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五年,经过斗争考验,由罗纳川介绍,涂正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春,平江党组织为了迎接和支援广东革命军北伐,积极进行准备。五月间,中共平江地委召开了党的干部会议,动员所属党组织的力量,开展“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的宣传。涂正坤利用端午龙舟竞渡的机会,在谢江一带向农民发表演说,揭露北洋军阀罪行,号召农民群众起来响应北伐。是年八月十九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江。涂正坤随即组织嘉义区农民协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他积极领导全区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平粜阻禁以及破除封建陋习等方面的斗争,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

正当革命运动高潮之际正当革命运动高潮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策动了“马日事变”。平江革命群众也惨遭屠戮,涂正坤被通缉。他化名喻义华,以缝纫为掩护,到北乡一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一九二七年九月,涂正坤曾率领当地工农武装,积极参加毛泽东组织领导的湘东赣西秋收起义。后因工农革命军在金坪失利,队伍被打散,无法取得联络,遂率部转移到连云山白花尖一带打游击。

白花尖是平江东部群山中的一座大山白花尖是平江东部群山中的一座大山,住着好几十户人家。涂正坤依靠贫苦农民,恢复了农民协会,并积极设法建立和扩大农民武装。一次,他到百花台集镇敌团防局局长家缝衣,乘机侦悉了团防局的地形和武器收藏点;又利用给局长赶夜缝衣的机会,巧妙地将游击队员埋伏在团防局周围,然后装着到厨房添熨斗中的炭火,将房子烧着,趁团丁全力以赴救火的当儿,游击队员冲进团防局,将十几条枪和一批弹药全数缴获。尔后,涂正坤还利用土豪劣绅办喜事之机,引导游击队员混入另一团防局,又夺得了一批枪支,农民武装迅速扩大到一百多人枪;还收集和购买了许多梭标鸟铳,用以武装农民。涂正坤在白花尖上写作了“梭标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著名战斗诗篇,以鼓舞和激励农民的革命斗志。

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妄图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扑灭下去。涂正坤的父亲和母亲先后惨死于反革命屠刀之下。但这却更加激发了游击队员的阶级仇恨。就在涂正坤母亲被害不久,罗纳川率领平江县游击队猛袭平江东部重镇长寿街,守敌邱国轩部被击溃,剩下的三十余人向嘉义方向逃窜,被涂正坤所部拦截全歼。秋收起义时,邱国轩事前向我部投诚,尔后又叛变投敌,在金坪伏击工农革命军,这次被活捉,随即在嘉义镇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将其判处极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黄公略等举行著名的“平江起义”。二十一日下午,黄公略率领全营首先在嘉义举事,全歼了当地地主武装挨户团。涂正坤时任中共平江县委第四区区委书记,当即与黄公略取得联系。他一面指挥地方武装,杀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一面派人给部队带路,取道周方、思溪、钟洞,到平江县城与彭德怀所部主力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随后,选出以王首道为书记的新的湘鄂赣边境特委。从此,开始了湘鄂赣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在边境特委和平江县委的领导下,涂正坤率领嘉义一带的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地主豪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一九三○年,以平江为中心的湘鄂赣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全盛时期。担任平江县委书记的涂正坤,工作异常紧张。五月一日,他在黄金洞召开区委和赤色农会负责人会议,研究进一步组织群众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和扩大政治宣传等问题,并决定开展“红五月”运动,以配合红五军攻取平江县城。五月三日,彭德怀率部进驻长寿街。县委当即召开了一个数百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热烈欢迎红五军的到来,接着又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五月六日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方案。五日,涂正坤率领东、北两乡部分赤卫队随同红五军主力及湘鄂赣独立团从长寿街出发,经钟洞进扑县城。经过激烈战斗,于六日上午胜利地攻占了平江城,毙敌余贤立团四百余人,获步枪近千枝、机枪十二挺、弹药物资甚多,并救出被敌人关押的革命同志四百余人。从此,平江整个东乡、南乡和西乡的杨晋、谈岑,以及北乡的天岳关、恩溪、梅仙等占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区,完全变成了苏区,全县的地主武装挨户团基本被消灭。

这年七月十五日这年七月十五日,在长寿街召开了平江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涂正坤代表县委作了大会的任务及平江县今后斗争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临时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苏维埃组织法等,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涂正坤等十一人被选为县苏维埃执行委员,张怀一被推为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处和赤卫、财政、劳动、文教、土地、肃反、粮食、市政等委员,分管各项工作及有关事业。会后,各区、乡先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区、乡级苏维埃政府,工农群众掌握了农村政权。工会、农会、贫农团、互济会、反帝同盟、妇女会和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团结在党的周围进行工作。

