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涂先生的书学教育中，强调“书者舒也，舒性情也，书者如也，如其人也”。在教学中，贯串“书者舒也”、“书者如也”乃为书之至极的思想。强调一个人的书法是一个人的性情的具体体现，书法有“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之效。字可以见人的肺肝，可见人的性情，恰如逸少所云：写字可见“诚意学者”，可见“天性灵者”。先生常以历史上书家的人品与书品为例，条分缕析，理解心正则笔正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在书法上，人品既殊，则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所谓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柳公权有“心正则笔正”。即有人正则书正之意。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经》所云“思无邪”，《礼记》云“毋不敬”，书法要旨，一语可括。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人的心灵之舞，是碧翠可人的一片绿地，是生命意义的本质之源。

“书者舒也，舒性情也，书者如也，如其人也”，乃是中国书法艺术根本目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充满了书者情感内容的书法才能真正获得艺术的生命和价值。如南齐王僧虞《笔意赞》所言：“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为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又如唐孙过庭《书谱》所言：“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

书法体现人的的性情，首先，是书家的情感融入书作之中，从而形成个人的艺术特点，所谓《祭季明稿》，即颜真卿《祭侄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书顿挫郁屈，不可控勒；《告伯文》则心气平和，故容夷婉畅，就是指此。其次，就是惟有浸透了书家情感的作品才能感发和打动人心，激发他人之情。如明人王世贞《文氏停云馆帖十跋》所言：“《祭侄文》有天真烂漫之趣，行狎之妙，一至于此!……忠义真至之痛，郁渤波磔间，千古不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性情”的完整内涵。无论从创作还是欣赏两个角度看，“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乃是书法艺术的根本准则。而对习书者而言，“心手达情”，“顺其情则业成，违其衷则功弃”，则是达“至极”的不二途径。对于书法的理解，先生的论述亦卓识精核。其言曰：“书与神契，笔与意契。书家要有悟性，悟者灵性也。”书写之时，要求笔笔划划要有来源，书字代表了书写者本人的风格和特点。书法艺术最讲究书法家本人的他的个性精神的流露，中国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书法作品，都因情事不同，书字亦随之而异，应感之理，融于书中，故能独垂古今。

先生言近旨远，认为书法表现的情感具有抽象性，书法艺术是以汉字的“形质”，书写的行气章法来表达情性的。所谓“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乃是从“形质”出发，同时又超越了一般的点画形态，从“形质”总体的风格样式凝结情感的意蕴，以行气章法为形式，以给人以审美感受。而“曲直之粗迹，在柔润与硬燥”，则从“形质”最基本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形质达情的起码准则。这里的“柔润”指形质生动灵活而有生气，“硬燥”指僵硬呆板，“状如算子”即是表现之一。其所以“不能成书”，而只能“记文”，不仅在其技法贫乏单调，更在其无法表现丰富活跃的情感世界。张旭的草书所以能“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正因其“有动于中，必于草书发之”，所以其形质才千变万化，所谓“张长史书悲喜双用”，亦指唐人张旭草书，在形质上变幻无穷。而怀素草书形质高度简练，其气势逼人，表现了一种超越悲喜之境的佛门放逸之情，故“悲喜双遣”，遣者，使离去之意。此外，象晋人王羲之“从哀戚中结法”的境界等，都指书法能超乎于文字意义以外，在本身的形质中“含情”，使人欣赏书法能“虽则不面，其若面焉”，以至于“彼迹无缄，而遗情未尽，心存目想，欲罢不能。”因此，“书者舒也，舒性情也”，即在“性情达于形质，形质本于性情”的融合。

涂先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先生甚或认为：字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个人的祸福休咎。字是个性的表现，它以“形质”为载体，行气章法为形式，书法的情感表现，是一种由个人的性情转化成的抽象情绪，或一种长期稳定性的情感结晶，如怀素的“悲喜双遣”，张旭的“悲喜双用”。因此，书法象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有一些长期形成的表现情感的“程式”，如“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篆书有草篆、行篆。隶有草隶、行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总的程式基础之上，再“凛之以风神，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书家可以将“精而密”的篆书、隶书，运用草书的“流而畅”的形式，得到新的、不同的风貌和趣味，从而“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此时书写技法具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意蕴。先生认为临古人书要由形入神，把握书写技法最终达到精神的层次。遇古人碑版墨迹，辄心领而神契之，落笔自有会悟。斤斤临摹，已落第二义矣。

