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巧合，在京过去的几个年头中从没过京城的朋友于四月天来相邀的，特别是正值了海棠花期时分，这种人生的不能相与一旦严肃起来是过于落寞的，却也纯属正常，没有同道者何来相邀携？今年终于有所不同，落寞算是暂时告结。同朋友一见面，我似孩子般想也没想就说去海棠花溪，这种内心的迫切感令我深深感受着压抑过久所带来的一种近乎贪婪的冲动。朋友听着又看了看我，笑了。可能还是因当时表现的太过孩子气，可管谁在乎呢，我一下轻松了，似乎这些年都在焦虑的等这一天，生命的缺终于补上了。既然要补生命的缺，那么也就要心甘情愿的承担起文人心理变动的固有情绪线，所以认命吧。翌日再去，海棠依然锦簇无恙，心情依然一片蔚蓝，犹如当日睛空好到了极致；第三日再去，忽然发现落英多了，一片一片残红满地都是。我有些怅然的抬起头，谁料正与面前树梢的一朵海棠面面相觑，心赫然痛得有些承受不住，急忙匆匆离开。之后，再也不敢去，而那一朵海棠却硬硬的定格在了脑中，像美丽更像等待救助的一个希望，然而我什么也做不了。

对于它我无法拯救，就好像清楚自己一样在既已认定的命运之途中上下求索无法拯救。既然无法拯救，或许就该放任了去，哪怕让一种希望疯狂的走向毁灭，只要被欣赏过总会被赞扬。因而，我也冷不丁会做出这样一种反思，认为文人的固定心理变动情绪线可能只是自己为自己的孱弱辟就的一条自我放逐、自我逃避的甬道。其理由在于，在苏东坡身上是很难寻到这一所谓“文人情绪”的共通迹象，即便他贬居黄州，依然安道乐生，依然看不到他一丝的悲怀，对于他来说好像世界无时无刻都是可爱的。因而面对海棠，他表现的达观在一般文人看来只可能被朔为冷情与残忍。苏东坡确实是直面了海棠一步步凋殁，但直面惨淡或许才能真正识透生命的奔放与奔放中消亡的领悟。那一夜，他举起手中的高烛，没有睡，正如他所说“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若此，想来我什么也无须去做，即便是这一年的海棠早已凋谢成泥。至于脑中的这一朵，或许是冥冥中如同东坡一样担心着“只恐夜深花睡去”。原来，我没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