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二日,湘鄂赣边区特委和红三军团在平江天岳书院广场举行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和攻打长沙的誓师大会。涂正坤等组织和动员平江全县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工农群众十二万人参加了这次盛会。与会者包括浏阳、修水、万载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共约二十万人,从天岳书院门前直至鲁肃山下,方圆站了一里多。红军束装荷枪,威武壮肃;赤卫队梭标林立,敌忾同仇。会场内外,红旗蔽日,欢呼声、口号声响遏行云,形成了二十万红军、农军准备攻打长沙的雄伟场面。正是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游击队、赤卫队及众多的担架队、运输队的有力支援和配合下,红军才取得了迅速攻占长沙的胜利。

在红三军团两次攻打长沙前后在红三军团两次攻打长沙前后,涂正坤和县委其他领导人,除了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以外,更用主要精力领导全县苏区农民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运动。早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平江部分地区就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分田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党进占苏区,地主豪绅反攻倒算,土地得而复失。这次土改是在平江县城和全县绝大部分地区控制于革命政权达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的,各区乡都组织了由党的主要负责人领导的宣传队,采用演戏、写标语以及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向农民群众讲解农民受穷受苦的总根子,是地主阶级占有土地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讲解这次土改的方针和政策。这次土改于一九三一年四月胜利结束,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土改过程中,涂正坤深入贫苦农民中进行调查研究,及时纠正了一些偏差。他家所在的谢江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和当地群众,出于对他的爱戴,把塅中几坵好田分给了他。涂正坤知道后,坚持把好田退掉,要了几坵坳上的硬坂田,并对乡苏维埃主席说,共产党人要随时想到群众的利益,要先人后己。一九三一年五月,在连云山灶门洞召开了湘鄂赣边区党代会,参加的有彭德怀、李宗白、胡筠、傅秋涛和涂正坤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深入开展边区的土地革命斗争,纠正“左”倾行动,不准乱杀人。涂正坤在会上汇报了平江进行土地改革的作法,受到与会同志的称赞。

涂正坤在领导平江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同时涂正坤在领导平江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同时,非常关注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他亲自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并以粮食委员会主任名义与县苏主席张怀一共同签发通知,严禁宰杀耕牛和取缔富农卖牛出境,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恢复了黄金洞金矿生产,开办贸易局,以边区所产之茶、麻、油、纸等土特产输往白区,换取人民生活必需品,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搞活苏区经济。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涂正坤出席了在长寿街召开的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二十多个县的代表共一百三十余人,涂正坤和李宗白、刘建中、杨幼麟、赖汝樵、邓乾元、胡筠、张警吾、张怀一、孔荷宠等十一人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遵照中央训令,撤销红军攻占长沙后成立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划定湘东北、鄂东南及赣西北各县为湘鄂赣省苏辖区。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反对立三错误,巩固和发展苏区,壮大红军和工农武装,消灭封建地主武装,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坚决执行优抚代耕制以及加强工会、妇女、共青团的组织,发动白区群众斗争等重要决议。涂正坤和赖汝樵、李宗白等二十三人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大会于十月四日胜利闭幕。在五日召开的省苏第一届执委会上,涂正坤和赖汝樵、刘建中等九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并推定赖汝樵、刘建中为省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涂正坤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重要法令,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保卫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巩固和发展了苏区。