而且，在临古人书时，只有将其书之“舒”、“险”等表现的喜、怒、哀、乐，一一会于胸中，感发起自己相应的情绪，所谓“涵养性情，感发志气”，使自己也达到类似的情感境界，才能免于“徒求形似”，从而达到“怀抱萧散，陶性写情”的书法境界。所谓“顺其情则业成”，指的便是既会古人之情，而又寄我之情，既“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又“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潸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先生的书法就是得“新理异态”之趣，融汇诸家而成自家之面貌。

作为一位哲学家，涂先生认为：书法体现人的性情具有特殊性，但又有它的普遍性。在文化领域，一个人的一堂课，一句话，一个演讲，我们何尝不可以见到一个人的性情，见到一个人的肺肝。或许，这也是书法给我们的启示。

2、 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

书法是人的性情的写照，是人的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人一生勤学苦练的见证。涂先生幼年之时，喜爱书法，日课晋人书法，持有十年；而后，复恒临摹汉唐诸碑。师法孙过庭、黄山谷。先生深知书写的基本技法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中国书法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2001年至2003年期间，我校一共举办了四届“艺术与科学”展览，每次展览期间，涂先生都要来观看展出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并主动向来观看展览的学生讲解每件作品的历史及其艺术价值，其兴致勃勃，于斯看见。2002年4月，在参观第二届“艺术与科学”展览时，先生欣然题词：“先于画中看山，后于山中见画，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此谓先模仿后创造，此中华数千年之宝贵经验，后人当深长思之，盖推陈出新，理固然也。”

涂先生认为：书法首先是继承，不是创新，即所谓“先与古人合”。没有基础，就没有创新。只有“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才能步入创新之途。随便作书，就以为创新，这是最危险的。先生常说，搞文科的人，不会写字，不会书法，就一文不文。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而且，在书写的执笔与运笔中，先生认为：“书重用笔，用之存乎其人，故善书者用笔，不善书者为笔所用。”先生写字，大多悬臂悬腕，甚至书写蝇头小楷，亦悬腕题写，故其势开展，非枕腕所能比拟。在用笔方面，习惯小笔写大字，故能发挥笔的作用。因此，先生所书条幅吊屏，甚或匾额楹联，往往雄浑丰厚，气势博大。先生认为：书法中，用笔极为重要。书成于笔，笔运于纸，指运于腕，腕运于肘，肘运于肩。在教学之中，强调习字要在捻笔，执笔在手，须虚掌实指，指不入掌。东西上下，无所隔阂。他认为用笔要有变化，否则就难称书法，甚至一笔之内，也应有变化。先生坚持“意在笔先”，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惟有如此，才能达到书写的要求。先生还认为：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在论及中国书法的源流时，涂先生认为：中国书法的源流在甲骨、在钟鼎、在小篆。小篆讲究匀称，匀就是均匀，称就是对称。在书写中，先生一贯强调中锋行笔，力求达到“笔笔中锋”，“藏头护尾”。他认为要达到“笔笔中锋”的最好办法是练习篆书，这是因为小篆书写的特点，就是中锋行笔。所谓中锋，就是笔端垂直书写的平面。周篆委备，譬如石鼓。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诸碑。先生认为，学写中国字，必习篆书，否则不能称之为善书者。《书谱》云：“篆尚婉而通。”篆书婉而愈劲，通而愈节。先生在书写篆书的过程中，悟出“把笔无定法”的奥妙，故行笔意气酣畅，平矜释躁，侧笔斜行，复归中锋，用笔或毫尖、或笔肚、或笔根，灵活适意，左右逢源，时而轻提细勒，细筋入骨，时而重按粗犷，字外出力，不飘不怠，流中有留。先生认为：书法高度重视法度，书法以“法”入门，“法”乃是书法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同时又不能拘于法，泥于法，“寓有法于无法”甚而作为法之“至境”。技法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最终表现人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的情趣。

