挥师跨长江南下，先后攻克江南重镇藕池、调弦口和石首县城等地，振奋了公安、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群众的革命斗争，向南扩大了红色区域。

与红军军事斗争胜利的同时，洪湖地区许多县的苏维埃政权先后成立。继1930年1月江陵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这年春天，又有潜江、石首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一些县如沔阳县的区、乡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为了统一指导各县的武装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鄂西特委于4月中旬在调弦口召开了包括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和潜江等5县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50余人。大会总结洪湖地区工作经验，讨论了关于建立和健全苏维埃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大会宣布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红六军和鄂西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洪湖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它是中国湖区第一块红色区域。

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它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都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正如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所言：“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步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洪湖缘何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我看来，除洪湖区域具备毛泽东关于建立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条件外，还应该从洪湖独特的地理位置、较好的群众基础、实行经济民主、开展“反文化围剿”及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等主客观因素去思考。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群众基础是洪湖地区形成革命武装割据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湘鄂西根据地发展史》《洪湖志》等著作，对洪湖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均有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部分写道：“位于武汉、沙市之间的洪湖地区，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地理位置重要。”周逸群在《鄂西农村工作》《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两个报告中指出：“这里由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等数十个湖泊组成，总面积近千平方公里，通称‘千里洪湖’”，“洪湖地势之好，可以实行‘跑兵’政策”（“跑兵”指迂回游击）。许光达曾回忆：“洪湖地区在大革命时代就有党组织，农民运动也较开展。”1928年1月18日，贺龙察看洪湖岸边的剅口地形时对周逸群说：“这一带像水泊梁山，将来我们要是在这里安营扎寨，敌人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我们不得。”由此可见，贺龙、周逸群等人以洪湖为中心创建革命根据地，看中的是这里湖泊塘垸众多，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具备创建河湖港汊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同时群众基础好，也为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建立革命武装和不断战胜敌人是洪湖地区形成革命根据地的根本保证。1927年，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洪湖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指明了方向。党在洪湖地区成立了“中共鄂中南部特别委员会”，具体指挥洪湖地区的武装暴动。9月10日，洪湖西岸的监利剅口和洪湖西北岸的沔阳戴家场，同时举起“秋收暴动”的大旗，拉开了洪湖地区土地革命的序幕。洪湖沿岸的监利瞿家湾、柳家集、桥市、三官殿、螺山、沔阳的府场、郑道湖、小沙口、白庙等地都举行了暴动，在武装暴动的基础上，创建了洪湖地区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抵达洪湖开展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1929年6月，洪湖地区的游击队在监利三屋墩整编为“洪湖游击总队”（后为鄂西游击总队），正如周逸群所指出的：“洪湖游击大队不如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分军队作基础，士兵的成分完全是农民自愿军。”后根据中央的指示：“鄂西可成立一师，师的名号由你们自定。”不久，“洪湖游击总队”在沔阳峰口镇改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1930年2月5日，独立师一、二纵队会师于监利汪家桥，升编为“红六军”。红六军深受群众拥护，广大贫苦群众“莫不称道红军好”，鄂西特委也向党中央报告：“红六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了。”2月7日，红六军在监利誓师出征，先后攻克了大批集镇和县城，击溃歼灭了大量敌军。红六军连战连捷，为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游击区扩大到17个县的广大农村。1930年4月10日，在石首调弦口皇陵庙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标志着洪湖苏区的形成。

实行正确的斗争策略、广泛发动民众参与革命是洪湖地区形成革命割据并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的历史动力。一是坚强的党组织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根本保证。根据地内党的区乡政权，农协组织，农团、少先队、妇救会等群团组织逐步建立，为湘鄂西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周逸群指出：“党确实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支部能够应付该区域的政治环境”，“监利、洪湖附近一带，纵横约五六十里，完全成为割据的形势，很能得到当地群众热烈的拥护。”

二是在根据地内广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1929年12月召开的鄂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指明了“只有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规定了土地革命的步骤和方法，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颁发“土地使用证”；1930年春，监利县《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九条规定：洪湖为大宗渔业生产的湖水，同时它又能供给农业的燃料和肥料，因此也是社会生产上的水产基地，应归苏维埃管理，同时探索了河湖港汊的分配使用问题；同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大纲》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革命法令》，明确要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并提出具体标准。如规定虽“兼雇用少数工人耕种”，“但其土地数量与其人口需要刚刚相符者”，“仍不失其为中农，不能因其少有余裕认为富农”。