涂正坤任湘鄂赣省苏财政部长期间涂正坤任湘鄂赣省苏财政部长期间,面对财政制度混乱,收支不平衡的严重状况,明确提出了统一收支,开发财源,节约开支,充裕国库的方针,大力整顿财政纪律,开源节流,使苏区财政紧张的局面,得以缓和,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和苏区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九三二年三月,湘鄂赣省委改组,成立了以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省委。四月,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临时省委提议改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撤销了赖汝樵、李宗白等十三人的省苏执委,组成以王显德为主席、刘建中、彭德怀为副主席的新的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涂正坤仍留任省苏执委。与此同时,湘鄂赣苏区开展肃反工作,涂正坤一度代理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执行了林瑞笙等人肃反扩大化的政策,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好同志。对此,涂正坤当时曾私下对人忧愤地表示: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并为自己未能给被冤杀的同志实事求是地进行抗争而感到内疚。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涂正坤先后任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军区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作战分区政委。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湘鄂赣省级机关转移到龙门山区,被敌包围袭击,遭到惨重损失,主力红军和省级机关干部千多人,大部壮烈牺牲,“仅剩约一营人”;苏区人民亦备受敌人蹂躏、摧残。在总结这次失败教训的八月紧急会议上,某些领导人曾指责留平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涂正坤没有积极向修水行动,配合这次转移,犯有“机会主义错误”。但正如后来傅秋涛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涂正坤他们当时只有两个保卫队,最多也不过能调动敌人两个连,怎么可以牵制敌人而挽救这次失败呢?涂正坤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正确地对待了这次错误的批判。会后,即全力以赴地参加恢复红十六师和湘鄂赣苏区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北上,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湘鄂赣边区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与敌作战中省委书记陈寿昌和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先后壮烈牺牲,涂正坤与新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共同负责支撑着这一时期的艰难局面。傅秋涛主要担任军事领导,负责前方战事指挥;涂正坤则担任党政领导,负责后方工作。这时,蒋介石派何键、熊式辉等以大于我数十倍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对边区军民进行残酷的“围剿”。他们一是采取碉堡政策,层层封锁,包围分割苏区,扬言要“车干塘里的水,活捉塘里的鱼”,企图以碉堡来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二是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平江县东乡连云山一带,被杀得尸横遍野。人烟断绝,开始杀人以人头计数,后来杀人如麻,改以耳朵报功。原有三千七百多人的老苏区辜家洞,经反动派多次烧杀抢掠,成了荒无人烟的“孤家洞”;三是强迫移民并村,将黄金洞、徐家洞等老苏区人民驱赶到嘉义、长寿等集镇,同时实行凭“良民证”计口购盐、买粮等反动措施,妄图断绝苏区一切物资供应;四是实行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五家一联,十甲一保,推行所谓“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反动政策;五是利用叛徒孔荷宠等设立“招抚”机关,引诱意志薄弱者下山投降。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涂正坤革命意志弥坚,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干部和战士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他拖着疲瘦的身子,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从这个山洞钻到那个山洞,“什么人他都找来谈话”,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掌握粮食是当时敌我斗争焦点和我军生死攸关的大事,涂正坤亲自兼任省苏粮食部长,负责粮食的筹集和分配。他派人千方百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弄来一点米,总是优先照顾伤病员。有时十天半月找不到粮食,他就带头挖野菜、竹笋或采集各种野果充饥。就这样,干部战士勒紧裤带过日子,长年累月与敌周旋。一次,游击队遭敌突袭,旗手阵亡,红旗被夺走。当部队转移到一个崖洞休息时,涂正坤凭着他高超的缝纫技艺,将自己一床枣红被面精巧地改制成一面鲜艳的红旗,并绣上“战斗到底”四个金黄的大字,于次日清晨迎着朝阳,随风招展于驻地。这天下午,同志们举着这面红旗,向清乡队发起猛烈进攻,消灭了敌军一个整连。

在敌人进攻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在敌人进攻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省委提出把工作放到外线去。涂正坤带病奔走于鄂东南和修、铜、宜、奉各地,建立外围支点,同敌占区地下党保持联系,依靠他们给苏区通消息,送情报,送粮食。他还发动秘密党员争取了敌人的一部分“守望队”,当游击队到白区打土豪时,他们暗中放哨、带路,等游击队走了,方才鸣枪报警。涂正坤还曾设计引开敌驻黄金洞的正规军,扫荡当地的地主武装,从而恢复和扩大了这块老苏区根据地。随后,游击队沿汨罗江东西两岸发展,到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游击区扩大到长田、秋湖以至浯口、新市街一带。游击队在傅秋涛、涂正坤率领下,轻装便服,昼伏夜出,贴标语,捉土豪,神出鬼没,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夕数惊。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进行人事调整,傅秋涛任省苏主席,涂正坤任省委书记。这年五月,蒋介石调其五十师和七十师向平浏苏区进攻。在来势汹汹的敌人面前,涂正坤与傅秋涛一道,以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发布“讨伐令”,动员苏区全体军民,与敌人展开顽强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犯,使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为革命保存了近五百名党员干部、三百九十多名战士。傅秋涛后来在总结这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时,高度赞扬了涂正坤的功绩,他说:“很多同志在后期(指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起了决定作用的,特别是涂正坤同志,想了很多办法,团结了很多干部,有很大成绩”。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此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涂正坤坚决拥护党中央团结抗日的英明决策。在这以前,由于电台被敌击毁,省委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但当涂正坤从《解放》周刊有关文章中初步了解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之后,即多次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如何实现团结抗日的问题,最后决定一面派人请示党中央,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战。与此同时,为适应联蒋抗日政策的需要,于五月十日正式成立了以傅秋涛为主席,涂正坤、邓洪等为委员的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为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省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合作,其条件是:一、划湘鄂赣苏区为特区;二、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三、释放所有被捕的革命同志;四、发给经费。另一个方案是停战,其条件是:一、撤退对我军进攻部队;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把平江县的嘉义市让出来给我们,便于与武汉行营谈判;三、我们集中部队时要通行无阻,不得逮捕和杀害我方人员;四、发给经费;五、停止诱降行为,叛徒来“招抚”我们就杀。省委一方面按上述方案着手进行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同时布置各地加紧扩大红军,准备应战,以立于不败之地。