书为心画。先生之书法，线条灵动而能兼众妙，意境高雅而骨气沉稳，形体舒展而刚柔并用，韵律奔放而活泼飞动。所书之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结体方面，先生也颇具匠心，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笔画能随机应变，疏密大小，俯仰顾盼，庄重典雅，其错综而寓于节奏变化，聚散而富于通体灵便，给人以笔划遒劲之感。即有自己的面目，又于前代书法大师的作品中有迹可寻。先生认为书法的关键，要在掌握笔性，纸性，墨性，水性。故其作书，用墨用水，恰到好处，令人百看不厌。这是先生“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的结果。

3、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

涂又光先生一生持身严谨，坚持学问的正道，追求书学的最高境界。在书法创作中，体现人的意诚心正，体现书法的中和之美。先生认为：书法着实体现着人的文学艺术修养与人文精神。书写者文史哲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写字的好坏，而人文精神又是书写者造就灵魂的关键。先生精妙绝伦、严整肃穆的书法，与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分不开的。

一个人要有全面的文化素质，恰恰书法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综合写照，它全面体现了人的精神与素养。涂先生认为：一位书家要有宽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养。书家必须有“书外功夫”，“字外之功”，即从书法以外的各个方面吸取营养、累积学问。并将这种营养化入自己的人格之中，以养成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从而使书法作品自有耐人咀嚼的情趣和意境。不“学”则无以“养”，不“养”则徒然去“学”。古代书论中，书家“行万里路”，即从大自然中得到陶冶，净化心灵，并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之美，加深对书法的理解，然后通过“顿悟”激发，启迪创造书法之美的灵感，使书法艺术产生质的飞跃。“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即所谓“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而“得江山之助”。文献所载，书家靠“悟性”而书艺俱进的例子极多，如王羲之、张旭、颜真卿、怀素、黄庭坚、董其昌等，在其艺术实践中都有个“异类而求之”，顿悟而突进的环节。所谓观剑器舞、担夫争道、夏云变幻等等而悟书法之妙，乃至历史上著名的“印印泥”，“锥画沙”、“屋漏痕”等有关笔法、笔意的理论都是“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的结果。

涂先生论治学，唯以读书为要。他认为无论为学为书，都应“读万卷书”，如苏东坡所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若“于字内求字”，无异于徒费岁月；而于书法之外，读书万卷，厚积薄发，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形成书法的品格。倘若只在书法上下功夫，而缺乏诗文，绘画、篆刻、乐律等方面的艺术修养，便难以达到高妙的境界。

宋人黄山谷曾反复强调，书家应“胸中有书数千卷”，“胸中有道义”；强调书法应“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里，“学”已经化为“养”、化为书家的胸襟和精神境界。在苏、黄之后，清人张照也有一精赅的概括：“惟与造物者游，而又加之以学力，然后能生动。”这些言论，先生总是勉励学书者，宜长思之。

在治学中，涂先生强调专与通的关系，他认为专是通的特殊，只有在通的基础上才有专，只有对各门学问融会贯通后才能专，没有通就不可能有专。通是基础，专是特殊，专与通的关系，就是哲学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且，专与通二者，不能颠倒，更不能混淆，先生认为书法也是如此，就书体而言，要博通诸体，方知变法。书家不能以独擅一体而不及其他，他指出一位书家不懂篆书，不懂草书，就不能称之为书家。专攻一门，就以为是专，那就是不懂学问，当然，就不懂中国的书法之道。

涂先生认为，草书虽草，但笔笔划划，俱有法度规矩，不会草书切莫自编自造。具体书写时，要力求使笔画少的字看起来不单薄，笔画多的字看起来不繁乱，结体要讲求因字造型，自然会通。并要力求使墨色与宣纸所占的比例恰到好处，使纸与墨起到相互承托的作用。先生主张书写的内容要与书法的形式相统一，无论是书写前人的名言名句，还是书写自己的作品。