三是成立文化委员会，打造湘鄂西革命运动“喉舌”，进行“文化反‘围剿’”。周老嘴、瞿家湾设立列宁室，开辟图书馆、讲演所和阅报室；在“逸群书店”里，可以购买到从上海等地运来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国巴黎公社》等几十种革命书籍；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县红色政权等相继创办出版了《红旗日报》《工农日报》等红色报刊；洪湖苏区军民成立“战斗剧社”，创作红色歌曲歌谣，如《洪湖水浪打浪》《赤卫队歌》《一盏红灯照洪湖》等，有力推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29年，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其一切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重视思想教育和革命文化是我们党的重要传统，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各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征集并编制各种表现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四是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有效地打击敌人，扩大红军影响。这就是：游击战争是随时进攻的，而不是保守的；不攻坚，不打硬，但决不是逃跑主义；要求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游击得越宽越好，不死守一个地方；分散游击，集中指导；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这些战略战术后来成为毛泽东系统论述中国革命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源泉。

五是实行经济民主政策，促进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这些措施包括：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允许正当贸易，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建设军需工业和发展个体民用手工业，如湘鄂西造币厂、红军被服厂、剅口匡家老墩兵工厂；成立苏区商业机构，分为经济公社（又称苏维埃店，也叫红色商店或红军商店）、生产消费合作社和个体商店三种形式，执行“赤区经济务须与白区相流通”的政策；按一定累进率收取农业税和营业税。这些经济政策活跃了苏区经济，为革命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洪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北侧，沿着静静流淌的内荆河，一条宽不到5米、长400余米的青石板老街游客熙攘。这便是瞿家湾镇著名的“红军街”。“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湘鄂西苏维埃省政府”“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看似不起眼的老街上，竟分布着21处革命旧址。遥想当年，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在这些简易的民居和祠堂里，指挥着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斗争。

老街的武器展馆里，展示有赤卫队员当年使用的梭镖、鱼叉、自制手枪等文物。原本是用于打野鸭的土铳，也成了赤卫队员的克敌“法宝”。展厅的一角，陈列着一艘名为“水上飞”的小船。讲解员介绍说，在洪湖水上游击战争中，连敌人的机动船也常常被它搅得人仰船翻。

距离瞿家湾大约1个多小时车程，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南临长江，北望洪湖。

讲解员杨铭说，湘鄂西苏区创建于1927年底，鼎盛时期拥有主力红军3万人、地方武装20万人，牺牲了近20万人。1957年，国务院为洪湖革命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1978年批准建立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

烈士纪念馆中，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第零零零壹号”，签发人为毛泽东。“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原来，这是1952年毛泽东给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段德昌的亲属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书。

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洪湖革命斗争中，他首创“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电影《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和刘闯率领赤卫队多次运用这一战术，最终消灭了彭霸天。在洪湖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段德昌指挥部队连战连捷，被誉为“常胜将军”。1933年在湖北巴东牺牲，年仅29岁。

近年来，洪湖市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加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刘绍南故居等文物修复工程建设，以瞿家湾为中心，打造红色旅游精品路线，不断擦亮这张红色名片。该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接待参观的人数年均达200万以上，红色旅游也带动了老区人民脱贫增收。

同样吃上了“旅游饭”的，还有洪湖上岸渔民李金存。上世纪80年代，大量渔民在湖中发展围网养殖，无序扩张导致洪湖超70%的水域被围网“吞噬”，水质一度下降到劣Ⅴ类。2016年以来，荆州市组织拆除洪湖水域的全部围网。2018年7月，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全面禁捕。

如今，经过拆除围网、退垸还湖等措施，洪湖湿地的生态环境明显好转，野生荷花恢复近10万亩，到湖区越冬鸟类超过10万只，洪湖重现水清岸绿“浪打浪”的生态美景。

耳畔是“洪湖水浪打浪”的美妙歌声，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荷塘美景……每当开着游船，看着大湖一天天变美、游客一天天多起来，李金存的心里，简直比抹了蜜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