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仍企图利用叛徒孔荷宠等前来“招抚”收编。涂正坤等严厉警告他们:“如果要派叛徒孔荷宠他们来谈判的话,我们一见面,就要杀掉他们!”给了国民党以有力的回击。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武汉行营派来两个参谋和敌五十师一个团副,到我军所在地丽江山口进行谈判,同意了我方提出的五条停战条件,并约定十八日双方到嘉义市正式谈判合作抗日问题。届时,国民党政府派五十师一个旅长、一个团长以及平江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等人到嘉义镇,我方代表为涂正坤、傅秋涛、钟期光三人。为了预防意外,我方在外线布置了警戒,作好了应战准备。会上,涂正坤和傅秋涛等严正驳斥了国民党方面所宣扬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谬论,解决了一些次要问题,同时商定二十日在浏阳继续谈判。正在这时,我党中央派赖传珠、李涛来湘鄂赣省委,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使谈判有了明确的方针。涂正坤等按时到达浏阳,与国民党军五十师师长岳森进行了一天一晚的正式谈判。当谈到释放政治犯和集中红军游击队等实质性问题时,岳森提出要我方提交名单等条件,企图事先杀掉我部分同志,并趁我部队集中时聚而歼之。涂正坤和傅秋涛等洞察其奸,严词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机智地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种种圈套和陷井,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最后双方议定:一、释放所有的在押政治犯;二、在浏阳建立我方的办事处;三、红军部队集中,番号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至于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我军的经费等问题尚需留待武汉谈判解决。八月二十日,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到武汉行营谈判。这时中共代表董必武已到武汉,谈判在董老领导下进行。八月二十九日,双方谈判成功,终于建立了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湘鄂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人枪千余,由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率领,开赴江南抗日前线。

傅秋涛率部东进抗日后,在嘉义镇成立了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领导边区抗日支前工作和处理指战员家属有关问题,并用这一公开机构来掩护中共湘鄂赣特委进行工作。特委书记涂正坤,其公开身分是新四军上校参议。在特委和通讯处的组织领导下,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救亡活动,迅猛地开展起来。由于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委成立后,把整顿和发展党组织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不久,在江西修水和湖南平江、浏阳、岳阳等县发展了上千党员,恢复了县、区级党委和基层支部,并举办了十多期党员训练班,办了内部刊物《党的工作》。涂正坤亲自给党员上党课,给党刊写文章,努力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教育大家发挥共产党员在抗日救国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涂正坤深知通讯处工作的重要性和斗争的复杂性,他曾对同志们说:“我们通讯处是党中央、新四军同湘鄂赣老根据地人民密切联系的纽带,是我们党领导民众抗日的机构。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是在老虎口里翻筋斗,要百倍警惕”。