“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古来书家，莫不如此。涂先生为学淹通，雅好诗文，哲学的抽象思维，虽使他无暇创作，但他坚持认为：一个中国学者，不会诗词，不会作联，不会写字，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学问。先生常说：“我虽平平庸庸，但是端端正正，扎扎实实。”此话绝非虚言，先生书写的作品，无论匾额楹联，或是条屏横幅，大多自作自书，辞翰俱美，反映了先生深厚的学养。

在涂先生创作的诗词联文，辞奇意幽，足使读者感喟。也无不体现先生所具有的文学素养，如1990年12月，冯友兰先生去世，先生悲撰二联，以志哀悼之忱。先生的联文，在悼念冯友兰的挽联中，洵为上乘之作。

其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渡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劝，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可凭四百万言。

其二

忍泪度生辰，祝八千年为春为秋，亦难百岁。

呕心求新命，念七十载忧民忧国，更有余哀。

2004年4月，张岱年（1909－2004）去世。张氏世之时，冯友兰先生曾将其立身之道，概括为“刚毅木讷”、“直道而行”，涂先生集《论语》句，撰成一联敬挽，联云：

直道而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如是。

智者不惑，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涂先生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书写之中惜墨如金，惜纸如金。从不浪费滴墨片纸，做到物尽其用，日尽盘墨。先生为人性情洞达，平易近人，对于索书者，往往有求必应，多用行草书写以赠。题赠的书法作品，风格隽逸，用笔温柔敦厚，极少险峻奇崛。题词的内容或为经史名言，或为唐诗宋词，或为自赋诗词，其意在勉人上进，鼓励后学。1999年，涂先生为大儒先生题诗并书，诗云：

长春楼上多诗书，三代薪传出大儒。

积善之家有余庆，南山孤岛爱吾庐。

涂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历来是15岁开始的智、仁、勇综合发展的终身教育，死而后已。它在20世纪以前是人文阶段，近百年来在科学阶段，正在迈向人文科学阶段。近十几年来，先生一直积极投身到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事业之中，发表了许多义精语洁的文章，并用书法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方法，推动大学人文素质教育。[2] 这一时期，先生讲坛花开，书作甚多，无论是题词，还是题名，先生的书法为好书者增光添色，蓬荜生辉。先生询为推动人文素质教育的典范，他赠给杨叔子院士诗中说：

琼楼玉宇四时春，上有垂杨景色新。

日丽风和桃李笑，天机妙处是人文。

2001年，周礼全八十辰寿，先生为其杖朝大庆，喜赋七绝一首，其云：

青牛白马演新知，金老逢人说项斯。

八十皤然成健者，温柔敦厚好吟诗。

诗中金老，指金岳霖（1895－1984）。“皤然健者”，“温柔敦厚”，不仅是涂先生对自己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学长周礼全的评价，恰恰也道出了先生为人、为学、为书的目标。余尝聆先生授课，观其板书一笔不苟，听其言辞切切，慷慨激昂，如坐针毡；辄感先生年已八秩，以杖朝之资，其言也真，其言也善。但是，只要我们观摩先生的书法作品，就可以想到一位虽皤然白发，而又温柔敦厚的中国学者的形象。

涂又光先生好学深思，平生邃于“尽性至命之极”的经学；在哲学领域，博洽古今，融汇东西，有中华气派。在书法方面，他的书学思想，见解亦极为精辟，且不乏千秋高议，这是与先生近七十多年来的书学实践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讨论涂又光先生的教育思想而忽略了他的书学思想，那么，这些讨论无论如何都是不全面的。先生有关书法的论述，是其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重读先生的教导、以及先生的书作，都会从先生的人品、学品、书品中体悟道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与中国教育的精神。作为一个并没有以书法为生，但又是一位气贯古今的书家，涂又光先生的书作与书学思想确实实在在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学识渊博，久历时事，其孜孜以求，循循善诱，嗣响过庭。尽管今天中国书法的文房四宝，已经迅速地远离现代社会生活，但是中国书法所具有的功能，它对于今天人们思想情操的陶冶，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及其提高，并没有因之而稍减，相反，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涂又光先生书法及其书学思想的原因，或许，也是我们献给他八十寿辰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