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篇反复向君主提出行动规范的统治经验，其用意在于以此来神化君权，并提高君主自身的警惕性。这一“大法”受到周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加以奉行。对后人影响极大。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従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従，龟従，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従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注释〗

分器：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

1.周文王十三年，武王询问箕子。武王就说道：“啊，箕子，天帝庇荫安定下民，使他们和睦相处，我不知道那治国常理的规定方法。”

箕子就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胡乱处理了水、火、木、金、土五种用物。天帝震怒，不赐给鲧九种大法，治国的常理因此败坏了。

后来，鲧被流放死了，禹于是继承兴起。天帝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的常理因此定了下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认真做好五事。第三是努力施行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事使用皇极。第六是治理使用三种品德的人。第七是尊用以卜考疑的方法。第八是经常注意使用各种征兆。第九是凭五福鼓励臣民，凭六极警戒臣民。

2.1“一、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水向下润湿，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属可以顺从人意改变形状，土壤可以种植百谷。向下润湿的水产生咸味，向上燃烧的火产生苦味，可曲可直的木产生酸味，顺从人意而改变形状的金属产生辣味，种植的百谷产生甜味。

2.2“二、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论，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考。容貌要恭敬，言论要正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广远，思考要通达。容貌恭敬就能严肃，言论正当就能治理，观察明白就能昭晰，听闻广远就能善谋，思考通达就能圣明。

2.3“三、八种政务：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财货，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居民，五是管理教育，六是治理盗贼，七是管理朝觐，八是管理军事。

2.4“四、五种记时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的出现情况，五是日月运行所经历的周天度数。

2.5“五、君王的法则，君王建立政事要有法则：掌握五福，用来普遍地赏赐给臣民，这样，臣民就会尊重您的法则。贡献您保持法则的方法：凡是臣下不要有邪党，百官不要有私相比附的行为，只有把君王作榜样。凡是臣下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您就惦念他们。行为不合法则，但没有陷入罪恶的人，你就成就他们；假若他们和悦温顺地说：“我遵行美德。”您就赐给他们好处，于是，臣民就会思念君王的法则。不虐待无依无靠的人，而又不畏显贵，臣下这样有才能有作为，就要让他献出他的才能，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凡那些百官之长，既然富有经常的俸禄，您不能使他们对国家有好处，于是臣民就要责怪您了。对于那些没有好德行的人，您即使赐给他们好处，将会使您受到危害。不要不平，不要不正，要遵守王令；不要作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作威恶，要遵行正路。不要行偏，不要结党，王道坦荡；不要结党，不要行偏，王道平平；不要违反，不要倾侧，王道正直。团结那些守法之臣，归附那些执法之君。君王，对于皇极的广泛陈述，要宣扬教导，天帝就顺心了。凡是百官，对于皇极的敷言，要遵守实行，用来接近天子的光辉。天子作臣民的父母，因此才做天下的君王。

2.6“六、三种品德：一是正直，二是过于刚强，三是过于柔弱。中正和平，就是正直；强不可亲就是刚克；和顺可亲就是柔克。应当抑制刚强不可亲近的人，推崇和顺可亲的人。只有君王才能作福，只有君王才能作威，只有君王才能享用美物。臣子不许有作福、作威、美食的情况。假若臣子有作福、作威、美食的情况，就会害及您的家，乱及您的国。百官将因此倾侧不正，百姓也将因此发生差错和疑惑。

2.7“七、用卜决疑：选择建立掌管卜筮的官员，教导他们卜筮的方法。

龟兆有的叫做雨，有的叫做霁，有的叫做蒙，有的叫做驿，有的叫做克；卦象有的叫做贞，有的叫做悔，共计有七种。龟兆用前五种，占筮用后两种，根据这些推演变化，决定吉凶。设立这种官员进行卜筮。三个人占卜，就听从两个人的说法。你若有重大的疑难，你自己要考虑，再与卿士商量，再与庶民商量，再与卜筮官员商量。你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卿士赞同，庶民赞同，这叫大同。这样，自身会康强，子孙会昌盛，很吉利。你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而卿士反对，庶民反对，也吉利。卿士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你反对，庶民反对，也吉利。庶民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你反对，卿士反对，也吉利。你赞同，龟卜赞同，蓍筮反对，卿士反对，庶民反对，在国内行事就吉利，在国外行事就不吉利。龟卜、蓍筮都与人意相违，不做事就吉利，做事就凶险。

2.8“八、一些征兆：一叫雨，一叫晴，一叫暖，一叫寒，一叫风。一年中这五种天气齐备，各根据时序发生，百草就茂盛，一种天气过多就不好；一种天气过少，也不好。君王行为美好的征兆：一叫肃敬，就象及时降雨的喜人；一叫修治，就象及时晴朗的喜人；一叫明智，就象及时温暖的喜人；一叫善谋，就象及时寒冷的喜人；一叫通圣，就象及时刮风的喜人。君王行为坏的征兆：一叫狂妄，就象久雨的愁人；一叫不信，就象久晴的愁人；一叫逸豫，就象久暖的愁人；一叫严急，就象久寒的愁人；一叫昏昧，就象久风的愁人。君王之所视察，就象一年包括四时；卿士就象月，统属于岁；众尹就象日，统属于月。假若岁、月、日、时的关系没有改变，百谷就因此成熟，政治就因此清明，杰出的人才因此显扬，国家因此太平安宁。假若日、月、岁、时的关系全都改变，百谷就因此不能成熟，政治就因此昏暗不明，杰出的人才因此不能重用，国家因此不得安宁。百姓好比星星，有的星喜欢风，有的星喜欢雨。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就有冬天和夏天。月亮顺从星星，就要用风和雨润泽他们。

2.9“九、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三是健康安宁，四是遵行美德，五是高寿善终。六种不幸的事：一是早死，二是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邪恶，六是不壮毅。”

《洪范》成书年代涉及到“五行”理论甚至中医理论的起源问题。《尚书·洪范》记述的是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其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传统认为《尚书·洪范》、《尚书·甘誓》是西周作品。

疑古派因为战国前著作中“五行”出现的很少，就认定战国前出现“五行”的作品必是后人伪作。有认为这种论证是不妥当的。聂文涛指出，《左传》所说“五材”是五行思想的应用或延伸，而不是“五行”理论的发端。“材”在春秋时期没有“行”的含义。《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表明“五行”理论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左传》同一时期的《孙子》中就提到了“五行”，疑古派要证明《孙子》是战国后期的伪作是很困难的。

疑古派曾推定《尚书》为汉代作品，但郭店楚墓竹简证明《尚书》确非汉代人伪作的。李学勤则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证据，说明《洪范》确为西周作品。（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