通讯处一成立通讯处一成立,涂正坤即领导大家奔赴各地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他与中共平江县委负责人李淑陶等一道,在县城组织了“救亡剧团”,开设“大众书店”,创办“老百姓壁报”,亲自为壁报撰写稿件。一九三八年底,党组织通过各种救亡宣传团体的串连发动,在平江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火炬游行,以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涂正坤特别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争取他们站到团结抗日的阵线上来。据李锐回忆,一九三八年涂正坤在长沙谈到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充满了乐观与希望。曾说:“好的特别好,坏的也特别坏;但是对于坏的,我们仍旧是尽量争取他们到抗战队伍中来。就是那些杀过我们的亲属,害怕我们回去报仇的人,我们也是用最宽大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近他们,让他们彻底了解我们是不算旧帐的,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时期,涂正坤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平江地区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将大批进步男女青年,吸收到这一抗日组织中来。队员们带头参军支前,积极宣传演出,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涂正坤领导下在涂正坤领导下,通讯处在扩军支前和优待抗属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用实际行动抗击日寇,他让自己的独生女儿涂丰云去参加新四军,并鼓励她英勇杀敌。后来在芜湖战役中,丰云壮烈殉国。在他的带动和组织下,湘鄂赣边区出现了参军热潮,一批批新战士涌向抗日前线。通讯处还千方百计为新四军一团留在嘉义的一百多伤病员进行了治疗,经过精心护理,有七十多名伤愈出院,组成补充连开赴前线。为了使战士们在前方杀敌无后顾之忧,特委对新四军家属的生产、生活都作了切实的安排,把几十个生活困难的抗属组织起来,在梅塘大屋搞缝纫,生产自给。一九三八年春节,涂正坤带着通讯处人员分赴抗日烈军属家里慰问。他见抗属邓奶奶衣衫单薄,便脱下自己的棉衣披到大娘身上;抗属周阿公粮食不够吃,他从家里拿来大米送去。有一次,他的爱人病了,医生开了三剂药,没有钱买。可是当他听到有个同志病在浏阳家里,便马上设法筹集现洋十块,派专人给那位害病的同志送去。

正是由于涂正坤的带动和影响正是由于涂正坤的带动和影响,特委和通讯处领导成员,人人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处处关心群众,所以湘鄂赣边区的军烈属和群众无不把涂正坤等看成自己的亲人,前方战士更是以无限信赖之情感激通讯处给他们家属的关怀和照顾。

抗战爆发以来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集团的军队节节溃败。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日寇侵略矛头一步步逼近平江县境,国民党平江县政府随时准备逃跑。这时候,国民党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调防平江,扬言要在这里“抵抗日本”,进驻了嘉义镇。这一下平江的群众可遭了殃,他们强迫老百姓腾房子,随意乱拖家具杂物,买东西不给钱,除原先国民党地方政府冠以“救国”二字的苛捐杂税外,又增添了什么“抗日劳军费”,军粮、马料则按人丁摊派,每户三担五斗不等,搞得平江民不聊生。人民群众愤慨地说:“他们抗什么日?全是坑的老百姓!”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乡亲,前往新四军通讯处控诉国民党军队的暴虐行径,述说他们的忧虑,要求制裁这伙“遭殃军”。为了团结抗日,涂正坤总是抑制自己愤懑之情,耐心劝导乡亲们要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冲动。他说:“打鬼子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是要耐心争取他。万一日本鬼子占领了平江,共产党决不离开平江人民,一定要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组织起来打游击,抗日保家。”

武汉失守后武汉失守后,蒋介石集团在日本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下,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示其所属,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后方机关进行袭击和破坏。杨森和平江当地的反共顽固派,早把通讯处看成眼中钉,这时便都蠢蠢欲动,准备对涂正坤等下毒手。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并诬告通讯处“收留土匪,到处活动,扰乱社会治安”。敌嘉义乡乡长杨注本危言耸听地说:“新四军有进犯平江企图”。与此同时,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师还以“便于联系”为名,要求通讯处搬至县城,企图隔绝我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以保障共产党员的安全为名,要求将共产党员名单公开。涂正坤义正辞严地对刘佛师说:“通讯处是新四军军部批准设立的,是完全合法的抗日机构,没有新四军的命令,谁也不能叫我们搬家!至于共产党员的名单,这是我们党内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

不久不久,杨森在长寿街二十七集团军总部召开会议,与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等按照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薛岳转来蒋介石解决平江通讯处涂正坤等人的密令,紧锣密鼓地阴谋策划进行血腥大屠杀。会后,除原驻防嘉义的一个营外,另调特务营余启佑连具体负责执行此项计划。该连当即进驻通讯处附近的灵官庙,并在通讯处近旁的吴氏宗祠、杨伯琴商店和大和药号等处,布置了特务人员。形势急剧恶化,敌人已经剑拔弩张了。

