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济公的传说，在南宋时代即已开始流传。先是凡俗神童李修缘或是得道高僧道济的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片断故事在民间耳闻口传，后来通过说书人的话本说唱，内容逐渐丰富。在济公故乡天台一带流传的多是他的出世、童年生活、戏佞惩恶、扶困济贫的故事，其中如“济公出世”、“小济公芥菜叶泼水救净寺”、“利济桥”、“棒打寿联”、“赭溪救童”、“修缘出家”等广为流传。而在杭嘉湖一带流传的故事内容更为广泛，这是因为那里是济公出家后的主要生活和活动场所，其中以“飞来峰”、“古井运木”、“戏弄秦相府”等故事最为脍炙人口。

到了晚清，郭小亭根据这些传说对它进行增删润色，写出一部《济公全传》，以神魔、公案、侠义和人情等小说相结合的手法，展示了全方位的生活画卷和济公多层面的性格特征。

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探囊取物赵斌、威镇八方夜游神杨明、追云燕子黄云、铁面夜叉马敬、千里独行杨德瑞、千里腿杨顺、飞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马兆熊、矮脚真人孔贵、万里飞来陆通、追风燕子姚殿光、过渡流星雷天化、登萍渡水陶芳、踏雪无痕柳瑞、顺水推舟陶仁、摘星步斗戴奎、飞天鬼石成瑞、夜行鬼郭顺、王忿鬼姚洞、金脸鬼焦亮、律令鬼何清、探花鬼马诚、矮月蜂鲍雷……

一、《济公传》尤像一部侠客传。济公在东南一带游走江湖，惩处豪强恶霸，剪除大盗飞贼，扶危济困，治病救人，简直就是按照人间侠士的模式塑造的不折不扣的人间独行侠。他常说“诛恶人即是善念”，每当用慧眼看到直冲霄汉的怨气，一句口头禅是“这件事，我和尚焉有不管之理”。他领着一帮侠客弟子，“专管人间不平事，剪恶安良乐陶陶”，侠客的人格理想完全成了这位罗汉的价值追求。

《济公全传》来自民间，又扎根于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影响使全传更富内涵，济公的艺术形象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人们心里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色：诙谐、幽默，无拘无束，衣衫虽破烂，却整天嬉笑，虽一生游戏于人间，却每时每刻实践着普度众生的思想。 济公的故事和传说，实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又是真正的民间文学。他的故事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济公是历史人物，人们在敬仰中遂渐升为信仰，在他圆寂后更有显圣灵异的传说出现，其中不乏有意无意的神化和佛化，使济公走向神坛。至今济公生前的住所，活动过的地方，大都成为当今朝拜之圣地。济公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僧和活佛了。

济公多次惩治作恶多端的贪官污吏王胜仙、秦恒、卞虎等，去也帮助官府捉拿西川采花大盗华云龙，还帮忙镇压邵华风的谋反判乱。全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济公行侠仗义的同时，领着一帮侠客弟子，不辞劳苦为某位清官服务，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同时期公案侠义小说的清官侠客模式。只是济公有别于个别侠客对官府的臣服、归顺，济公一直保持着个体的人格独立，相反的到是官府对他的言听计从、奉若神明，即使在丞相秦熺面前，他也毫无顾忌，完全自我化。 在封建的生产关系尚末到灭亡的时候，客观上就具有其存在的意义，那个时代的人们去推翻自己的国家，如康熙时的三藩叛乱、准噶尔丹叛乱等就不能上应天心，下从民愿，不符合历史的潮流。

二、《济公全传》在对城镇生活的描绘中，还接触到封建后期人与人关系变化的问题。在封建时代，封建伦理道德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支柱。随着地主阶级的走向没落，封建伦理道德也逐步崩溃。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开，而金钱的力量，开始困扰着人们的心灵。在城镇，有人拦路抢劫，或者开设黑店，谋财害命；有人装神弄鬼，骗财骗色；衙门黑暗，官吏枉法。它给人们的印象是乱七八糟，光怪陆离。在一片喧嚣之中，构成时代的主旋律是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在我国，从明代中叶开始，封建经济的母胎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嫩芽，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主宰着城镇各阶层的命运的，仍然是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这一点，《济公全传》有真实的反映。作者还写到，讹诈钱财，已成为城镇一些人犯罪的主要动因。在街头，到处有卖假药的，连出家人也把切糕捏成团子，诓说这是万应灵丹；有些和尚假装瘸腿，为的是掩人耳目，晚上好去偷盗钱财；有些人把桥弄断，“摆渡讹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于是发生了互争生意聚众殴斗的事件。 为了钱，有些人把“礼义廉耻”的遮羞布索性抛开。在四十一回，作者写下了相当精彩的一幕：孝廉李文芳的弟弟死了，其妻在家守寡。李文芳“发现”她和别人有奸情，于是大叫大嚷，说她玷辱门楣，把她赶回娘家。事实的真相是，李文芳企图独占家财，不惜想方设法陷其嫂于死地。很清楚，正是金钱的诱惑，使孝廉公丧心病狂。如上所述，作者写济公经行过的城镇，到处争财逐利，“闹嚷嚷似蝇吮血”。这一幅幅图景，叠印在读者眼前，使人强烈地感到封建后期人与人的关系，开始注入了新的因素。