面对上述严峻局面面对上述严峻局面,涂正坤和特委的同志们临危不惧,随时准备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党和民族解放事业。涂正坤在参加了江西省委会议回到通讯处,向同志们分析了紧张形势之后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走,现在湖南只剩下平江通讯处了。反动派千方百计想把我们搞掉,我们决不能让反动派阴谋得逞。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坏事也干得出来的,省委要求我们时刻提高革命警惕!”他和特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了对付事变的准备工作,决定把通讯处人员由三十多人精减到十几人,凡已公开了身分的党员干部都去新四军工作或转移隐蔽;特委和通讯处分开,特委机关搬到平江芦头山区,以防万一;将党的机要文件和枪支转移疏散到谢江一带的崖洞里。安排好这一切后,涂正坤对他的爱人朱引梅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为党和民族解放而献身。如果我牺牲了,你没有被害,就要革命到底,带好明儿,坚持到最后胜利!”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许,通讯处的同志们由于上午参加破路活动都很疲劳,正在睡午觉。唯有涂正坤没有休息,正利用休息时间做群众工作,从他那小房里不时传出低微的咳嗽声和谈话声。突然,杨森所部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闯了进来,煞有介事地对涂说,接上峰指示,日寇不日要窜犯平江,务请马上到嘉义区公所商议有关抵抗日寇的紧急事宜。涂正坤见这样急促通知开会,有些犹疑,但考虑到抗日事大,不去将给他们以口实,于是毅然跟着张绍奇跨出了通讯处的大门,当他走到离通讯处约五十步远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忽然干咳一声,从左边小巷溜走了。涂正坤闻声停住脚步,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预先埋伏在右边巷子里的几个刽子手端起枪对他猛烈扫射。涂正坤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强忍疼痛,支撑着爬起来,一方面怒斥暴徒:“不要开枪!不许破坏团结抗战!”同时使出最后的气力,朝通讯处方向喊道:“反动派下毒手啦,同志们快跑!”这时,杨森部特务连包围并摧毁了通讯处,逮捕我全体人员。特委秘书长吴渊被惨杀于嘉义镇石桥边,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莹四同志则在当晚分别被枪杀或活埋于该镇附近之淘金坑内。这就是蒋介石反动集团所制造的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惨案发生后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拒不公布事件真相,并严禁群众议论,妄图掩盖其罪行,同时以“密捕密办”的手法在平、浏、修、铜等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各地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众团体均被破坏,湘鄂赣边区沦于一片白色恐怖。六月十五日,因公外出幸免于难的通讯处负责人黄耀南同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脱险的通讯处女工作人员徐敏以及涂正坤的爱人朱引梅,在涂正坤的谢江河包洲家中会合,迅即起草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这一血腥屠杀事件的《快邮代电》,散发到全国各地,使“平江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平江惨案”的消息一传出“平江惨案”的消息一传出,当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蒋介石慌了手脚,赶忙指使其下属捏造事实,诬蔑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已极”,声言“该集团军派队剿办,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对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兼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据理驳斥。他们在《呈复徐部长并呈军委会及各部长官》的电报中说:“涂正坤不仅为新四军留守通讯处主任,且被政府聘为平江县动员委员会委员,涂等为人公正,素为地方人民所信仰,曾帮助政府及当地驻军肃清土匪,张文伯先生任省主席时人尽知之,而反谓其纠集土匪扰乱后方何耶?”同时指出:“去岁武汉撤退,大军南移,平属土匪民团收缴败兵枪支,新四军留守通讯处独收容溃兵,将人枪交还原部队,此事地方政府当地驻军绅民莫不知之而称道不置。薛电谓涂正坤等枪杀国军往来官兵,灭尸缴械,何其与事实相反若此耶。”周恩来在给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的电文中,列举八大理由,详尽地驳斥了杨森等掩饰事件真相的不实之词。他还抱病接见中外记者,揭露事件真相,强烈抗议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血腥暴行,吁请当局为此次被难同志昭雪,严惩肇事者及杀人凶犯。

八月一日下午五时八月一日下午五时,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万余人举行大会,沉痛哀悼涂正坤等死难烈士,会场正中悬挂着中共中央的挽联: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毛泽东、朱德、陈云、彭德怀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详尽地阐明了我党对这一“惊动全国的大事件”的严正立场。到会者无不悲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制裁那些反共反人民的投降派。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八月十三日下午三时,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召开追悼会,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等和国际友人斯诺等参加了大会。叶剑英慷慨陈词,与会者悲愤已极,一致要求政府执法惩凶,团结抗敌。

在涂正坤烈士的家乡嘉义谢江河包洲，当人们听到涂正坤被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后,当晚就有十多名老游击队员,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将涂正坤的遗体抬回了河包洲,大家含着眼泪,埋葬了自己的亲人。

妻子:朱引梅

儿子涂明涛

孙子:涂重阳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大会，隆重追悼涂正坤等烈士。

2006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艰苦卓绝洒热血――涂正坤》。

2018年11月19日，《 人民日报 》刊文《涂正坤：艰苦卓绝洒热血 感天动地忠烈心》。