多灾多难的下层民众更需要的是安定，而战争动乱，往往对于他们意味着更悲惨的遭际、痛苦，乃至生命的丧失。所以人们在渴望神仙、侠客铲除不平的同时，也渴望国家的稳定，即儒家文化理想所谓的太平盛世。清中叶以后，国家统一，政局安定，士人复明心理已经消磨殆尽，后期内忧外患加剧，人们更希望国家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出发，作品写神魔侠客帮助官府，铲恶除强，平定叛乱，某种程度上也是顺应民愿。现代武侠小说家金庸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即此之谓也。

三、《济公全传》弘扬佛法，本着“佛图才启，道念随生；若信芜词，奚关道化……戒律精严，本臻大道；嬉游诞放，亦畅玄机”的准则，描写人物，搬演故事。这样，不仅避免了概念化、公式化，而且使人物更加真实、生动；情节更加充满生活气息，富于吸引力。济公惩治恶人的办法更是别出心裁：他要处罚逆子，只需用手一指，那个逆子的双腿就会不停的跑起来；教训贪财的刁奴，就把一块顽石变作美玉，令他们背着七八十斤的假货来回奔走。这种惩治恶人的办法夹杂着嘲弄揶揄的成分，也只有像济公这样的人物才能使用让人笑破肚皮的惩治手段。在书中作者写济公的行动好似一个顽童的恶作剧一般，他的斗争贯穿的喜剧色彩。他不仅要结束人世间的种种悲剧，还要将悲剧变成喜剧；他不仅要为被压迫者报仇雪恨，还让压迫者出乖露丑，使旁观者哄堂大笑才罢休。济公牢牢守住一个信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济公身上，既体现了平凡的人性，又体现了非凡的神性，是平庸与崇高的有机结合。因此，对读者来说，更具亲和力。在嬉笑怒骂中实现了济公惩恶扬善的思想，展现了济公无穷的法力和慈悲济世之心。

《济公全传》写了天堂、人间、地狱；集神魔、武侠、公案小说于一书，特别具有趣味性。情节生动，多彩多姿，雅俗共赏。但主要写的还是市民生活，迎合了一般市民的审美需求。 《济公全传》也是以劝善惩恶为宗旨的。作者将理、事、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寓庄于谐，寓教于乐，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作者的思想倾向，藉形象自然流露，毫无说教之嫌。

明清时期，释道儒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民间社会思想的主流，他进一步摧垮了中国人原本就不虔诚的宗教思想。在这种大的现实背景下，济公小说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到了《济公全传》及其续书宗教意味以及宗教倾向已经完全消失了，无论是神仙佛圣还是妖魔鬼怪，更像是一个个普通的凡人，这里边的神魔斗法，但与其说是神魔之争，倒不如说是江湖上高手之间的比拼更恰切。而且这里面的法宝、阵法已毫无新意可言。妖魔们的法宝无非“捆仙绳”、“混元石”、“罩仙钟”一类，仍然未脱《西游记》、《封神榜》之故伎。

自《济公全传》之后，清末民初出现了写作神魔小说的高潮。有坑余生的《二续济公传》、《三续济公传》，无名氏所作《四续济公传》等。《济公全传》对戏曲、评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它在社会公正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同时也蕴含了鼓励人们去不断地进取与追求，实践社会责任之重大的现代意义。近代与济公有关的影视剧作品多达数十部。

郭小亭，本名郭广瑞，字小亭（一说“筱亭”），清潞河（今北京通县）人，别号燕南居士，根据评书整理出《永庆升平全传》等作品。

明朝

《方外志踪》：明代穆宗隆庆四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即有关于济颠的记载。

《钱塘渔隠济顚禅师语录》：共一卷，仁和沈孟柈述所作。

《醉菩提传奇》：明末戏剧家张大复所作。

《济公全传》连环画本《醉菩提全传》

清朝

《道济颠玩世装疯》：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卷九中的一篇，陈树基将此收入《西湖拾遗》，改题为《南屏山道济装疯》。

《麹头陀新本济公全传》：清康熙年间，共有三十六则故事，所叙与《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基本相同。

《济公传》：清乾隆九年（1744年），吴门仁寿堂刊刻十二卷，内容亦同与《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

乾隆五十三年金阁古讲堂刻本（天津图书馆藏）、宝仁堂刻本改名《新镌济颠大师玩世奇迹》（大连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

《醉菩提全传》：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共二十回，署名天花藏主人。

同治十年（1871）务本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光绪四年（1878）京都聚珍堂木活字排印本，改名《济公传》（天津图书馆藏）；

光绪六年（1880）北京老二酉堂重刻本，改名《济公全传》，题“西湖墨浪子偶拈”（北京图书馆藏，又：日本《舶载书目》中录有此书目，题“西湖墨浪子偶拈”，由天花藏主人作序，估计当是同一种刻本）；

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改名《皆大欢喜》。此外，还有西湖墨浪子《西湖佳话》中的《南屏醉迹》，与《醉菩提全传》仅是文字繁简不同，内容无多大差别，当是一种简写本或初稿本。另一种《醉菩提全传》，题张大复作，当是根据《醉菩提全传》敷演而成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金陵城北科巷荫余善堂重刻本，书名《醉菩提》，副题《绘图度世金绳》，有图三十页（北京图书馆藏）。与此书内容相同的有大连图书馆藏宝仁堂刻《新镌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不分卷，署“天花藏主人编次”，卷首有桃花庵主人序（桃花庵主人，姓名不详，仅知其字为“醒斋”，居苏州桃花坞）。

《济公全传》：清末王梦吉撰，共三十六则。

民国

《济公全传》：共七十回，吴越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